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运动与城市妇女政治解放

<正>为保障人民群众政治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党组织开展了多次普选运动。为切实保障城市妇女政治权益，各城市民主妇联广泛动员城市妇女参与普选运动，通过积极参与普选运动，城市妇女的思想觉悟得到显著提升，政治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1·12”大血案考略兼谈学习刘胡兰精神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等七烈士惨遭穷凶极恶的敌人杀害。历经十几年的缉捕和审判,所有罪犯都未逃脱法律的制裁和人民的审判。人民民主专政的法网疏而不漏,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刘胡兰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刘胡兰烈士生平刘胡兰,女,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32年10月8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1942年参加抗日救国儿童团。1945年10月参加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1个多月。回村后,担任村妇女救国会秘书,她积极组织妇女上冬学,宣传革命道理,带领妇女纺线织布、做军鞋、看护伤员、学习军事技术、参战支前。1946年5月,她调…     

军事志编修应注重“四个突出”

第一。突出政治性。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强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编修军事志的指导思想。     

华北及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女性英模的生活

抗战时期,中共在华北及陕甘宁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女性解放的努力,通过立法确立了保障女性权益的制度体系。同时,为鼓励在各个领域表现卓越的妇女,根据地政府又实行了相应的奖励制度,给予其政治肯定和生产资料支持。期间,涌现出大批模范妇女;其中,人数较多且备受关注者则是劳动英模。这些女性劳模基本上都是贫苦出身且未受教育的农村妇女,但其既是中共妇女政策的积极响应者,又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地区的代表人物,亦是一面抗战与生产的大旗。女性英模塑造及其大力宣传无疑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不过,这种将女性"工具化"的政治活动亦带来了一些须认真省思的问题。     

战地服务与社会动员——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考察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是淞沪抗战中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妇女抗日救亡团体,后来的全称为"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是抗战初中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产物。该团以劳动妇女为主体、以胡兰畦为核心,既做军队服务和动员,又做地方和社会动员,是军队和社会士气的鼓动者,也是军民联系的桥梁和军民关系的润滑剂。在1937年10月至1940年10月的三年中,服务团团员先后在沪苏皖赣浙鄂豫湘等八省市留下了舍己救国的艰辛足迹,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挥洒着自己的青春热血。妇女从军,无疑凸显了普通女性在民族抗战中的特殊作用,也彰显了女性在历史大变革中的应有价值。     

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

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新知识分子"加入后,受工作能力、经验资历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只能从事基层政治工作,这导致了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触发了整风在军队基层的开展。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地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是根据现实需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阶级话语在此一时期隐而不彰,不在中共干部任用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具体实践互动的结果,也符合中共自身"知识化"、"技术化"的需要。     

中共抗日武装的敌工日语教育活动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武装根据对敌政治工作方针,开展了以培训敌工日语人才为目的的日语教育活动,在部队、学校和总部建立短期和长期的日语培训组织,形成了面向部队战士和培养初、高级敌工干部的系统、科学的日语培训机制.这一教育活动培养出一批敌工干部,有力提高了对敌宣传、俘虏处置、反战活动开展、敌情调研等工作的成效,为中共抗日武装的敌军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专业支持和人力支持,成为中共军队外语教育直接服务对敌斗争的典范.敌工日语教育是中共军队外语教育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共军事教育中开创了日语专业乃至外语专业教育,开辟出一条战争环境下军队外语人才的培养途径,为中共军队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图形天下

这是一个伟大的母性群体。国难当头,她们"位卑未敢忘忧国"。她们送子参军、送夫支前,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舍生忘死救伤员,不遗余力抚养革命后代。她们用满腔赤诚演绎了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支前故事,她们用鲜血和乳汁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军民颂歌。她们是普通平凡的劳动妇女,她们是中国女性的代表,她们是人民军队坚实的后盾。     

乌尼蒂茨文化早期青铜器时代的军队?通过战斧对其文化进行另一种诠释

正乌尼蒂茨文化早期青铜器时代在德国的中部,具有高度分层的社会统治阶级模式。正如在Leubingen和Helmsdorf发现的著名墓葬以及在Bornh9ck新出土的墓葬所证明的那样。为调查乌尼蒂茨军事组织,该文对这一区域出土的众多武器提出新的解释。德国中部的这些遗存和它们的组成成分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战士英雄"到形成在组织精英领导下有组织的专业军队的转变。关于暴力和战争的考古研究很少涉及军队规模和军事组织问题,部分原因是考古学家可以获得的考     

核试验基地的帐篷图书馆

正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1958年4月,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建设核武器试验靶场,加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增强我国国防力量。5月,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商丘步兵学校(以下简称商丘步校),以商丘步校的部分干部、战士为基础,建设核武器试验靶场,属军队建制、正军级编制,代号为0673部队(今中国核试验基地)。     

