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如何捞“私房钱”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就是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很多时候还是分开的,皇家的归皇家,国家的归国家。不过,因为天下是私家的天下,皇帝免不了常常要把手伸到国库中,把国库的钱财窃取到皇家的小金库中。     

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

厘金在晚清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多次征收而导致的税率过高使多方极为不满,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预备“裁厘加税”,清政府决定对厘金进行改革,实施“裁厘统捐”。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商民势力较大的江浙等省发起“裁厘认捐”,以抵制清廷的“裁厘统捐”。由于厘金问题事涉中央、地方、商民等多方利益与矛盾,加之清廷措置失当,短时期内难以顺利调适,博弈的结果是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均以失败告终。     

清代满族的“诸申”问题

以诸申作为被剥削者论述社会性质,似偏颇且有自相矛盾之处。广大旗人官员的主要担任者是诸申,而其面对皇帝又自称"奴才",满文是aha(阿哈),与包衣阿哈、户下家奴的阿哈,是同一个词。但诸申、包衣皆非贱民"奴隶",为正身旗人。诸申的"奴才"身份,只对皇帝、王公本主子家有低贱性,对他人并无意义,他们相当多的是处于社会高等阶层。八旗领主领有诸申的分封制,入关后在下五旗中延续实行。道光朝限制下五旗王公所领旗分佐领诸申(哈哴阿)的数量,并解除较高官员之家对王公主子的奴才身份,但至清末仍有三分之一残留。     

乾隆朝汉军旗武职官员研究

从皇太极建立汉军八旗伊始,汉军旗武职官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活跃在清朝的政治舞台之上。他们经历了入关前在军事活动中的重用,清前期在地方治理中受统治者的倚重。到了清中期,在统治者鼓励旗人以军功显达,为了旗人生计不断扩充汉军旗编制的背景下,汉军旗武职官员却呈现出逐渐衰退的迹象,越来越多的汉军旗人选择竞争日益激烈的文职出仕而非武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汉军旗人的汉人特点是分不开的。     

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由钱粮亏空看康雍乾时期财政制度创设中的因果关系--兼论清朝官僚政治的制度缺陷北大核心CSSCI

在对清前期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挪用”与“垫支”、“摊捐俸工银”与“摊捐养廉银”,以及“蠲免”与“捐纳”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由“挪用”到“垫支”的支出行为发生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时,并没有解决难以归款的问题。而由“摊捐俸工”到“摊捐养廉”,说明财政体制上存在着公私■的制度缺陷,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却产生了官员低俸甚至是无俸的政治风险。此外,“蠲免”在被誉为造福于百姓的惠政加以推行的同时,被蠲免的直省因无征赋税不得不以备受诟病的“捐纳”“挪垫”“捐输”等作为解决财政短缺的途径。以上制度与措施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诸问题都指向了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这成为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     

明初百姓有权绑贪官治罪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的手段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亲手编制《明大浩》,官员若贪污赃银六十两以上．将被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     

清代京仓花户营私舞弊及社会生态

花户是清代京仓雇用的胥役,地位低下,报酬微薄。他们利用入库粮食搬运、检验、过秤、仓储和发放旗人俸甲米石的微末权力,监守自盗、大肆舞弊,花户头目积累的财富远远超出他的社会地位,而下层旗人的生活却因此陷入困境。花户长期危害旗人生计,朝廷意欲整治,也曾采取一些应对措施,然而制度的缺陷,官员的腐败,以及花户善于编织关系网络,在基层社会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最终朝廷无能为力。花户被人压迫而又欺压别人,他们的生存之道和势力发展是专制社会挤压出来的,是底层社会运行的一种生态。     

明正德六年丛兰五彩诰命圣旨

本文通过对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博物馆馆藏的丛兰五彩诰命圣旨进行释读,并分析了正德皇帝颁发此圣旨的历史背景及意义。圣旨是对皇帝授官或赐爵诏令的一种俗称。这种诏令有两种:诰命和敕命。一至五品官员皇家授以诰命(开头为"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六至九品授以敕命(开头为"奉天承运,皇帝敕曰")。     

民族与时尚:清代的鹿肉消费及其特征

鹿在满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鹿肉是满人消费的重要对象。清代官方记载食用鹿肉的来源主要有三:东三省进贡、木兰围场和新疆进贡。通过鹿肉赏赐,汉人品尝到具有满族特色的食品,并对鹿肉的美味津津乐道。京城旗人消费鹿肉,皇帝赏赐官员鹿肉,显示了清代鹿肉消费的民族特色。鹿肉产量较少,故鹿肉的赏赐形成了制度。鹿肉价格较贵,对鹿肉的消费始终被限制在一定的阶层范围内。     

咸丰时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问题再研究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清政府因岁入锐减、支出剧增而遭遇严重的财政危机。作为全国财政运作重要组成部分的户部银库,由此陷入库储殆尽、入不敷出的绝境。面对危局,清廷不得不应急变通,一面暂弃京饷按册酌拨的旧制,改为年前一体定额预拨以期保证实银收入;一面下放军饷筹拨权限借以息肩。此外,裁减俸饷、铸造大钱、颁发票钞、举办捐铜等补苴权宜之计渐次施行,勉力维持收支平衡。咸丰后期,户部银库实银收支均呈回升之势,票钞大钱所占比例逐渐下降。随着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清政府财政逐渐脱逸旧轨,户部银库的实银收支内容与数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其在全国财政运作与经费调度中的重要性也大为下降。     

