新疆军府制下的理民体制与满汉员的任用

本文重点探讨了清代新疆建省以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其特点,认为由于新疆独特的社会环境,伊犁将军无法对全疆简单实行一元化的直辖管理,需要划分区域并由其他高级军政官员来分担职责。就理民(指内地进入新疆的民人)体制而言,天山东路较早建立了州县体系,北路则经历了从理民同知到抚民同知的变化而未达到州县阶段。军府制下民政官员的配置大多遵循正职—满员(旗员),佐贰—汉员的原则,上承乌鲁木齐都统或伊犁将军的指令,兼受陕甘总督的制约,呈现出其他地方所不见的独特格局。     

从荆州驻防八旗看清朝的旗民分治政策

清政府入关之后,为巩固已有的成果,在全国大部分地方设立驻防八旗。从驻防八旗在荆州的一系列活动,如修界城、建满城等可解清朝的旗民分治政策。旗民分治是满族统治者维护自身特权,保持本民族各种传统的产物。     

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

东北是清朝的发祥地,又是满、汉、赫哲、锡伯、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等多民族聚居的边疆重地,因此,清政府从康熙朝起,特置军府制度,以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镇守管辖这一地区。光绪年间,东北的三将军体制逐渐发生变化。直至最终废除军府制,建立行省。本文拟对这一演变过程略作探述。     

清代盛京围场的隶属与盛京、吉林将军辖区的分界

清代东北地区实行旗、民双重管理体制,盛京地区的范围包括奉天府府尹辖区和盛京将军辖区。盛京围场隶属于盛京将军辖区,正好位于吉林将军和盛京将军的交界地带,故盛京、吉林将军辖区的划界应考虑盛京围场的隶属与边界。一般认为清代盛京将军辖区北界至柳条边辽东段,这个观点并不准确,忽略了盛京围场。本文利用档案、历史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绘制了盛京围场地图,并探讨盛京、吉林将军辖区的分界。     

巴彦县设治时间考

有清一代,清政府以军政制的形式对黑龙江地区实行管辖,时间是很长的。自道、咸以后,一方面汉族流民大批涌入黑龙江地区,并首先聚垦于呼兰河流域,有力地冲击了清政府的封禁政策,蒙古尔山等处闲荒开禁而准许招民开垦后,内地汉民更是负耒而至,旗民词讼因之日增:另一方面黑龙江地区与俄接壤,强邻逼境,日甚一日,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于是呼兰、绥化相继设官,军政制始向民政制转变.黑龙江将军辖区内最早设立的民官就是呼兰厅同知。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清代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驻牧地是典型的农牧交错、蒙汉杂居区域。清政府在此处设理事同知与通判,隶属山西巡抚,由原来以蒙古都统为首的一元管理体制演变成都统与山西巡抚共同管辖的蒙汉双重管理体制。绥远城将军设立之初,并未过多参与到归化城土默特二旗的事务中。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朝裁撤归化城都统,土默特二旗正式由绥远城将军辖制,从前双重管理体制中地方最高权力的主角也从"都统—巡抚"向"将军—巡抚"转型。通过梳理归化城土默特地区司法审理中蒙古官员与同知、通判以及都统、山西巡抚、绥远城将军之间司法审理权的变化,可以揭示该地区二元司法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清末黑龙江八旗之变迁

黑龙江八旗兵以骁勇善战著称于世，迄至晚清却雄风尽丧，既而八旗制度作为落伍于时代体制危机四伏，虽经改革，终难挽颓势。清末黑龙江八旗制度的衰亡不仅对旗民产生重大影响，也使边局为之改观。本文拟就此问题略加探讨，求正于方家。一后金崛起，次第征服黑龙江流域、兴安岭地区的索伦诸部，为补充兵源，将索伦兵丁编入八旗。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清设黑龙江将军，其管辖地区脱离宁古塔将军单独没治。乾隆末年驻防兵力：齐齐哈尔副都统１人，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共９６人，旗兵２４７５人；火器营参领１人；水师营总管１人，领催…     

新中国成立初期“旗县并存、蒙汉分治”问题的解决

清中叶以后,内蒙古逐渐形成“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局面,并演变成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缘于清朝、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内蒙古施行的二元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及绥远地方党政部门采取慎重稳进的态度,待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分步骤、分地域予以解决。在此过程中,中共在制度设计、建制设立和人事安排上,尽量平衡各方利益,做到“尊重历史、照顾现实”。调整过后,旗、县在区域上不再重叠,各自有明确辖区;旗、县辖区内,蒙汉统归一个政府管理。“旗县并存、蒙汉分治”最终过渡到党委领导下的“旗县分立、蒙汉合治”。     

论清后期黑龙江地方政权由军府制向行省制的过渡

清朝后期,黑龙江地区在军府制下已经设置府、厅、州、县,开始由军府制向行省制的过渡。这种过渡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为清末黑龙江行政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黑河市富察哈拉满文家谱调查——江东六十四屯后人叙事缩影

