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白银的大量内流及其影响

明朝后期,尤其是隆庆元年部分开放海禁以后,白银象潮水一样大量流入中国。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重大社会经济现象,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个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即是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初步探讨。一在隆庆以前,由于明王朝厉行海禁,私人海外贸易为非法,在走私贸易中虽然出现了白银内流的趋势,但还不是大量的。隆庆元年(1567)部分开放海禁后的近80年间,随着私人海外贸易的蓬勃发展,白银便源源不断地往中国内流。     

浅析明代海外白银的流入

明代中后期,白银开始成为通用货币,整个社会对白银产生了迫切而巨大的需求。由于中国白银产量有限,所以向海外寻求白银就成为当时获取白银的重要途径。而这一时期,海禁的解除、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东来贸易,使中国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而海外的白银也因此大量流入中国。     

“贸易的猜忌”、蓝鼎元的开海论与货币的外部供给

正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大航海活动开启了人类的全球化时代。西欧社会自此迈入近代转型时期,逐渐形成以海外殖民扩张为主导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与此相应,明清中国进入"白银时代",作为世界货币的白银在中西贸易活动中大量流入中国,内化为中国的国内主导货币。"白银时代"在明清中国的落地,天然地与海外贸易联系在一起。白银货币的外部供给,成为明清中国货币结构的重要特色。这种外部供给的实现形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和范围内,以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来实现。然而,出于国防考量,明清政府多次反复地实施了"海禁"政策,对"贸易的猜忌"语境下国家间贸易和政治的关系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形成独特的政策逻辑。就清代而言,在康熙年间全国政权稳定之后实行了开海政策,晚期又经历反复。因生活经历对海外贸易有独到认识的蓝鼎元,提出了开海禁的主张,并提出"买洋铜鼓铸"解决货币供给的建议。要理解蓝鼎元开海贸易的主张和重视货币外部来源的意义,     

大洋上飘来的近代化

所谓“走私”,其实是正常贸易,朝廷害怕民间海商发展壮大,就来搞海禁,本来是再正常不过的海外贸易,一搞海禁就变成了“走私”,以至于连沙勿略也不得不“走私”进入中国。不幸的是,沙勿略“走私”未捷身先死,成了向中国传教的先驱。     

明末白银存量的估计

一、前言明末兴盛的对外贸易,以及因之流入的大量白银,对中国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例如明政府在16世纪中期后税收的货币化、政府支出的大幅成长、东南沿海经济之更繁荣等。另一方面,西欧和中国的贸易,对推动西方朝向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到底有多少白银在明季流入中国,并没有完整的记录。虽然过去许多学者做了估计,国内一些从事明季中国海外贸易主题研究的学者,在其著作中也引用了一些白银输入量的估计数据来佐证当时贸易的盛况,但欠缺全面而有系统地计算与推演,并从未与中国自产白银进行数量上的对比,因此无法得知海外流入白银占…     

清初泉州蔗糖贸易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随即解除海禁。康熙年间设立海关开海贸易后,沿海贸易迅速兴起。福建商人特别是泉州郊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大力展开闽台地区和江南、山东、天津和关东的远距离北艚商品贸易,同时又将江南的大宗商品棉花、布匹、丝绸,华北的杂粮,关东的大豆、豆饼等商品运回,促进了南北间商品的交流。在泉州商人北艚贸易的货品中,蔗糖是其中最重要的商品。     

《红楼梦》中的外来文化

中国在十六世纪初以前,约于明代中期,主张“贡舶贸易”与“进贡通市”(《明史·日本传》卷322),郑和八下西洋,在贸易、外文、军事等方面,刚柔相济,恩威兼施,但至清初,则一反明代所为,奉行“海禁”政策,“片板不准下海”,海外贸易,一蹶不振。直至1684年,康熙独具灼见,海禁始开,钦定广州、漳州、宁波、     

17世纪初全球贸易在东亚海域的形成与发展

17世纪初,世界贸易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东来的欧洲殖民者为贩运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在东亚海域展开了激烈的商业竞争,于是在东亚海域形成了全球贸易。而此时正值明朝政府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洋贸易,因此大量的中国海商涌向海外,在与欧洲殖民者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他们以敏锐的商业头脑和强烈的竞争意识取得了成功,使世界各地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使中国成为当时东亚海域的贸易中心。     

明代福建的海外贸易

明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它经历了我国海外贸易由盛转衰的主要过程.福建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在明代的海外贸易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按照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过程,分三个时期对明代福建的海外贸易作一初步的论述.一、朝贡贸易时期明太祖立国初,为了防止海内外反抗势力相互勾结,危及其新建立的明王朝;为了加强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垄断,招来海外诸国入明朝贡,实行了一种特殊的海外贸易政策.即对内实行严厉的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对外实行“朝贡贸易”,准许海外诸国以朝贡的名义随带货物,由官方给价收买.明初沿袭了宋元时刻的做法,在朝贡船舶经常出入的宁波、泉州、广州三地设置     

制度与调适--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下的东南亚华侨

明初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与海禁政策相对应的是由官方控制的以“朝贡”形式进行的朝贡贸易。自古以来,“朝贡”一词包含有外交和贸易两种含义。国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一切都通过朝贡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官方角度来说,朝贡体系下的朝贡贸易是唯一可行的外贸形式。有学将海禁政策与朝贡贸易制度比作“明朝对外政策的两大支柱”。虽然朝廷厉行海禁,但东南沿海人民历来以海为田,加上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联系,仍有为数不少的人流寓海外。这些聚集在东南亚的早期华侨身处严厉的海禁政策和生存需要的两难境地,他们积极地寻找着因应策略。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原因分析

