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武陵山区丹砂产地分布及其变迁

历史时期武陵山区丹砂产地的分布经历了由产地不具体,到产区形成、迅速扩展及小有扩展的历史过程;产区数量从有明确记载的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的1州,到唐宋增至7州,至元明清再增为8州;产区中心从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的今渝东南,至唐宋转移到今湘西地区再到明清又转移至今黔东北地区。武陵山区丹砂产地分布的历史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本区丹砂生产的历史进程。丹砂产地分布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丹砂资源的主导,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和商贸,以及丹砂勘探和开采技术的影响等。     

明清时期云南盐井地名研究

明清时期云南盐业开发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盐井地名,其专名种类丰富,通名则相对单一,云南的盐井地名反映着云南盐业生产的方式。盐井地名具有历史继承性、时代性和区域性的特点。明清时期云南盐井地名变迁与该时期盐业发展规模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盐业的大规模开发导致盐井地名数量增加。盐井地名的分布和变迁则受到自然条件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双重影响,地区盐业开发使盐井地名产生和增加,卤水枯竭、自然灾害和官方盐业政策则会导致盐井地名减少。此外,云南盐井地名的时空分布和变迁,还反映着国家经略西南的进程和汉文化影响在云南的深入。     

明清北京通州运河水系变化与码头迁移研究

明清时期,通州是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漕运物资悉经通州码头转运至北京。由于通州一带土质松软,水道迁徙频繁,对漕运码头影响巨大。在自然水道自身变化和人力整治的叠加作用下,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屡有变迁,位于通州附近的运河码头分布和功能也随着水系格局改变而迁移和调整。本文从分析明清时期通州运河水系格局变迁入手,梳理通州码头兴衰起伏和迁移分布过程,以阐述河道变迁与通州漕运码头之间的依存关系。通州码头变迁实际上是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     

清代东北地区经济作物与蚕丝生产的区域特征

<正> 明朝在东北地区屯田兴垦,主要种植粮食以保障兵食,很少栽培商品交换性质的经济作物。有清一代,东北地区棉、麻、烟、靛等经济作物与蚕丝生产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本文旨在探讨其地域分布及扩展的特征与形成原因。     

明清北京通州古城研究

通州是明清时期运河北端漕运枢纽城市。随着漕运的发展,通州城池自明初以来也日益扩展和完善。本文利用文献档案、古地图、实地考察和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研究了通州城垣、护城河以及城内街巷分布和功能区布局,并重点论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职能。明清通州城的发展演变与漕运有着密切的关系,古城城垣扩展受到仓储职能的较大影响,城池巧妙地利用运河水系集城防与漕运于一体,城市职能随着漕运发展而日渐扩充和完善。明清通州古城集中反映了北京地区的运河文化,是重要的运河文化遗产地,应加以深入研究并实施保护。     

明以降滹沱河平原段河道变迁研究

滹沱河是海河子牙河系最主要的支流。明清时期,滹沱河平原段善淤、善决、善徙,被称为“决不可以人力治者”。本文通过对明清相关史料的收集、分析、整理,首次对明以来滹沱河的变迁改道进行了具体详细的恢复,进而发现滹沱河在不同历史时段,其流经方向、河道稳定性、主要河患影响范围和程度都有不同的特点。据此,文章将滹沱河变迁分成四个阶段———①明初(1368年)至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②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至清顺治二年(1645年);③清顺治二年(1645年)至清同治七年(1868年);④清同治七年(1868年)至今———并对其分别进行了介绍,最后总结了明清时期滹沱河变迁的特点和规律。     

明清时期安庆地区的渔业经济

本对明清时期安庆地区的河湖水系形态及其演变做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揭示了部分湖泊水体逐渐淤塞湮废的过程,并初步探讨了导致其迅速淤浅湮塞的原因;本还从该地区的渔税征收机构河泊所的设置分布及裁革情况,渔课的数量、比重及变化等分析和探讨了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的渔业经济状况夏其变迁。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的经济变迁与科举事业

明清时期闽西客家地区在经济作物的种植、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对当地科举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随着闽西客家地区经济生活的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许多人因“家贫”、“业儒不就”等原因纷纷放弃儒业、举业而从事工商业,明中后期该地区的科举及第情况比明初明显衰退与此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闽西客家人从事各项生业积累了相当的物质财富后,便纷纷投向族人和乡人的教育,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从而促进清代闽西科举的发展。但由于闽西南北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扶持和资助家乡士子科举的力度也就存在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闽西南北部科举发展的不平衡。     

客家妇女与苗栗地区蚕业之发展

台湾蚕业可说是滥觞于明郑,清康熙年间为台湾蚕业之发端,刘铭传时代则为台湾蚕业推动之开始,但是企业性之展开,则为日据以后的事。本所谓的蚕业基本上包含制种、养蚕以至于缫丝业的发展,后则属于纺织业的一部分。台湾因受气候因素等影响,使得蚕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日据时期,当局将蚕丝业带上了企业经营。蚕区分布以台北区和新竹区为主,而后即以大湖为中心,而台湾的缫丝工业,始于1914年,最早的缫丝工厂是台湾蚕业株式会社,首先为脚踏缫丝,1921年前后是属于脚踏缫丝工厂期,之后才有机械缫丝。     

