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者对明代锦衣卫史学形象的阐释与书写

民国时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急速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关于明代锦衣卫的研究上,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呈现了从传统叙事向近代分析、从赞颂帝制向反对帝制的转型过程。明代史籍对锦衣卫的记载,虽然应用了编年、典制、史志和笔记体的不同体裁,但叙事的性质则完全相同,官史多从正面予以陈述。民国对锦衣卫的研究,形式上出现了研究论文和章节体专著、讲义;内容上以理论分析为导向、直击锦衣卫"特务机构"的性质以及其为专制独裁服务的实质。当然,民国学者批判锦衣卫时,似乎亦取径于明代野史对锦衣卫的负面评价,说明在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不仅受到来自西方分析史学的影响,同时也受惠于中国传统史学的某种滋养。     

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近代转型中的中心地位

<正>对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认识，“冲击—反应”理论带来的西方主动、中国被动的既定认知，曾对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史学近代转型是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史学东渐，在传统史学中做出的主动选择。在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史学的研究主体（学者），还是研究客体（内容），中国都处在中心地位。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主体，即使是留学欧美的学者，也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浸润，持有中国本位的立场，与生俱来地拥有中学眼光；作为研究客体，则主要是在西学参照下，从中国传统史学中选择出来的先进因素，构成学术的新知和方法。中西古今之间的对接和整合，形成了以本土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史学体系。     

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8年11月17—18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围绕"史学或文化的近代转型理论研究""明清史学近代因素研究"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

本文考察了古典时间名词“近代”和“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词义的演化及其给中国史学近代化和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带来的影响 ,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词义的翻新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 ,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近代化 ,促进了专门史、边缘史、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又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论析

<正>20世纪的中国史学,通常被划分为传统史学、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大流派,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孕育、形成到发展、转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史学的进程。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深入地探讨20世纪的中国史学,深切地认识和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中国史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史学     

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民国时期的史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输入、移植、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到逐渐领悟而尝试建构中国本土化史学理论的过程。它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推进的：一是以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为蓝本，接受并综合西方近代史学理论而创建中国本土的史学理论；二是用西方史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来关照中国史学传统，发掘中国传统史学中适合近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因素，进而构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史学理论体系。民国史学理论研究，深受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以科学化作为史学理论建构的主要目标，努力建构实证主义的科学化史学。科学化的史学研究，重视历史考证和史实求真，致力于历史学的科学化并强调科学方法，将研究重心集中于科学方法论，出现了史学研究的“方法热”。这种“方法热”趋向，既体现为自觉借鉴并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及社会科学方法，更体现为集中探究狭义的史料学方法，即研究实用性的史料考证方法。因此，本土化、科学化和方法热，构成民国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     

论王锺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成立后,王锺翰开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在清史、民族史等重要领域取得了新成就,开创了晚年学术研究的新境界。王锺翰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其学术研究亦呈现鲜明的学术特色,如将清史与满族史研究融为一体,注重科学理论指导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并善于从宏观和深层次方面来把握时代特征。作为民国时期新考据学阵营的重要成员,王锺翰这一学术路径的转变既具有一定代表性,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方面提升了新考据学者的理论素养,展现了新考据学在建国后发展的新特征;另一方面壮大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树立了求真务实的典范。     

传统史学理论在民国史学界的回响——论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

民国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虽在西学东渐的强力冲击下失去了主流地位,但仍然保持着一种血脉上的延续与发展。从章学诚到刘咸炘,呈现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自省式的演进路径。刘咸炘阐释了章学诚关于浙东史学、六经皆史、记注与撰述等问题与范畴的论述,这些心得沉淀为刘咸炘史学理论的亮点和底色。刘咸炘还深入比较章学诚史学与西方史学,回击了西方史学优越论,坚守了中国本位的史学立场。刘咸炘承袭章学诚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的衣钵,堪称"续章"的代表人物,但其中又有"匡章"之义。刘咸炘提出的"察势观风"已突破了章学诚史学的固有疆界,在近代史学史上自成一派。"续章"强调的是继承史学传统,"匡章"则是对传统史学的革新,这既为近代本土史学理论的重建注入了必要的传统因素,也为传统史学理论在近代学术转型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新旧史学和中西史学的交汇、碰撞、嬗变中,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引起了内藤湖南、钱穆、蒙文通、齐思和等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从中可见中国本位史学家在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正>唯物史观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至少表明,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唯物史观史学具有其产生、发展的社会与学术土壤,亦有其对现实与史学的贡献与担当。在当前中国史学呈多元发展的学术趋向下,更需要认真分析唯物史观史学产生的原因、梳理唯物史观史学在20世纪的走向、研究唯物史观史学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各种影响。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历程。"新史学"在批判旧史学     