本文是对黑龙江富察哈拉满文家谱的补充调查,黑河市四嘉子乡大乌斯力村富察哈拉祖孙三代讲述了家族萨满祭祀、家族历史及家谱保藏等情况。富察哈拉的家族史是当时黑龙江流域满洲普通旗民生活的缩影,是清代黑龙江流域普通旗民社会史的真实反映。     

首任奉天府尹张尚贤与清初盛京的民署及民政

清军入关后,随着盛京府县之设置,以盛京将军为首的旗署同以奉天府尹为首的民署,二元分立、分治局面开始出现。张尚贤先后知冠县,知登州府,知辽阳府,任奉天府尹,以及巡抚凤阳等。作为清代盛京首位府县行政主官,张尚贤任职辽阳知府、奉天府尹期间,在治辽实践上,一是力行辽东招徕;二是进一步推广盛京民署;三是合理厘定辽东税收;四是努力恢复辽东文教事业。其治辽思想体现在《谨陈奉天形势疏》上,并提出“盛京根本论”等。对于盛京民署的设置、发展与民政的启动、推行等事宜,张尚贤做出了很多开拓性的贡献,产生了许多深远、有益的历史影响,取得了官方的充分认可及百姓的良好口碑。     

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

八旗索伦的编旗设佐早在其南迁内徙之前即已开始进行。八旗索伦旗佐组织的编设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清太宗崇德年间开始至清世宗雍正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旗佐组织的编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有如下几种不同的情况:南迁之前索伦牛录的编设、顺治初年南迁之后布特哈八旗佐领的编设、黑龙江将军设镇后驻防八旗佐领的编设。清政府八旗索伦编旗设佐,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考虑清朝北部边疆防务的需要,以及八旗索伦精于骑射、骁勇善战的民族特点。清政府对八旗索伦大规模的编旗设佐、实行八旗制度,不仅对清朝巩固和稳定东北边疆并防范沙俄侵略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清代八旗索伦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黑龙江富察哈拉满文家谱述论

黑龙江富察哈拉满文谱单反映了黑龙江地区满族普通旗民的历史、文化,及其社会变迁,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属于满族人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满族普通旗民历史文化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富察哈拉满文谱单的语言文化学、历史学等方面研究作以简要论述.     

《清史稿·地理志》勘误一则

《清史稿·地理志》中有关于博东齐旗、布图库旗的记载,但经考证,清代历史上并不存在博东齐旗与布图库旗。博东齐、布图库两部虽同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从新疆迁往黑龙江,但他们的具体迁入地不同,而且两部一直未独立编旗。布图库部的迁入地是呼伦贝尔,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被编入厄鲁特镶黄旗,隶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统辖。博东齐部的迁入地是通肯、呼裕尔,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被编入伊克明安旗,辖于黑龙江将军。     

清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考

晚清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以后,外国人获得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力,自此后,法国传教士于同治末年来到黑龙江呼兰地区传教,曾酿成多起影响重大的"呼兰教案"。光绪八年呼兰教案起因主要是由于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侵犯到当地旗民利益,偏袒保护教民,造成旗民和传教士、教民间的对立,酿成"盗卖土地致使传教士杀人案",此案严重损害当地旗民利益,对当地旗民心理产生重大影响。     

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身份制度与旗界、民界(1815-1911年)——兼论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

旗人与民人的身份不仅体现在制度上,亦有地理边界,即旗界与民界.本文通过对清代吉林将军双城地区的旗界、民界及身份制度的考察,发现即使是清朝皇帝密切关注的双城堡旗界,也无法长期保持封闭性.随着携眷民人跨越封堆进入旗界,界内很快出现民界,并不断扩展,标志旗人身份制度的地理边界被迫不断内移.实际上,清廷很难通过政策法规将民人拒之界外,其他的地理空间边界,如山海关、柳条边等也是如此.但旗、民身份的不平等会对民人产生持久、广泛的制约.民人虽然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进入旗界,却要接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从而形成“一种不平等移民之事实”,这也是清代东北地区封禁政策的实质.     

浅论吐鲁番郡王统治下维吾尔族的经济情况

清朝统一西域后,军府制及府县制、扎萨克制推行到了吐鲁番地区。清朝政府在吐鲁番地区行政管理体制是扎萨克和府县制并行,又接受伊犁将军府乌鲁木齐都统和陕甘总督的双重节制,军事管理和民政管理制度极为复杂。两种体制下老百姓的社会生活、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历史发展证明府县制比落后的扎萨克制优越。清朝在新疆建省后,郡县制度逐步扩大到吐鲁番盆地。结果,吐鲁番地区成为扎萨克制度消失最早的地区。     

清初奉天地区旗民二重管理体制的形成

清初奉天地区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一元管理体制期、一元管理体制和二元管理体制并存期及二元管理体制取代一元管理体制最终确立期三个阶段,本文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状况的论述,试图对奉天地区旗民二重管理体制的形成过程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