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利益博弈视野下的设县之争——以明代青浦县为例

明中叶以降,面对松江地方繁重的行政压力和日益凸显的逋赋问题,地方官建请在松江府析置青浦一县,以分摊赋税征收和行政管理的责任,设县议案获准。而松江士绅阶层从维护田产利益和便于逃避赋税等方面考虑,在朝野上下强烈反对增设青浦县,并利用嘉靖后期郡人徐阶掌控朝政的有利条件,促使朝廷作出罢废青浦县建置的决策。随着以徐阶为代表的松江士绅阶层在政治上的失势,在松江地方官和朝中反徐阶势力的合力推动下,最终促成青浦的复县。明代青浦设县的案例表明,县级政区的置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运作过程,其政治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绅两大地方权力阶层在朝野的博弈情况。     

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以同治年间的广东省广宁县为例

同治、光绪年间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的杜凤治,留下一部记载详尽的日记,是研究晚清广东的珍贵史料。本文主要利用他在广宁县任知县时的日记,讨论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杜凤治的“学校、征输、听断、缉捕”四要务,都要争取士绅的合作与支持;但他在征收钱粮时使用了大量威胁、强制手段,引起士绅不满,引发了士绅的上控和闹考。知县、士绅经过一番较量后达成妥协,双方都有所损失,但都分别保住了官职与功名。咸、同年间是官绅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广东的情况更有其特别之处。同治年间广宁县的案例,可以使我们对晚清的基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增加了解。     

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

“地方精英”只是西方话语的一个研究表达,而不是乡土社会的存在实体表达。无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化资源还是基于社会现状,“士绅”这一话语所包含的历史价值和认知意义,都不是“地方精英”的话语所能替代。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士绅仍然成为乡村权力结构的主体,只是此时的士绅构成却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已呈多元化趋向。士绅阶层的构成要素已有所变异,然士绅之传统功能和角色却并无质的变化。士绅话语仍然揭示着民国乡村权力的结构性特征。当然,构成要素的变动虽然也展示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向,却只是在原型中有限地扩充。     

清末地方自治中的广东士绅

<正>中国传统社会实行“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这一基层控制模式，士绅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地方自治是政治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士绅是地方自治的中坚力量。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开展的地方自治是应对晚清政治改革的自然调适，开启了广东地方政治近代化的先声。广东士绅在设立地方自治研究社、参与咨议局和筹建统一自治机构等方面投入了相当精力，虽然成效有限，但却巩固了传统绅权。对新政时期广东士绅参与地方自治的原因、     

国内外要闻(1905年8月)

1日李澄辉等在上海成立“环球中国学生会”。3日上海士绅设立“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试行地方自治。5日清廷改北京五城练勇为巡捕,派左都御史寿耆,左副都御史张仁黼会同尚书那桐通盘筹划举办,裁撤五城御史。7日袁世凯奏请禁止外人在中国境内私设无线电报及擅设电话。8日清廷从湖南巡抚端方奏,开常德、湘潭为商埠。10日川督马维骐率军剿平巴塘乱,杀害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之凶襁擒。11日政务处议准奉天试行地方自治。11日总兵萨镇冰接统南北洋海军。     

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

厘金在晚清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多次征收而导致的税率过高使多方极为不满,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矛盾。《辛丑条约》签订后,为了预备“裁厘加税”,清政府决定对厘金进行改革,实施“裁厘统捐”。随着立宪运动的展开,商民势力较大的江浙等省发起“裁厘认捐”,以抵制清廷的“裁厘统捐”。由于厘金问题事涉中央、地方、商民等多方利益与矛盾,加之清廷措置失当,短时期内难以顺利调适,博弈的结果是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均以失败告终。     

士绅阶层与晚清“民变”——绅民冲突的历史趋向与时代成因

在持续不绝的晚清“民变”风潮中,绅民冲突呈现出日趋频繁和激烈的走向。日渐突出的绅民冲突,凸现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在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体制变迁过程中,传统士绅阶层被直接推向了基层社会权力重构的中心,形成了占据地方各项权力资源的士绅——权绅。由此形成的绅、民利益及其关系的冲突和恶化,构成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民变”大潮持续涌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晚清“新政”构成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而权绅的“体制化”也就构成了“民变”或“绅民冲突”的制度性根源。     