中西比较视域中的宋代史学近世化:基于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考察

对比西方来看中国历史与史学问题,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接受西方学术框架所带来的一种学术视域。如果将西方区域化,那么,可以看到,宋代和作为西方史学近代化起源的文艺复兴一样出现了历史观与史学方法的革新,是中国史学“近世化”的开端,也是接触西方之前原生性的带有近代化特征的史学前近代阶段。由此可见中西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的一致性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史学期刊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例

学术的现代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环节,而中国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的真正对叠则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迈进的艰难历程中,这一时期的史学期刊则对中国学术的重镇——史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西方史学乃至西方学术的动向得以大量绍介;史学期刊某种程度上还梳理了民国史学的学理,推动了中国史学走上综合融创之路;同时史学期刊为培养新型专业史学研究队伍、提供专业研究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以及史学研究本土化的尝试等。     

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民国时期的中国史学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艰难地然而终于剥离传统史学的脐带,迈向史学现代化的新途。在这一过程中,中西史学的交融呈现鲜明的特点：史学的传播渠道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中国学人留学欧美成为时尚,从欧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中西史学的交流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传播西方史学的主体;而传播的内容以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为主,历史哲学的引入更令人瞩目;出版机构在民国时期中西交流中起到重大和显著的作用。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论析——本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研究之一

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是中国近代史学由资产阶级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转折的 重要标志,是本世纪20年代最著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之一。李大钊的史学理 论研究,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都有卓著 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如此,也是当代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值得珍视的重 要历史遗产。 笔者曾就近代中西方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的角度,考察过李大钊由研究近代资产 阶级历史哲学转而接受、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心路历程,肯定了李大钊的 史学理论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本文则拟就李大钊的史学理论 研究内涵略作考察和分析,以就教于同行。     

奋进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路——戴逸与清史研究访谈录

戴逸，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 2002年至今，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史学会第四及第五届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9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戴逸从事中国革命史、近代史、清史研究，是国内清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戴逸为学七十载，出版个人著述或主编著作四十余部，发表论文八百余篇，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涓水集》等，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中国图书奖、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本次访谈主要围绕戴逸从事清史研究的学术历程、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大理论问题及新修《清史》相关问题展开。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读后

目前,对于近代史家、史著的个别研究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对近代史学的整体研究则比较薄弱。胡逢祥、张文建两位同志所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选取新的视角,对于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进行系统阐述,通过把握近代史学的变迁大势,揭示其规律与特点,为近代史学研究做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近代史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和中外文化冲突碰撞的大背景下,思潮叠起,史家辈出,史籍繁多,品类丰富,令人有目不暇     

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正>史学作为中国文化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门学术，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深固的传统。降及晚清，随着传统社会走向衰败和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史学的发展也日益陷入困顿：观念的陈旧、视野的局促、方法的凝固和社会功能的明显缺失，无不在迫其展开一场革新自救，以应世变。以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涌起为启程标志的近代化转型，便反映了这一时代趋势。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最初虽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青年派等围绕着“西化”还是坚持本土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建设思路展开过争论，但争论的结果，“西化”派显然占了上风，并由此成为史学近代化的主流路径。西方学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表征，不外以人本主义取代神意史观，力求摆脱对宗教神学的依附关系，建立起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理性，破除蒙昧主义，借助自然科学方法，树立“无征不信”的治学规则。循此路径，“新史学”把“史学革命”的重点首先集中到改变旧史观念方面，即反对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及其史体、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观，主张以西方进化论认识整个历史，提倡用近代民主价值观臧否史事人物。这也是梁启超全面批判旧史学的基调所在。但也应看到，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之...     

蔡元培的史学思想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他在史学方面的实践主要有历史教学、著述和史料编纂等等。这些活动所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很丰富。以往对蔡元培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教育等主体思想方面,缺乏对其史学思想的整理和研究。事实上,蔡元培的史学思想是其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与其主体思想密切相关的。探讨他的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状况,也有助于我们对蔡元培思想的全面了解和进一步认识。蔡元培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研究对象的认识,对史学功能的进一步阐发,对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的论述,对史料搜集整理的重视,以及对中西史学相互沟通的认识和实践等方面。     

历史思维与民族史学

思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切入,可以从深层次上认识民族史学的特点,理解中西史学的相通与相异,也可理解跨文化研究的意义,思考新世纪史学一系列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近代西方学人注意到从思维角度研究中国文化。还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Granet)就提出了"中国思维模式"的命题,认为"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跟它自身的文化习俗、思     

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向之时,他以继承和发扬浙东史学为己任,在史学宗旨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方法的阐发;同时,他针对近代新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考据学派的疑古倾向和考据倾向展开批评。张尔田的史学思想,代表了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派史家的史学思想,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