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刘正教授在此文中首先指出了金文研究在郭老的旅日中国古代史研究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他把郭老定位为“是20世纪继王国维先生之后一位集甲骨学、彝铭学、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学于一身的大师级金文学家”这一角色上。他先从版本学的角度。考察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形成的历史过程。按照他的考证,此书原本名为《金文辞通释》,是为了与《卜辞通释》相呼应而来。直到1931年9月9日,在致容庚先生的信中,郭老才将书名最后定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其后经过整理和补充。又增加铜器图录,成《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书。而1935年8月郭老写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之后,实质上等于《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的作废。解放后,郭老将上述诸书重新加以编定,名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线装影印手稿出版。刘正教授对此书版本的考证。内容详细,而且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诗经》研究史的新作——读张启成先生的《诗经研究史论稿》

张启成先生是我国名的诗经研究专家,在《诗经》研究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他潜心研究《诗经》数十年,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发表了有关《诗经》的论80余篇,出版专两部,即《诗经人门》和《诗经风雅项研究论稿》,这些作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张先生知识渊博,观察敏锐,既有很好的理论修养,又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的作见解深刻,论证缜密,语言优美.     

宋马和之《小雅鹿鸣之什》卷赏析

据徐邦达先生考证,现今存世的宋代表现《诗经》题材的绘画作品有16种22卷之多。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小雅鹿鸣之什图》卷是目前存世的,据考为宋高宗赵构所书、马和之补画的《诗经》中的一卷。此卷绢本,设色,纵28、横864厘米。全卷字面各10段,每段前小楷书《诗经》原文,书后面家按照诗文之意补图。首段开头书“鹿鸣之什”四字。末段书三首无辞诗小序,末又     

《敦煌变文选注》

近十年来,中外学者对敦煌变文从各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例如王重民等六位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潘重规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新书》将禄鸿先生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以及其他许多专著和论文.巴蜀书社去年出版的项楚著《敦煌变文选注》,则是敦煌变文研究的一项最新成果     

固原古城春秋

固原古城的建城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大约在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当政间,曾命令大将南仲和尹吉甫率军北伐,征讨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游牧民族犷狁（西戎）,并首次在固原一带筑城防守。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两首诗反映了这次战争。其中《出车》一首有这样的诗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旃旒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在另一首《六月》诗中也有反映尹吉甫在朔方打了胜仗,胜利班师的情况。诗曰：“俨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印本时代与日本江户《诗经》传播

<正>日本《诗经》传播史上,《诗经》传播的载体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口头传播,比如师匠传给子弟,父亲传给儿子;有书面传播,例如加注了“道春点”、“文之点”、“安昌点”等不同训点的《诗经》注本,或是像朱子、古学、折衷考证等学派总结的各种读诗要领。传播目的也各不相同,或像释奠、进讲,面向特定场合、面对特定听众讲《诗》;或用之吟咏,陶冶情操,内化汉学涵养者;或以《诗》劝善惩恶,风化天下。江户亦然,传《诗》有着丰富的媒介和多样的方式。但与前代相比,江户特色最明显的,还是大量出版印刷的《诗经》书     

《诗》学论者八种平议

《诗》三百余首,而两千多年来研究之作将近三千部。即如近十来年中,每年都有《诗经》的译注或研究之作数种问世,单篇论文及有关专著、笔记中论及者尚不在其内。当然,每一阶段中,也都有一、二总结性著作,集一个时代研究之大成。初治《诗经》者选此类书读之,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皆其选。     

推荐书

<正>中华书局出版的已故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一书,是一部材料详备、考证精审的好书。长期以来,我们研究先秦至隋的诗歌,只能使用明冯惟讷的《诗纪》或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     

毛诗、镜诗、阜诗《硕人》篇异文比较

史载传《诗经》者原为鲁、齐、韩、毛四家,然鲁、齐、韩三家东汉以后渐亡佚,流传至今的仅《毛诗》一家。历代学者对于三家《诗》的佚文做了大量工作,如宋代王应麟的《诗考》,清代陈乔枞的《诗经四家异文考》和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等等,将散见于文献、诗词中的佚文进行搜集考证,探源别流,辩义明音,在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基础上,对《诗经》四家的异文、异义作了比较研究。近年发掘的阜阳汉简《诗经》和收集的汉镜《诗·卫风·硕人》篇,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比较资料。     

《诗经图史合考》作者考辨

旧题钟惺所作的《诗经图史合考》是晚明时期掇拾诸家注解,杂考《诗经》名物的著作,亦是科举生态下的《诗》类应试之书。清代以来围绕其作者及真伪,形成了“钟惺说”“质疑钟惺说”两大派,而以前者为主流。梳理清代吴骞增补的《千顷堂书目》和以《四库全书总目》等为主的清代官方目录,辨析《诗经图史合考》“钟惺说”的来源和诸家之说中需要进一步考证之处。结合拥万堂书坊标榜名人、剽剥他书等商业化出版特点,考察《诗经图史合考》与托名蔡清《四书图史合考》、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在编法体例与内容上的承袭关系,从而证实《诗经图史合考》是拥万堂书坊托名钟惺的伪作,并进一步探讨晚明《诗》学与商业出版和科举文化的互动关系。     

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读《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