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以图的变化为中心

宋代是图经向方志转变的过渡期,这种转变鲜明地体现在经"图"的变化上,即图数量的减少和图类型的变化。究其原因,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与地方官员、士绅势力的上升是这种文化表象的社会政治背景,而地方士人参与到地方志书的修撰乃是转变的催化剂。农田水利、书院等图表达了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需求,而风景、先贤等图则反映了地方士绅弘扬地方文化的愿望。     

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士绅阶层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绅士论、乡绅论到地方精英论、士绅论的历程。中外学者在士绅的构成与分层、士绅阶层的社会流动与转型、士绅与近代社会转型、区域士绅研究等领域的学术成果等方面,不仅回答和阐释了近代士绅阶层的相关问题,对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亦有不小的贡献。然以学术研究的创新性论之,近代士绅研究领域仍有相当大的学术空间可以拓展。     

士气之藩篱: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

同治初年,常熟形成以世家大族为特征的地方权力格局。戊戌政变期间,这些世家大族卷入朝廷权力斗争,翁同龢等人与慈禧太后的亲信刚毅成为政敌。戊戌政变后,刚毅清理田赋,对常熟士绅进行政治打击。当地青年士绅不满地方权力结构,他们组织中西学社,争夺由世家大族控制的地方经费。他们也不满刚毅的政治打击,沈鹏在《国闻报》刊布弹劾刚毅等人之奏稿,引起朝野震动。徐兆玮提出"士气"论,认为士绅应当承担田赋征纳的责任,参与地方事务,进而伸张民权。这种思想受到江南经世思想传统及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反映了当时常熟青年士绅的普遍观念。清末新政之后,认同"士气"论的常熟青年士绅逐渐主导地方政治,开启了新的地方权力格局。     

陈毅作联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曾经住在苏北一个士绅家里。起初那个士绅看不起拿枪杆子的武人,有意出一对来考陈毅。士绅出的上联是：“读红楼,看宝、黛、钗,调情大观园？”陈毅笑了笑,当即答对：“看西厢,有张、孙、杜,斗法普济寺。”士绅大为惊讶,想不到新四军的将领才思如此敏捷。     

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

发生在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实质上是当地的士绅阶层在维护合邑公共利益的幌子下和开矿者对于地方公共资源的争夺,反映了士绅阶层建构和维护地方霸权的不懈努力.该事件说明,尽管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士绅阶层的地方霸权仍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为了实现自身的地方霸权,士绅阶层不但重视本阶层的高度整合,还需积极寻求和利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松江府志》为例

文章以明末清初《松江府志》的编纂为例,阐明地方志的编纂深受社会变动的影响,具有因时而变的特点。明末,由于中央政权的式微,松江士绅在编纂地方志时有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依照士绅主体的选择,对地方事务进行评议,突显地方特色,引导地方社会的价值取向,成为地方事务话语权的主体。而在清初府志的编纂中,处处体现了中央试图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不仅主持之人为官方儒学教授、他邑之人,不再突显地方士绅的作为;撰写也是以中央统一标准,有关地方社会的特殊习气不再彰显。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朝国家控制力加强、地方舆论空间相对缩小、士人社会地位下降的历史趋势。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与地方志编修

明清时期,江苏士绅鉴于方志编修的重要性,积极参与方志编修,促成了方志编纂热潮的出现。士绅参与修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多名士绅合力修志,二是个人独立修志。士绅合力修志是明清时期地方综合性志书编纂的通行模式。有些名望较高的士绅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志书编修,但也为志书编纂出谋划策。士绅不仅积极参与志书的具体编纂,还主动捐款支持志书编修。参与修志的士绅层次不同,角色分工也有所不同。士绅通过编修方志,建构地方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体系。     