明代至清初贵州交通沿线的植被及石漠化分布的探讨

利用明清方志、游记、朱批奏折,以"移步换景"的视角,考察明代至清初贵州交通沿线的植被分布及变迁,并从石漠化地表景观、石漠化敏感性影响因子及与今日石漠化分布现状的对比等角度解读文献中所见的石漠化现象。结论认为,明末清初今贵州安顺、镇宁、六枝、盘县、普安等地已产生石漠化现象。     

明清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纺织业等传统支柱产业从业人数空前增加,清中期以后江南工业更为发达,从业人员也更加众多。根据传统工业从业人口增长这一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标准,分期估算明中后期到清末民初江南传统工业从业人数,说明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形成于明代中后期的嘉、万年间,此后到清末民初是江南早期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时期。     

明清以来虞山绘画流变考

元代画坛大家黄公望的山水画风及精神修为深受明清江南士人的推崇,明清两朝的虞山绘画也深受其影响。但自黄公望之后,明代虞山再无大家出现。而有清一朝,以王时敏、王翚为首的画坛因崇尚摹古画风而丧失了创新进取的精神;加之在社会风气影响下,文人情怀也由淡泊转向趋利,这些都导致虞山画派日趋没落。     

明清时期河南省部分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分布

明清时期河南省油料作物主要有花生和芝麻两种,花生明中期传入中国,清代在河南广泛种植。芝麻汉代从西域传入,明清时期在河南广为分布。这两者今日在河南省的经济作物种植中仍占重要地位。染料作物中蓝草和红花均为传统作物,种植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从明至清,种植之风方兴未艾。两者在清末均由于受到外来染料的冲击而中落,此后再也未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嗜食作物中的罂粟,清咸丰年间开始在河南省广泛栽种,后因国人的抗议,在民国年间禁种。烟草和茶叶的种植不惟明清时期就有一定的规模,且一直持续发展,为今日河南省以许昌为中心的烤烟基地和以信阳为中心的茶叶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

明末以来,社会变动剧烈,道德体系紊乱.为了缓和这种情况,地方士绅编纂各种劝善书以教化民众,试图重建社会道德秩序,维持社会的稳定,在善书的形成、发展和流传过程中,明代后期的江南士绅袁黄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善举运动的倡导者,袁黄的思想不仅对有清一代善书的编纂、流传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明末以后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起到了思想指导作用.     

传承性视角下乡村聚落历史时空格局特征及演化研究——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

在采用地名志及相关史料的基础上,通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解读连州市乡村聚落格局演化及形成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连州早在西汉元鼎六年即已设立,后随南北交通线和区域开发进程演变,在时间上,可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以明清时期增长最快。在空间分布上,连州市乡村聚落具备空间传承性,连州镇是连州市乡村聚落增长的核心,各时期乡村聚落密度最大的乡镇均位于市域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聚落密度较小者集中于北部少数民族聚居区与东部高山区。在此基础上,从自然地理条件、移民、交通、经济发展、民族构成等五个方面对连州市乡村聚落建立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基于GIS的蔚县乡村聚落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机制分析

以蔚州志和蔚县地名资料汇编为数据源,借助GIS核密度估计方法研究了蔚县乡村聚落商周时期至清朝3000多年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点。总体演化过程呈现由集中分布趋向随机分布的特征;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四个不同阶段的区域空间格局:"缓慢增长的壶流河一侧‘一’字形‘双核’分布模式"、"普遍增长的壶流河下游‘多核’分布模式"、"快速增长的壶流河两侧大范围增长带的空间扩展模式"、"稳定增长的壶流河两侧带状‘多核’空间分布模式"。根据演化特点和历史文化资料分析,总结了蔚县乡村聚落演化的自然条件、军事历史条件、人口迁移和经济贸易发展四个方面驱动因素。研究表明核密度估计法可以较好的表现聚落空间格局,方便历史聚落演化不同阶段的对比分析。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水稻种植

通过对地方志等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发现明清时期山西水稻分布范围有一定的扩展,除中部汾河谷地外,北部大同府、东南潞安府及辽、沁直隶州也有种稻的记载。明清山西水稻生产的两个高峰期出现在明成化至万历前期和清康乾时期。受水利等条件的制约,明清时期山西水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水稻产区;水稻种植的推广多得益于地方官员的倡导。     

从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看清朝前期满汉民族磨合

明清鼎革之际,与明朝依附至深的桐城桂林方氏族人,对清朝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方拱乾一支较早认同清朝,但历经顺治十四年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的打击,两度沉沦.随着统治的巩固,雍乾时期统治者调整政策,方观承等族人自强不息,方氏家族得以重振家声.满族贵族与汉族望族从互相猜忌、斗争,逐步走向认同、合作,终至合作默契.方氏族人佐君辅国.惠政颇多.通过入仕,该家族得以保持家声不坠.入清后的方氏家族史,就是一部满汉磨合史.     

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卫所、关隘、堡寨、墩台星罗棋布,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军事聚落,随着清代的一统,大部分则逐渐演化为城镇和村落。本文对该区域军事聚落的形成、发展以及变迁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明清时期是山西北部历史上聚落形成和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与明代军事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