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南瑶族八排二十四冲的白石洞会议

白石洞会议系以开会的地点在白石洞而得名。白石洞在连南瑶族自治县八排瑶祖居地涡水黄埂附近。相传八排未分出之前便在那里开会议事。八排形成之后,不改祖宗习惯,每逢八大排及其所属小排小冲（习惯称二十四冲）开会仍集中到这里。八排会议之所以选在白石洞。一是因为它是祖宗流传下来的习惯议事地点;二是因为它处于八排瑶中心腹地。且地形险要,两边均是高山峻岭,只要派人守住涡水河下游的人口就万无一失,可保会议顺利进行。     

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耍歌堂是整个排瑶的秘史。位于粤北山区的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是我国惟一的排瑶聚居地．也是耍歌堂流传的地区。作为追忆祖先、庆祝丰收、酬谢还愿的民间盛会．耍歌堂是排瑶文化交流和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     

红瑶刺绣图案“老虎爪”探析

瑶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红瑶作为瑶族的一个重要的支系,因其妇女上身衣着的外衣颜色以红色为主色而得名。刺绣在红瑶的服饰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对红瑶刺绣代表图案“老虎爪”进行探析,使人们了解红瑶传统图案“老虎爪”在红瑶服饰中的内涵及其结构形式。     

“八女投江”事迹

"八女投江"事迹,不仅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也是整个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壮丽一页。20世纪60年代,东北烈士纪念馆将调查"八女投江"史实列为当年主要科研课题,最终确定了八女的姓名、战斗经过以及八女殉难地,并首次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写出具体的"八女投江"事迹,填补了早期东北抗联历史研究的空白。     

粤北瑶族的氏族社会遺跡

粤北连南的崇山峻嶺中,居住着二万五千以上的瑶族同胞,他们分住在八“排”卄四“冲”(“排”与“冲”都是“村”的意思)据老人谈,他们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湘南“道州”来的,来连南大概已有六百年左右。瑶人没有文字,我们“连山志”,其中记载着:瑶人是宋朝来的,又说在隋朝时,这里已有了瑶人。那么瑶人究竟是什么时候来的,还没有可靠的记载,据老人说:他们初来连南,还是用石器工具,以后才从汉人那里学会了用铁制工具。目前瑶人社会在经济上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     

清后期广西瑶人分布的“山地化”(1820—1912)

现今被称为山地民族的瑶人,明清时期不仅居于山地,而且居于平地。及至光绪年间,广西瑶人才集中分布在各地的偏远山区。从瑶人分布逐渐"山地化"的过程可知,瑶人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山地居民,只是在平地瑶人成为官府的编民后,山地瑶人由于地理阻隔而被"剩下"。因此,瑶人的山地分布不是因为平地瑶人举族迁居山地,而是因为官府的同化措施对平地瑶人与山地瑶人的影响有所差异。     

广西灌阳“二月八”节庆旅游开发对策

广西灌阳“二月八”节庆文化有着极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历史渊源、地方特色和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它具备开发节庆旅游的可行性。文章在对灌阳旅游开发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对灌阳“二月八”节庆旅游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东北烈士纪念馆与“八女投江”

"八女投江"不仅是东北抗联斗争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极其光辉夺目的篇章。东北烈士纪念馆最早对"八女投江"事迹进行全面考证,最终确定了"八女投江"的基本史实,并进行了陈展宣传;东北抗联"八女投江"陈展内容经过数次更新,日臻完善,教育了无数观众,为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浅谈“八议”制度

本文对“八议”制度的历史演变及适用对象进行了论述     

“湘桂走廊”对平地瑶历史迁徙和经济交往的影响

"湘桂走廊"地区是平地瑶比较集中的区域,其历史上较便捷的交通和较坚固的经济交往条件为平地瑶的迁徙聚居提供了保障,同时,平地瑶的到来也进一步强化了"湘桂走廊"的民族经济交往功能。     

何以八陉——“太行八陉”概念的形成与反思

“太行八陉”是有关太行山古代交通与战略最著名的一组地理概念。前人在使用或评价这一地理概念时存在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对“八陉”的形成背景缺乏必要探讨。唯有厘清初始含义、回归历史情境，才能合理地回应若干疑问，评价“八陉”的历史定位。“陉”的本义是指山口或横谷地貌，是山路经行的某一节点或路段，不应完全等同于道路。“八陉”概念的出现与东晋末年刘裕的北伐计划有关，陉口的选择与命名皆由晋宋之际的战略形势决定。“太行八陉”属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若用于概括历代太行山交通格局必然存在局限。     