<正>敦煌藏经洞文献面世以后，立即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一百多年来，整理研究成果极为丰厚。就浙江学人而言，早在1959年，蒋礼鸿先生就出版了划时代的名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94年，又领衔主编了《敦煌文献语言词典》。20世纪80年代，郭在贻先生带领他的两位高足张涌泉、黄征，合作撰著“敦煌学三书”，最终出版了郭在贻、张涌泉、黄征合著《敦煌变文集校议》(1990年)、黄征、张涌泉合著《敦煌变文校注》(1997年)、张涌泉著《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第1版，2015年第2版)、黄征著《敦煌俗字典》(2005年第1版，2019年第2版)等著作。其他各地学者有关敦煌文献字词考释的著作和论文亦不胜枚举。     

中国史学史资料辨析五则

<正>杨翼骧先生编纂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三册,是杨先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这在史学界久有定评,是为公论。按杨先生的规划,尚有第四册清代卷应当编纂,方能构成完整的系统。而随着本专业学术硏究的进展,特别是历史资料书籍的大量出版,已出版的3册也显现出应当有所修订的必要性。我们遵从杨先生遗嘱,增辑编纂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清代卷,同时对已经出版的前三册进行了修订、增补,重新出版,名之曰《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在增     

闻一多先生《诗》“薄言”说考补

闻一多先生自二十年代末开始潜心于我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其“眼光的犀利,考索的眩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堪称为一代宗师。闻先生对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工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尤以《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成绩最著,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然而,令人痛惜的是闻先生未得天年,大才未尽,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一棵茁壮的向日葵刚刚才开出灿烂的黄花,便让人连根拔掉,毁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千古恨事。 闻先生的《诗经》研究成果,已经公开发表的著述有《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匡斋尺牍》、《〈诗·新台〉“鸿”字说》等。尚未公开发表的遗稿有《风诗辨体》、《诗经词类》、《诗经声训》、《诗经通义》乙稿、《说风》、《说兴》、《比兴》、《风诗中的代语》、《诗经杂记》等等。闻先生关于《诗经》的     

《诗经》译注四十年回顾

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虽然已有2500多年的高龄,但其艺术生命力却长盛不衰,至今依然具有迷人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读者.《诗经》语言之古奥艰深,远过于唐诗宋词,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这便成为领略诗之美的一道障碍.但是,建国以来,《诗经》的出版发行量并不亚于唐诗宋词,几种较完整的本子如高亨先生《诗经今注》印数超过10万,拙著《诗经译注》印数9万余,较早出版的余冠英先生的《诗经     

钱币学姊妹新篇--简评《先秦货币研究》与《先秦货币通论》

最近,黄锡全先生将近年来相关的研究论文结集为《先秦货币研究》一书（以下简称《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同时,他的另一部专著《先秦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也已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正如《研究》一书前言所说,“《研究》侧重于对新见材料的考证与疑难问题的探讨,《通论》主要侧重介绍、分析和论述”,二书堪称姊妹篇。     

良璧久砥砺,光华逾晶莹——《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增订版)读后

<正>2015年岁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干志耿、孙秀仁先生所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以下简称新版《史纲》),此次出版是该书的第三次问世。早在1982年,该书即由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原北方文物杂志社)以内部版形式印制出版。1987年,经补充完善,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著名历史学家佟冬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发表了《读黑     

论《商颂》为商诗补证

近读张松如先生（即诗人公木）的《商颂研究》一书，颇有感触。原来张松如与杨公骥先生曾在56年与57年，发表过《论商颂》与《商颁考》的论文，着重说明《商颂》是商诗，而不是宋诗或周诗。但发表之后二十年来一无反响，按照张松如先生《前言》的原话说；“如同置身于茫无边际的荒原中的两声呐喊，……感到某种寂莫，甚至无端的悲哀。”为此于74年写成了近10万字的《商颂研究》的专著，重申已见，但在出版方面又累受挫折，不得已于95年6月自费出版此书。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先生为了安慰诗人的寂寞与不平，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公木和…     

闻一多《风诗类钞》补注

《风诗类钞》是闻一多先生研究《诗经》总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风诗类钞》中可以看到闻先生研究《诗经》的思想、方法的深邃和缜密.其中许多新颖的观点和卓越的见解,读后令人叹服不已.闻先生力图用唯物史观为指导,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跳出古代“圣人们”胡乱点化《诗经》的窠臼,他不仅要从经学、历史学、文学的角度研究《诗经》,而且要从社会学的角度,略依社会组织的纲目将国风重新编次,使《诗经》既可当作文学作品读,又可当作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读.     

闻一多先生对《诗经》校勘训诂的杰出贡献

闻一多先生对《诗经》校勘训诂的杰出贡献李思乐闻一多先生从事《诗经》研究工作,其目的是为将来写出一部中国文化史奠定基础。郭沫若在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中说闻先生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     

《醒世姻缘传》校注本中一条注释匡谬

黄肃秋先生在给《醒世姻缘传》中“陈门柳”一语作注时,认为此语本于《诗经一陈风一东门之杨》。但是,本认为,此语与《诗经一陈风一东门之杨》毫不相干,而是本于晚明戏曲家汪廷讷的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戏典《狮吼记》,指的是剧中的悍妇一陈造的妻子一柳氏,从而对《醒世姻缘传》中的“陈门柳”一词作出了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