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考察——以柏拉图前期对话篇为线索

"德性即知识"是苏格拉底著名的命题,这个命题对西方思想影响深远,不仅局限于哲学领域,而且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本文以柏拉图初期对话篇为线索,对德性即知识命题中知识的内涵以及命题的意义进行具体的考察,认为德性即知识的真意就是一种谦逊的自知其无知,并向真知不断接近的道德努力。     

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的空间表达——以“西南”为中心

历史语境下“四隅”概念(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在空间表达上存在的歧义,主要表现在:“四隅”概念可能是方位词所指向的方位表达,也可能是区域专名;就构词法而言,“四隅”概念包括偏正结构式的复合词和并列结构式的连接词两种形式,由此形成了“一隅”和“半壁”两种空间表达形式.从方位词向区域专名的演变路径来看,作为区域专名的“西南”并非始自“西南夷”.北魏迄至初唐的西南道行台等准政区的设置,对“四隅”概念演变为区域专名具有直接影响.     

《续汉书·百官志》与汉晋间的官制撰述——以“郡太守”条的辨证为中心

本文认为《续汉书．百官志》存在如下基本体例：源自束汉“官簿”的“正文”叙述职官及其官属的名称、员额与秩级,西晋司马彪所作“注文”则叙述职官的职掌与沿革。以此为标准,本文对“郡太守”条的两处疑文作了重新检讨,并连带梳理了“司隶校尉”、“州刺史”、“县令长”、“诸侯王”等条的文字。《续汉书．百官志》的这一撰述方式,继承和发展了东汉後期以来崇重《周礼》的官制撰述新动向,在汉晋间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周孔何以不言”——中古佛教、道教对儒家知识世界的扩充与挑战

我们可以从知识史的角度,讨论公元3世纪以后,佛教和道教如何使两汉初步定型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发生变化。佛教带来的异域新知识和道教复活的本土旧资源,使中古知识世界不能仅仅在传统内变,也开始了在传统外变。佛教和道教在外在世界、内在心灵、幽冥世界、社会人伦各方面,都扩充和挑战了原来简明而单纯的儒家知识世界。然而,知识世界的变化会引发思想世界的冲突,这一冲突引起了中古儒家的焦虑和紧张,并在中唐以后,终于导致了儒家思想界的回应和反击,给中国思想史带来了巨大的转型。     

清朝前期客家人“过番”的内在动力——以梅州为中心的客家社会及其对外关系研究

一般认为,客家人只是到了近代才进人大量的海外移民时期。刘佐泉说：“对于客家人来说,除了西方殖民者的武力掠夺人口的‘猪仔’、‘契约华工’、‘赊欠单工’外,还有宋末元初闽粤两地抗元失败和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移居海外的。”他在此所列举的关于客家人的海外移民史实便忽略了清朝前期。     

边疆地理名称与晚清川藏边务——以“川边”、“西康”概念为考察中心

晚清是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地理发生巨大变动的转折时期。随着边疆危机日趋深重,晚清时人逐步意识到慎重命名地理名称的重要性。川藏交界区域地理名称的生成、运用,经历了"炉边"、"川疆"、"川边"等名称混用,以"川边"为过渡性名称,到弃用"川边"、强调"西康"名称的过程。地理名称的变更与晚清川藏边务密切相关,特别是对"边"、"藏"界域之争的有力回应。探讨边疆地理名称多歧性、竞争性,则是本文将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概念史方法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一部解析“大历史”的“小历史”——以《梅州大侠香港六十年》为中心

《梅州大侠香港六十年》是香港爱国商人廖安祥（1907-2007）的一本回忆录。之前他曾用客家话五言诗写成叙事长诗,81岁那年,改写成《梅州大侠香港六十年》这样一篇回忆录。廖安祥以一个老人平静的心态,朴实的语言再现了自己的丰富生活轨迹。这其中包括他在自己家乡的生活经历与成长环境,外出求学,到香港谋生创业,如何组织营救香港文化人士等内容。     

面向人工智能的博物馆藏品知识组织——以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可移动文物概念参考模型”为例