19世纪欧洲强国的军队模式改革与公民军队的建立

军队的模式必须与国家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相吻合。一旦后者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前者亦必将随之而发生变革。雇佣军和公民军队是欧洲近代以来出现的两种军队模式。这两类军队对应的是不同的政治制度,体现的是不同的政治理念。雇佣军对应的是绝对君主制,体现的是君权神授、绝对主义等政治理念;公民军队对应的是人民主权国家,体现的是主权在民、自由主义等政治理念。随着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爆发,欧洲绝对君主制国家趋于没落,人民主权国家逐渐兴起,欧洲的军队模式亦由雇佣军转向公民军队。     

定州开元寺塔石刻题名中的北宋厢军和乡兵——定州开元寺塔北宋石刻军人题名研究之二

定州开元寺塔北宋石刻中的军人题名是目前所知记录北宋军队番号最多、反映北宋军队部署信息最为丰富的石刻文献,题名中共出现10支厢军番号,计16指挥,其中分驻定州厢军6指挥,非驻定州厢军8指挥,驻地不明确的2指挥;题名中共出现3支乡兵,均分布在靠近宋辽边境的河北路保州和定州。     

铁道兵开发大兴安岭纪念碑背后的故事

正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是一支铁道工程技术部队。战时,担负战区的铁路抢修、抢建任务,保障军队的机动和作战物资的输送;平时,主要参加国家铁路建设。其前身是1945年8月由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组建的一支武装护路队伍,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1953年9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从此,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手拿大刀的抗日慰问团

在1933年3月抗战期间，华北妇女界代表来到喜峰口前线慰劳捍卫国土的二十九军官兵，图为四名妇女拿着战士的大刀合影。大刀是传统中国兵器，对照妇女的传统服饰．站在屋宇之前，充满民族色彩。     

广西大事记（中华民国之二十八）

22日中共南方临时工委致函中共桂西区特委,就桂西区红军游击队与广西当局军队合作抗日谈判问题提出5点指示。主要内容是：要极力避免与政府冲突,立即提出“拥护李白总副司令对日焦土作战主张”口号;在“促蒋抗日”这个紧急任务下,加紧动员向国民党及其军队进行协作抗日谈判;在谈判中,丝毫不能减弱中共扩大党与武装部队的组织,同时做好争取民团的工作;迅速设法建立桂西区抗日救国领导机关,健全巩固桂西各县抗日救国会,并强化党的领导作用。加紧政治上思想上的教育,与关门主义及冒险主义作坚决斗争。     

从冷清到热烈——从华北根据地公历新年的变化看中共的社会动员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华北各根据地政府从密切"官"民关系,开展社会动员的需要出发,加强了对公历新年活动的组织领导。通过新年团拜、军民联欢等方式,中共以公历新年为契机,展现了政府和军队的亲民形象,推动了根据地中心工作的开展。与此同时,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深入,政府和军队的民主作风和严明纪律,也都改变着民众对"官"的传统认知,使他们对公历新年这个官方节日做出了积极回应。华北根据地公历新年从冷清到热烈的变化,体现了中共利用现代节日符号开展社会动员的努力,也反映了根据地官民之间日益亲密的互动关系的形成。     

龙云对卢汉的指责

1949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在中共地下党和各民主党派和全省人民的支持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毅然在蒋嫡系军队的包围中宣布反蒋起义。接着,他指挥保安部队击败了蒋嫡系部队的围攻,迎来了解放军,昆明得以解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对国共关系的报道与尺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在国共关系中一直支持国民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驻华记者开始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予以关注,对国共关系进行深入报道,对国民党封锁抗日根据地的做法和新闻审查政策进行批评。1944年,英国驻华记者格尔德对国共关系的系列报道和对国民党的批评,不仅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满,还引发了英国内部对驻华记者报道审查制度的争议。在各部门的协调下,英国政府出台了关于中国内政和国共关系报道的原则,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英国朝野对国共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杨阁公与新中国三大元帅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坚强战士、中共重庆地委(即后来的中共四川省委)的主要创建之一、大革命时期中共四川党组织的优秀领导人——杨阁公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曾与后来成为新中国元帅的朱德、刘伯承、陈毅三人患难与共、并肩战斗,并对这三大元帅的早期革命活动产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他们之间虽然共事时间不长,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其战斗友谊和革命精神颇值一书。     

武汉谈判与签订《汉口协议》

1945年8月28日,为了争取和平民主,避开全国性的内战爆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亲自率中共代表团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又签署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约定1月13日午夜停战令生效后,双方军队在各自所在的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共双方和美国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执行部下设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军事冲突地点调处军事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