《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探微

北宋朱长文所撰《吴郡图经续记》,因其体例创新,在宋代地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认为是宋代方志开始定型之作。但以往的研究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据此所构建的宋代方志历史变迁,忽视了历史本身的曲折和偶然性,显得过于线性。本文经过对《吴郡图经续记》编纂与刊刻过程的细致考察,认为它在当时仍然没有取代图经的地位,地方官和地方士人都是将其作为官府修纂图经的资料而已,南渡后地方官之所以用它来暂时代替图经,主要还是受到战争的影响,官府"图籍散亡",具有偶然性。同时,地方士人关注和参与地方志的编纂,并逐渐受到地方官的注意,到南宋时期形成地方士人编纂地方志的高潮,这是从《吴郡图经续记》开始萌芽的,这一趋势的出现与宋代地方官员和地方士人对于社会教化的共同关注和推动密切相关。     

努尔哈赤确立八王共治制度心理问题研究

努尔哈赤创建的八王共治制度是后金政治制度中重要的政体形式 ,对于解决汗位的平稳交接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努尔哈赤在确立这项制度过程中的心理为载体 ,探究其确立的原因 ,是揭示历史客观实在的有效途径。阐释努尔哈赤对继承制的认识结构 ,分析他在立储走向失败中的情绪和情感 ,判明他对不同政体形式的抉择和设想实施的意志行为 ,从这三个不同心理阶段揭示出努尔哈赤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度 ,不仅符合个体人的心理内在发展机制规律 ,而且反映出社会人的特点。     

明朝泷水“瑶乱”的平定与罗定直隶州的设立

自北宋大中祥符起到明万历年问,岭南岭北湘、桂、粤省相继发生二百多起瑶人用暴力反抗官府的大小事件,前后延续六百年。对这些事件的性质,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宋、元、明、清的文献和地方志材料中,都一律称之为“瑶乱”,还使用了一些污蔑瑶人的语句和文字;建国后的不少学者文章中又称之谓“少数民族起义”,     

《史记》“八书”历史编纂首创性价值析论

《史记》虽然以人物为中心,而司马迁又设置"八书"以记载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情状,凸显其多维历史视野和创为"全史"的观念,在历史编纂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首创性意义。"八书"所载礼、乐、律、历、天文、封禅、河渠、平准,均为国家典制之要和社会发展之大问题。又贯穿以"损益""改易"的眼光作考察,不仅内涵宏富,而且史识卓越,彰显了其"通古今之变"的著史宗旨,对于"天人关系"、水利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经济政策与国家盛衰的关系,都作了深刻的总结。"八书"撰著的成功,为历代"正史"的典志篇章和多样的典章制度史著作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瑶蛊”的哲学思想与《周易》之学

在瑶族民间有关“瑶蛊”的传说愈说愈玄,大部分并不符合它的愿意,有许多甚至是自觉不自觉地借“瑶蛊”的卦爻辞发挥自己的思想,许许多多的人仍谈蛊色变,把它视为“能致人于死地”的神物。“瑶蛊”对瑶族社会发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瑶民的思想,千余年来,瑶族民间人们视“瑶蛊”为瑶家祖传道术,对它只能相信,不可怀疑。因此,只有将它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看清“瑶蛊”的原貌并理解其意义。     

清代以来粤北排瑶林农景观的变迁

排瑶是对聚居于今广东省北部连南瑶族自治县境内排瑶的专称,其在清代以八排瑶为中心向涡水河、金坑河上游的森林地带迁徙。清末以前,排瑶较少有人工林的栽培,清末随着人口的增加开始经营林业,以杉木栽培为主,并总结出一套林粮间作的生态模式,但1950年代以来的林业政策导致了排瑶聚居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破坏。排瑶的农田景观主要有旱地与梯田(水田)两种,清末以来主要是旱地的扩展,清初梯田景观并不常见。1950年代以来梯田大面积扩展,但梯田离排瑶的居住点一般都较远,且耕作技术较粗放。     

“理乱兴衰”与“典章经制”:吕思勉的传统史书编纂论和中国通史撰述及意义

吕思勉在中国通史编纂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和编纂作了较全面分析，将其概括为以“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类史实(事)为架构的编纂模式。这种编纂模式虽存在偏重政治史之弊，但能从纵横两方面较全面地反映历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撰述批判继承了该编纂模式。他以社会文化史观为指导，吸收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等体裁的优点，创造出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的新模式。不过，该通史编纂模式也存在缺陷，只将史事作为记述内容，忽视了人的历史主体性，未将传记体纳入综合体中国通史编纂体系中。     

瑶族的“度戒”

聚居在云南省勐腊县边境线上的瑶族人民,有着一种独特的“度戒”风俗。“度戒”瑶语叫“栽奢”,即男子从巫台上滚(栽)下来的意思。是瑶族人民教育和训诫男子应该如何做人的一种特殊方式,在瑶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瑶族是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很高的道德水准。他们认为:男人生下来不经过“度戒”等于是块生肉,神不承认,也没有社会地位,因而,每个男子在八     

青海湟源排灯探究

青海省湟源县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独创出排灯这种地方民俗事项。排灯的发展体现了湟源百姓的聪明智慧。同时,排灯也实现了它自身的民俗功能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