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营兵与清代的西南边疆

清朝非常重视云南绿营兵的布设 ,云南绿营兵不但使清朝二度战胜了各种反清力量 ,实现了对云南的控制 ,而且还将统治范围推向边疆和山区 ,将各少数民族纳入直接统治的范围。清朝以绿营兵在云南近边地区构筑了一条漫长而严密的军事布防带 ,对巩固在云南的统治及西南边疆的稳固具有积极作用。     

旧制度的危机——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田赋征收的影响

本文通过论述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田赋征收的影响,揭示了安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前的内部危机。文章分四节：一、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旧秩序的摧毁性打击;二、安徽田赋征收的两大要素——人口和土地的巨变;三、清政府战后重建安徽田赋征收制度的努力及其失败原因;四、安徽战后田赋征收弊病的表现及其后果。     

从乾隆建阳田赋案论清代的赋税管理

清代赋税日常调整及决策机制是清代赋税政策趋向的重要体现。在清代前期的多次赋税调整中 ,乾隆元年 ( 1 73 6)对于福建建阳县田赋案 (私自降低征收标准 )的处理 ,就赋税征收额度和范围确立的依据、赋税征收与民众生活安定的关系等问题 ,提供了生动的案例说明。分析表明 ,清朝的赋税管理实际上是在中央严格的原则和地方的灵活应对之间进行运作的。     

民国时期田赋征收人员的结构及其素质考察——以1927—1937年的湖北省为例

1927-1937年湖北省田赋征收是以县为地域单位,其征收队伍大致由两个层次五类人员构成。第一层次为县长,是一县田赋征收的最高领导者和管理者;第二个层次是县长以下的基层田赋征收队伍,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其中,以贿赂求得委任的粮柜征收人员和握有粮户底册的旧日册书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实际操办者,保甲长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协办者,土豪劣绅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幕后操纵者。本期湖北各县田赋征收人员在实际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舞弊行为,表明这支征收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分低下。其结果使得田赋征收工作处于无序状态,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制定的田赋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它既不能实现田赋征收目标,又导致农民实际田赋负担加重,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     

唐朝云南政治地理变迁研究——以唐对云南的经略为中心

自隋起,中原王朝试图重塑云南政治地理的空间秩序。随着石门关道的开辟,唐初逐步建立起以核心坝区为支点,联结山区与支线坝区的政治地理格局。但受云南社会生态的影响,唐“华夏网络”的铺设始终处于草创阶段。为更好经略云南,唐开始扶持发轫于部落政体的南诏。在唐的帮助下南诏统一六诏,并完成对苍洱地区的政治整合。此后,南诏在与唐的政治互动中,南诏的拓疆日益威胁到唐廷原有的统治,双方矛盾日益凸显,在政治地理表现上为南诏东拓与唐西进的冲突。在唐与南诏的政治互动中,南诏的拓疆日益威胁到唐廷的统治,步头路事件时双方关系恶化。     

清代贵州特色财政结构与苗疆治理

清代苗疆相关财政政策的核心是民苗隔离,并经常推行“无亩”的特色收税制度,结果严重限制了财税基本单位田亩的扩大,更由此削弱了对苗疆的社会与经济管制能力。清代的以民苗隔离为主导的苗疆政策导致了对整个财税系统和社会稳定的恶性循环,清朝的苗疆治理越治越乱。但同时清朝的封禁政策、对内地交通要道地区过重的田赋、商税等征收,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汉人农民、商人更加积极地违禁进入苗人地区,与苗人杂居、交流,在长远上促进了民族间的交融与共处。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征收制度

土地征收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尤其是随着公共利益问题的日益突出而得以产生并逐步完善。我国土地征用制度始于清朝末期,到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土地征收制度在政策、法律制度和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章在叙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土地征收立法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用途及补偿、程序、审批管理和特点等。     

论近代辽宁省地区水田农业的发展与朝鲜移民社会的形成

水田农业是近代迁入辽宁省地区的穷苦朝鲜移民移居成功的根本性的生存手段。在北方旱田耕作技术体系形成的基础之上,朝鲜移民带来的水田耕作技术,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社会经济变化趋势,为他们最终得以成为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本文论述了清末至九一八事变前辽宁省地区水田农业的发展与朝鲜移民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特点。事实上如果朝鲜移民不从事我国当地关内移民所不熟悉的水田农业,水田农业不发展而受阻滞,就不可能形成朝鲜移民社会,而朝鲜移民社会的形成,反过来又促进了辽宁省各地水田农业的发展。     

清朝非省边疆地区法制建设与臣民(国民)意识整合研究述评

清朝"大一统"的疆域范围广阔、疆界清晰,其统治体系大体包括"省"与"非省边疆"两大区域。文章围绕学界对清朝在非省边疆地区的法制建设及臣民(国民)意识统合研究进行评述,并指出清朝非省边疆地区法制建设与臣民(国民)意识整合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清朝的人口迁移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清朝人口迁移规模巨大有两个独特的原因:一为清朝人口的快速增长;二为清朝赋税制度的改革,实行摊丁入亩,使人民获得自由.人口迁移的方向也不同于前朝,总趋势是从中原、江南等人口稠密区向人口稀少的边疆、山区、海岛迁移.清朝的人口迁移缓解了人口相对过剩的压力,使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得当传播,有利于经济发展.从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清代四川专商引岸制度下的盐课归丁