明代白银货币化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民间与官府、白银与纸币和铜币的博弈中造就的。白银在民间的普遍使用与供给的大幅增长共同促进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从民间开始的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冲击着明代的货币制度,最终政府不得不以法令的形式认可了白银的货币地位。明代中国产银数量虽有所提高,但远不足以满足货币化的需求。明政府被迫开放海上贸易。在贸易顺差与套汇的双重作用下,巨额海外白银流入国内,满足了不断扩大的白银货币需求。     

从中英茶叶贸易看鸦片战争的起源

追寻19世纪鸦片战争的起源,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茶叶贸易。中英之间的茶叶贸易,使得英国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影响了其国家财政收入。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默认东印度公司从事鸦片贩卖。鸦片贸易不但伤害了中国民众的健康,而且影响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迫使道光皇帝不得不钦派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英国商人不甘心鸦片被没收,遂想尽办法游说国会通过对华战争法案,确保自己的利益。一场由茶叶贸易引起的鸦片战争遂拉开了序幕。     

明后期隆庆开放与华侨出国

明王朝建立伊始即厉行海禁,既不许中国海商出海,也不许外国海商来中国贸易,中外物品的交换被严格限制在“朝贡贸易”的范围内。这种海禁政策执行了两个世纪,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才部分解除,私人海外贸易这才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从而得到迅速发展。隆庆开放不仅在中国海外贸易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而且在华侨史上也是个具有分水岭性质的重大事件。以前,不少学者隐约地意识到,明后期华侨出国人数有明显增加,但都未能与隆庆开放联系起来。因此,如何正确认识隆庆开放在华侨史上的地位,对整个华侨史研究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隆…     

鸦片战争前福建外销茶叶生产和营销及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１８世纪２０年代饮茶习惯风行于欧洲以后,直至２０世纪以前,茶叶成为中西贸易居支配地位的商品。西方贸易公司竞相派船到中国,以白银购买茶叶。对他们而言,“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①。中外学者对鸦片战争前以茶叶为中心的中西贸易已有大量深入的研究②,但鲜有学者注意到,中国外销茶叶是如何生产与营销的③。鸦片战争前的１４０年中,欧美贸易公司用来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所花费的白银达１６９４３７５６４两白银④。闽北茶叶占中国外销茶价值的４０％－６０％,每年约４０％以上流入中国的洋银用来购买闽北…     

走向世界的武汉商人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执行一种“闭关自守”的政策,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政府丝毫没有通过出口增加财政收入的商业观念.那时,一方面限制外国商人自由地与中国商民交易,另一方面对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亦加以种种限制.中国商人少有出洋贸易者,大多数商人只好把眼光盯在国内市场,从事农副业产口、土物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买卖.就是在国内市场上,他们也难以大展身手,封闭在城墙内的或局限在庙会、集市中的狭小市场和有限的商品品种与商品流转额,使他们的经营活动只能是一种内向型的.鸦片战争以后,对外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对外贸易固然有人们常说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同时它还有事务的另一面,即中国商人所进行的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国门打开以后,中国商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     

明代中后期月港白银输入的背景及状况

<正>闽在海中,靠海吃海,古来讨海之风不绝。随着社会发展,海外贸易也日趋兴盛。明初,福建的海外贸易主要是市舶贸易,作为一种朝贡贸易,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这样的贸易形式容易滋生各种问题,且在国力衰微时,难以为继。与正统的朝贡贸易相比,走私贸易可谓"唯利是图",这并不是坏事,排除多余的政治考量,回归价值规律本身,中国的海外贸易不再是赔本赚吆喝。月港便是在这波风潮中发展起来的,白银经由月     

“南澳Ⅰ号”沉船的年代、航路及性质

本文通过对"南澳Ⅰ号"打捞瓷器、"宋钱"等遗物及相关历史文献、纪年瓷器、沉船资料的多方位考察、比较,围绕该船的年代、历史背景、贸易性质、航路、船货、沉船发现的意义等问题作了探索,推断该船或为隆庆开海之际的一艘沉船,对于深入了解隆庆解除海禁之后的海外贸易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并认为该船首段的航线,为西班牙马尼拉大帆船环球贸易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进一步了解16世纪后半叶新航路开辟后的海洋贸易状况具有极其重要价值,为研究隆庆开海后景德镇及漳州窑的瓷业生产,特别是为了解漳州窑瓷器的早期面貌及景德镇瓷业对漳州窑的影响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证据,同时也为研究明代造船、航海技术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泉州市舶司的设置与闽南华侨的出国

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历史悠久。唐末五代,渐趋活跃;进入北宋时期,在这里的外国商舶日益增多。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商人从这里出发前往海外各国贸易,因而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日显重要。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海外贸易的需要,北宋政府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在泉州设置了提举市舶司(简称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无     

十三行史话：广州第一藩商洪顺官的兴衰沉浮

<正>清朝初期,广东官场人事更迭。李士桢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致仕,吴兴祚也因受到言官弹劾,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卸任。开海贸易以后,除当年的“藩商”势力外,广州又冒出了以两广总督为靠山的“总督商人”,以广东将军为靠山的“将军商人”和以巡抚为靠山的“抚院商人”,号称广州“四大官商”,把持全部对内、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