庚子京城陷落后官绅之权力争夺——以美国占领区为例

庚子事变,京城陷落,清廷西逃,八国联军对北京实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殖民统治。以美国占领区为例,美军依据治理古巴的经验,倚赖留京士绅,创设协巡公所,将治安、救助、税收等地方各事务交其办理。恽毓鼎等士绅虽宣称"寄官于绅"乃一时权宜,却不愿主动退出,遭致"官权渐复"的陈璧等地方官员不满,双方展开对地方管辖权的一场明争暗斗。最终随着中外议和的推进、旧制的恢复,这场权力争夺以官对绅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协巡公所的裁撤成为历史的必然。     

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

尽管中国传统士绅的正式身份通常由国家法定,明清时代深刻变动着的社会环境却助长了士绅的非国家规定性。其中,明中期以来新社会经济环境里的多种资源滋养了以地方为取向的济宁士绅社会。在日常生活里,如同他们的江南同侪,晚明济宁士绅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教育、道德和财富优势,塑造当地特有的文化景观、人文氛围和地方认同,并建立主导地方社会关系的文化和政治霸权,从而与国家发生既冲突又合作的错综复杂关系。明清王朝更迭之际急剧变幻、动荡的环境为士绅提供了把他们的多重角色发挥到极致的舞台;士绅大起大落的境遇和困惑显露了其处在帝国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历史性格。     

地方势力与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以明代湖广黄安建县为例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割黄冈、麻城、黄陂三县之地设黄安县。新县设置是朝廷"量地置邑"的结果,黄安建县缘起地方盗匪难靖,其实质不外乎朝廷加强统治的举措。但黄安县的设置又与他邑有所不同,是由以地方士绅为中心的地方势力自下而上呈请设置。新县设置处于朝廷党派斗争的政治背景下,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但通过建县,呈现出的是地方士绅的利益诉求,士绅通过婚姻、师生等关系联结社交网络,在建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直接影响上层的决策,黄安建县,折射出地方势力对地方行政区划设置有着复杂的影响。     

地方治理与利益诉求:民国初年陕绥划界纠纷研究

陕绥划界是民国初年西北地区省界调整中发生的一起政治事件。上自北京政府、陕绥各级地方政府,下到争议区的伊克昭盟王公、士绅民众,分别从国家政令统一、边疆安全、争议区经济利益归属、基层社会事务决策权归属等角度,围绕蒙陕边界地区的划界问题展开利益诉求。蒙陕边界地带士绅民众在清末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贻谷整理垦务时期认购土地,拥有了争议区土地的所有权,其是否会因为政权更迭而发生改变,遂成为陕绥划界纠纷的核心问题。在近八年的纠纷过程中,北京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陕、绥双方)、地方各系势力与两级政府之间展开利益角逐。最终,北京政府让步于既成事实的陕西一方,即移民不可能退回去的事实。而陕北沿边地方政府和士绅利用自身的威望和号召力,对争议区内民众进行宣传和引导,组建利益共同体,维护地方社会事务话语权的“正当性”。     

湖南月意生态工程热烈庆祝湖南省十一届人大三次湖南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胜利召开

湖南月意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坚持“以人为本,回归自然”的理念,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精心承建和打造了湘潭城市中心区等绿化工程及长沙、北京、广州、上海等40余家单位园林绿化的精品工程,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特别是湘潭锦源广场园林绿化工程在2004年湖南省园林绿化优质工程评选中荣获最高奖“潇湘杯”,湘潭雨湖公园、市委办公大楼园林绿化工程荣获“2008年省优质工程”称号。     

绅权扩张:谭延闿与清末湖南咨议局北大核心CSSCI

清末预备立宪背景下,地方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接受新思想熏陶的士绅多加入其中。谭延闿作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拥有较强的参政意识,率咨议局与巡抚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清季官绅冲突的原因由多方所致,既有宪政支持下士绅权力扩张的因素,又有立宪进程中制度不完备的因素。为从制度上保障绅权扩张,谭延闿迫切希望加快立宪,成立责任内阁。反对“皇族内阁”失败后,谭延闿对清廷由希望变为绝望,并最终倒向革命。预备立宪期间,谭延闿积极宣传宪政思想,为革命的爆发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他的角色转换和心路历程亦是清末一些开明士绅或知识分子嬗变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