民国时期东北旗人生存状态变迁原因探析

民国时期,由于民族歧视与偏见的存在,政府财政匮乏,旗人自身身无长技,外来移民大量涌入等原因,东北旗人生存状态不断恶化。东北旗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是民国时期整个旗人群体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在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弱势群体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而作出的努力与挣扎。东北旗人在生存状态变迁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以及中国其他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对旗人的接纳,对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整合及民族关系的和谐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浅谈清代旗人的“奢侈”与“贫困”

在清代旗人生计问题的研究讨论中,旗人自身的奢侈行为无疑被认为是造成旗人贫困的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对旗人奢侈原因肤浅的讨论却很容易让我们把旗人奢侈现象简单归结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而忽略清朝统治者针对旗人制定的政策对旗人奢侈习惯所产生的影响。深入探究旗人奢侈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有助于对清代特殊政策对旗人影响的深入理解。     

清代官员的仪仗

清代的官员们为显示其威风和地位高贵,出来的时候有仪仗在前,官越大仪仗越多。在北京城里,因为有皇帝在那里,官员们不能显示他们的威风,所以出来的时候没有仪仗。外省的官员们,在他们做官的地方就摆出仪仗。现就在桂林所看见的,叙述如下：     

清末奉天省安图县迁旗始末

清代后期,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和没落,旗人长期吃国家钱粮、养尊处优的生活被打乱,因其所得耕地不自行耕种,或外租或典卖,使土地逐渐丧失。人口的滋生,财政的空虚,钱粮的断绝,致使旗人生活贫困异常。为解决困扰清王朝多年的旗人生计问题,清末奉天省提出“迁旗实边”之策,向安图县迁移旗人。本文主要介绍了奉天省向安图县迁移旗人的实施过程。     

山川形势看龙脉

古代的封建皇帝,全都自命不凡。他们喜欢神化自己,对于死后葬身之地的选择,格外的关心。他们将陵墓、宗庙都视为国家的代表,皇权的象征。所以,除了一二品官员去选址外,还要参考深晓“地理”的“风水”先生的意见。陵地选好后,要送上图贴给皇帝看。然后,皇帝亲临现场,最后才能确定。[编按]     

清代中期旗人生计问题的表现及历史影响

清初崛起于白山黑水的满洲勇士一路过关斩将,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朝。作为旗人是特权阶层的王朝,清朝从政治到经济,乃至社会生活都体现出优待旗人的色彩,特别是其生计方面,经历了入关前"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1)到入关后由国家供养、不事工商的转变,这一转变使旗人享受锦衣玉食,国家钱粮同时,又为后来其生计困难的出现埋下祸根。特别是清代中叶后,旗人人口数量的倍增,加之其不谋职业,披甲兵额有限等因素,旗人的生计问题逐渐严重化,成为清中期皇帝们急于解决,却无良策的难题。最为重要的是旗人生计问题的严重化给当时的政局和为政者的决策以及施政方针带来巨大的影响,这一点,嘉庆朝时期尤为明显,成为后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探寻此问题者的主要研究对象。     

清代的銮仪卫

清承明制之锦衣卫而改设为銮仪卫,仅掌皇帝卤簿车轿仪仗,而除其侦缉职能弊端。其机构、设官较明代精简,卤簿执役人员也较唐宋明等朝大为减少,费用节省。銮仪卫是满人为主的旗人武职机构,其中汉军缺虽少于满洲缺,但相较于其他机构则较多,升迁也较快。该机构职官的升迁、校尉的接替带有内部性。銮仪卫职掌因具有近御侍从性,与皇帝、后妃的人身安全相关,其职权、禁近要差以满人执掌,掌卫事大臣多皇家贵戚近人。銮仪卫官职带有荣耀性,皇帝也以此笼络任职者。     

清代京师的旗籍商人

清代旗人以京师为最大聚居地,故旗籍商人亦以京师为多。旗人经商,具有如下特征:其一,旗籍商人由贵族高官、满洲亲贵家人、普通旗人三部分构成。身份地位不同,经营模式、业务范围、资金多寡亦有差异。其二,旗人经商,多为副业。贵族高官,往往兼营地产、房产,因此兼有官僚、地主、商人的多重身份。其三,旗人经商,因制度所限,具有一定隐蔽性。其四,旗人经商,拓宽了与民人交往的渠道。贵族官员开设商铺,多与民间商人合股经营。商铺的管理运作,亦依靠民人。旗人、民人在商业经营中的多种方式,对陶融旗民具有积极意义。     

“寓捐于禁”——清末演戏与戏捐开征

戏捐是针对戏剧演出活动所征收的一种税捐,属于杂税杂捐。戏捐的开征,是在清末新政地方财政支绌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酬神演戏,寓禁于征,以此为基础,规定凡娱乐演戏,一律征捐,目的是以无益之浮费,供有用之要需,成为当时学堂、巡警等新政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在清末,戏捐的开征时间,各地不同,征收机构、捐额不一;各地多自定章程,自行征管,无统一规章条例,用途各异。在清末地方财政收入中,戏捐所占比例很小,似乎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但对于县域以下某一具体学堂或巡警所而言,就是重要的经费支撑,如在山西,戏捐属于地方经常之收入。从此意义上而言,戏捐的财政意义或许大于其社会治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