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语境中文献传播若干思考

<正>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相继兴起,随后出现了二者"共生共荣"的态势(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23页)。90年代之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学界以消费和娱乐为取向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崛起,原本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研究视阈也日渐开阔。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逐渐影响中国学术界,促使传统史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重     

二十年来新文化史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影响及实践

20世纪70年代,西方新文化史风靡学界。新文化史在大陆的传播由滞后到火热,1999年是其传入大陆的节点。进入21世纪,新文化史被大量引介。同时,大陆学者积极开展新文化史实践,在城市史、医疗卫生史与身体史、书籍史与阅读史、表象史与记忆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大陆新文化史的收获是,把“人”带回到历史研究中,拓展新视角,开辟新领域,发掘新史料。主要问题为,理论和方法缺乏原创性,研究碎片化,缺乏微观史的经典之作,存在泛文化现象及单一文化决定论。未来新文化史研究,应具备全球视野和加强跨学科合作。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发展若干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仍对其巨大变革感到惊异。80年代初,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受“四人帮”干扰较大的史学立即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一场前所未有的对旧历史写作理论和方法的全面检讨开始了。与此同时,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再次展开了热烈讨论。到80年代后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问题成为历史学界,乃至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所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并由此导致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回顾和总结80年代史学思潮的更迭,分析其出现的背景原因及其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不仅对研究中国…     

反思新殖民主义

新殖民主义是学界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重要议题。西方学界从各种不同视角否定新殖民主义,国内外亦围绕新殖民主义的概念展开争鸣。二战后初期,脱胎于老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即新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克瓦米·恩克鲁玛经典新殖民主义论的现实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殖民主义发生重要变化,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和“后华盛顿共识”下的“发展型”新殖民主义。历史和逻辑充分证明,新殖民主义无关中国。     

开展中国疫灾史研究的基础--《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述评

疫灾是由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造成的灾害。中国历来是一个多疫灾的国度,过去的三千年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疫灾史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受国际史学界和现实需要的影响,中国疫灾史研究逐渐为学界所关注。开展和推进疫灾史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历史上的疫灾史料,因此,对过往三千年疫灾史料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既是学界的一个难题,也是疫灾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     

唐型文化简论

唐型文化,是20世纪以来,随着"唐宋变革"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引起各国研究者的关注后,学术界从文化史的角度,在吸收中外"唐宋变革"理论的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行重新分期后提出的新概念。     

江南文化视域下皖江区域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江南文化便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吸引着海内外学者的关注,研究领域广阔、成果丰富。学界关注皖江区域文化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文化圈”的学术探讨。自2004年12月安庆师范大学承办首届“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以来,这种以安徽省社科联主导、皖江流域相关高校轮流承办、每两年一届的皖江地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迄今已举办九届,有力地推动了皖江区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同时也发现了一些研究的瓶颈问题。     

历史、文化与民族: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史的兴起

20世纪初,西方“文化”概念成为整理传统中国历史遗产的重要概念工具。国人编纂文化史有意展现传统中国的文化成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竞争下,国人隐秘的文化争胜意识。“文化”与“历史”结合,逐渐成为历史叙事的核心概念。文化史在史学研究的对象、价值判断、时代分期、研究方法等方面发展出自身特征,亦反映出西方文明史、文化史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中国“新史学”的影响。文化史在实践中注重对民族历史生活的呈现,表现出民族史的特征,其叙述特定群体或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群体的精神内核。历史、文化与民族融会一体,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权威失坠的情况下,文化史构建了一种彰显社会凝聚力的叙事。     

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的国际传播

德国文化史家卡尔·兰普莱希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写作多部文化史巨著,并提出了一系列文化史观点。兰普莱希特的文化史观在德国学界引发巨大争议,同时,在欧美国家乃至东亚国家广泛传播,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热议。这一史学现象得益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与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新史学运动之间的同频共振,反映了20世纪初以来日益紧密的史学交往。另一方面,德国以外的学者出于为自身研究需求服务的目的,更多地聚焦于兰普莱希特文化史观中的“新史学”部分,一定程度上对于这种“新史学”的实际价值和意义未予以彻底的剖析,对于他的文化史观中所渗透的德国传统史学的底色也没有察觉,这成为史学传播与交流之中的典型案例。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要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文化史研究的省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近代文明观形成浅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从新政治史到文化史——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20世纪史研究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是一位在法国与国际史学界均具有显赫地位的法国著名史学家。在完成有关法国知识分子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倡政治史和文化史的结合,主张文化是政治的基础,并注重表象体系和传播过程。借助"政治的文化史"视角,西里奈利将原先关注中世纪和近代的文化史研究用于20世纪,提出了"60年代分水岭"和1965—1985"决定性的20年"等观点,并使用"重要见证人"的方法审视了吉斯卡尔-德斯坦时期。他的史学研究有别于"新文化史",被视为"法国式文化史"的重要代表,反映了时代变革中法国史学家重塑民族意识的尝试,对现当代史和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近六十年宋辽西夏金火葬研究综述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随着各地宋辽西夏金火葬墓被不断发掘,徐苹芳等学者率先对宋元火葬展开专门研究,六七十年代,日本、美国学者也屡有成果问世。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学科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了较大转变,这推动了学界对宋辽西夏金火葬习俗的研究,在仪式和墓葬特征、区域分布、社会经济文化与宗教信仰、国家制度与思想观念、文学艺术等方面多有斩获。     

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明代生活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吴晗对仕宦阶级生活的开创性探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伴随文化史、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兴起,才得以正式开展,有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研究方法上从物质文化消费进入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生育医疗、婚姻家庭、消费领域、社会交往的生活史,引领风气。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士人或文人的生活、物质生活消费、城市生活等方面。未来或许会在日常生活与全球化的关联特别是货币使用方面着力,还会加强借鉴并整合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史以及跨学科研究,也会用力于对于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农村、不同地区日常生活的研究。     

概念史笔谈

概念史是20世纪70年代由英国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昆廷·斯金纳和德国的考泽莱克所开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它已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为世人所公认的研究方法。概念史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推动;另一方面,也与人文科学向语言学转向有关。目前,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都有专功概念史的学者,在一些国际合作项目中,也有以特定概念为主题的跨文化研究。这里,我们特约请了我国这一领域的几位专业学者就什么是概念史、概念史在历史认识中的意义、如何选择概念史研究的概念、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以及学界对概念史的批评等问题进行了笔谈。此外,他们还对德国、法国和美国概念史的发展状况、特点和主要成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