盐课归丁是指将原本征于专商的引课摊入地丁征收,使其成为一项田赋附加税,这是传统政府赋税征收方式的重要转变。四川于雍正年间确立专商引岸制度,但自乾隆中后期至光绪年间,为解决缉私、完课等问题,不断有州县在未报户部备案的情况下推行盐课归丁改革。因此,清代四川的盐课归丁一直是在专商引岸制度的外壳下运行并不断推广的。其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归丁州县的食盐督销考成名存实亡,而且一些归丁州县还通过提高盐课摊征比率的方式取得不受户部控制的盐课余银,甚至与未归丁州县、盐道、商人通同作弊,改代废引,形成复杂的互利关系,深刻地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运作和财政状况。梳理川省盐课归丁的过程,对于理解传统时期盐政、赋税乃至地方行政等制度的实际运作有着重要意义。     

晚清民初皖北税制与运行特点--以涡阳县为中心的考察

清政府平定捻军以后,拨阜阳、亳州、宿州、蒙城之地设立涡阳县。清朝后期和民国初年,当地税则混乱,人民困苦不堪。百姓负担大体包括正赋、正赋附加和杂税三部分。在征收时,作为基本依据的土地、人口无准确数字,税率变化频繁,且具有明显的掠夺性。     

清代前期西南边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清朝前期,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不断加强,内地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西南边疆地区。在边疆各族人民的辛勤努力下,当地的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本文从边疆地区耕地面积的扩大;水利的兴修;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农作物产量的提高、边疆茶业的发展等方面。清朝前期,西南边疆地区的土地得到进一步开发,农业生产无论是从技术、品种、产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为边疆的稳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一书读后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的史志宏先生的新著《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是经济史学界不多见的基础性成果。银库是清朝户部三大库藏中最重要的库藏,“为天下财赋总汇”,堪称当时封建王朝的“国库”。清中央政府以“京饷”的名义,将各省所征田赋、盐课、关税、杂税等项收入除去本省存留和省际协拨外全部集中于户部银库,用来开支京师的兵饷、官俸、役食及各项行政费用。     

试论清朝三姓地区的人口变迁

由于封禁政策、气候寒冷等原因,三姓地区的人口一直到清朝之前都处于人烟稀少、多为赫哲族构成的特点。由于封禁政策的解禁,清政府招募开荒实边,关内天灾人祸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流民、垦民、流人、站丁纷至沓来,使清朝三姓地区的人口从数量上、成分上都得改变从而产生了变迁。三姓地区的人口变迁对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代桂西白山土司的赋役制度考察——以《白山司志》为中心

一条鞭法改革后,明清时期的流官区主要依赖赋役全书登记的田亩户丁数,直接将钱粮徭役折银,向编民个体征派。清代白山司所见,国家赋役征派的主体是司官而非土民,而在土司内部,土司对土民的赋役征派仍主要依赖“城头-村”的基层组织,桂西土司区田地分类、田赋征收及劳役征派等仍保留原有的社会传统。不过,随着国家管治的深入,清代白山司赋役制度呈现出适应性调整,司官向国家承担的田赋与劳役部分,其田地丈量、粮赋征收与劳役征派均可见其深受一条鞭法的影响,尤其是粮田、垦田名义下越来越多土民进入国家赋役体系,劳役征派也实现了由役民向纳银的过渡。白山司个案呈现了国家制度与土司地方传统并存运行的转折中的形态,而土司逐步纳入国家体制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评清朝在新疆的隔离制度

清朝统一新疆后,在行政、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在该地区的统治,但同时又在该地区实行了严厉的隔离制度。清朝的这些做法酿成了严重的恶果,使新疆一直未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与内地实现融合,反而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与隔离状态,使当地民族在清帝国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这为民国时期乃至当代中国新疆民族问题留下隐患。     

清朝西藏治理中的若干问题

<正>清朝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有其成功的一面,也有值得反思的一面。成功的地方在于,清朝用有限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资源,实现了对西藏地方的有效管辖,保证了地方政治局势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并在中前期有效应对了来自内部的准噶尔扰乱西藏、外部的廓尔喀入侵西藏的军事压力。而清朝治藏政策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过度崇奉格鲁派的宗教政策,导致脱离社会生产生     

国民参政会历届大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选编(上)

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关系到政治、军事及社会各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应对粮食危机,采取了一系列的粮食管制政策,并于1941年7月将全国粮食管理局扩大改组为粮食部,以统管全国粮食行政事宜。本组史料辑选自历届国民参政会之粮食部工作报告,从中可见抗战中后期至1947年间,粮食部通过实行田赋征实征购、完善粮食储运政策等措施,保证了军粮的供应,同时也在控制粮价、保证民食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对研究民国时期之粮政发展,颇有裨益。     

清顺治十二年前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

清朝初期,顺治帝开始调整对日政策,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力图将日本纳入其宗藩体系之内。在对日海外贸易方面,这一时期并未厉行海禁,而是允许拥有政府执照的商船前往日本及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贩买铜斤或者一些政府急需的物品。这一时期的对日贸易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清朝以后的海外贸易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