本文概述了大数据时代中国博物馆在藏品知识组织体系构建和共享方面面临的挑战,诸如文物名称复杂,信息结构化和标准化程度低,相关概念间缺乏有效关系模型等。上述问题降低了藏品信息的机器可读性,给规模化利用藏品数据集进行数字人文研究带来困难。基于此,故宫博物院构建了“中国古代可移动文物概念参考模型”（CRMACA）,在专家编目基础上,内化领域知识体系、增强语义网络并构建知识图谱。依托故宫博物院体系完备、品类丰富的藏品,该模型为组织和利用中国古代可移动文物知识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智能化框架,其对齐开放数据标准,为研究和利用释放了新的潜力。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北大核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浅论北朝至唐代壁画墓中的屏风图像——以“树下老翁”为中心

“树下老翁”是屏风式壁画中一个重要内容,其从南朝兴起,表现的内容是“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其后传至山东,被绘制在墓室屏风式壁画上。入唐,这个主题有了变化,表现形式不仅是树与老翁,还出现了树与仕女;内容除了表现魏晋高士,还有当时人们推崇的忠臣孝子等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国防资源“调查”——以铁矿资源“调查”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炮制伪满洲国作为其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侵略的代行工具。为了加强对东北国防资源的掠夺,经过关东军的秘密策划,在满铁的大力协助下成立了所谓的“国防资源调查部”,对东北国防资源展开全面“调查”。     

三代文明与青铜时代考古——以概念和时空流变为中心:“三代文明”专栏开栏语

<正>众所周知,三代,指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这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作为大的阶段划分的概念,其与史前时代、秦汉至明清时代一道被相提并论,三者当然有其相当的共性,但三代的特殊性也颇鲜明。同时,这些特殊性又并不都是不     

气象科技史视野中的“风”类文献探析——以宋代以前的文献为中心

风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气活动。古人早就对风有了浓厚的兴趣,古代有很多文献是描述风或者与风有关的,要想了解古人对风的认识及其思想,深入气象科技史中"风"的研究,我们就必须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总结。本文将从气象科技史角度出发,研究"风"类文献,并从中总结出古人对风的认识,主要包括对风向认识的逐步深入,以及与风相关的固有名词两个方面。这些总结将会对气象科技史的学习研究起到一定作用。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璨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二战后德国史学家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以约恩·吕森“三代人”理论为中心

纳粹大屠杀以其历史经历的极端性打破了德国历史的连续性,并作为历史意义的断裂和历史创伤,打破了战后德国人的代际认同、集体认同和民族认同。黑格尔“命运的因果性”、兰克“内在的关联”等德国传统思想资源成为对纳粹大屠杀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和意识前提。作为当代德国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提出德国人在战后反思纳粹历史的过程以1968年和1989年为界,形成了以参加战争及战后重建的一代、战后一代及战后二代这三代人的历史意识和民族认同取向为主导的嬗变过程。吕森以“命运的因果性”命题为核心来阐述战后德国人为纳粹历史悔罪的理论储备与精神机制,由此形成了第一代人的沉默、第二代人的道德批判和第三代人的历史化处理方式。“三代人”理论对纳粹历史反思的代际处理具有“理想型”和“形而上学罪责”的思维特征,其本身也是关于纳粹反思的学术性成果之一。     

建国后17年国家对流散文物的收购保护——以浙江省收购“吴熙档案”为例

建国初期为有效遏制珍贵文物散失损毁现象,国家颁布系列文物保护政令、条例并通令执行。流散文物1的收购是国家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建国后17年,政府财政收入尚不充裕,但国家仍每年动用资金收购重要文物,并及时将其移交至相关部门,使"私有之物"成为"公有之器",流散文物得到妥善安置。浙江省对"吴熙档案"的收购可为佐证。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再思考——以土地交易过程中的“乡规”、“乡例”为中心

本文从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交易过程中存在的"乡规"、"乡例",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权属,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所有权属的多重性,以及反映中国社会历史实情的土地所有权属的认证与土地所有权属转移的确定.     

近代中国自由主文视域中的革命观念——以“胡适派学人群”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以来,革命浪潮席卷国中。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情境下,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颇为复杂的实际认知。从自由主义者的十月革命观感、对革命内涵的认知、对暴力革命的批评、质疑及推崇渐进改革道路等方面来看,自由主义者是"广义的革命"论者,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社会革命与政治进步。在近代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而非绝对地加以反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视域中的革命观终究受其渐进改革的政治理念所支配,而其与近代中国国情与社会实际的隔膜则是其难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