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五四记忆:从林纾方面进行探讨

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整个民族精神的重新整理。在这个运动中,即或有不同意见,但在重新振兴民族精神、重建文化体系方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派。换言之,在新文化运动中虽有左中右的区别,但大体上说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分子,只是在某些问题上偏于激进或偏于保守,偏于守成或坚守中立。新文化运动中新旧冲突是存在的,但其性质可能并不像过去所估计的那样严重,新旧人物在某些观点上的对立、冲突和交锋,很可能只是朋友间的交锋与交集,其程度也不像后人所感觉所想象的那样严重。他们的交锋与交集,其实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没有绝对新,也没有绝对旧。本文重新解读的林纾,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传统评价将他推到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显然是一种政治考量,并不是历史本真。真实的林纾,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甚或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之一,他并没有刻意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     

美国大萧条时期在美华人处境——以知识分子、妇女为例

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世界处于大萧条之下,而最为困难的是在异国他乡漂泊的人。本文以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及妇女为例,重现当时的困境,展示当时在外漂泊的华人的生活。     

藏族知识分子社会流动问题研究——以青海三江源地区为例

随着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开放,藏族知识分子的区域流动与职业流动开始频繁,寻求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收入、获得职位晋升、期望职业流动、提高社会声望等已经成为藏族知识分子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民国时期公共知识分子的法理修养——以罗隆基的政论为例

广义的法理修养可以理解为有关公共生活之规则、秩序、公意、共识、正义、理性等方面的思想理论修养。民国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虽然他们熟悉欧美近现代法理的原则、教义、结论,但他们对欧美法理的内在逻辑没有反思,缺乏同情的理解。他们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他们的伦理修养奠定的。贫困的法理修养与丰裕的伦理修养,可以概括民国时期公共知识分子的两个维度。罗隆基的政论可以说明民国时期公共知识分子的这种特征。     

以王韬为例看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王韬传统思想近代化的转变代表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儒家正统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一般过程。而王韬个人的特殊经历,对西学的体认和与西方传教士的亲密接触,其儒家传统思想的转变,表现出传统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的特殊性。     

新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参与问题探析——以1956—1966年高校干部群体为例

在十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高校知识分子干部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新中国建设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由于知识背景、身份地位、人生经历不同,他们的参政行为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但在"左"倾思想指导下,高校知识分子干部参政议政在客观上也对党的决策和国家政治生活产生过一定的负面影响。它不仅恶化了党与高校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而且造成了许多高校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这也是党在领导高校工作中必须吸取的一个沉痛教训。     

论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以《沧浪之水》为例

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以细腻入微的笔法叙述了医药学研究生池大为从大学时期到参加工作二十年间的心路历程——从坚守到怀疑再到放弃,真实地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的心灵挣扎。本文试图就这一主题进行剖析,探究当代知识分子如何才能突破这种生存困境。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学术研究及知识分子状况述论——以1940至1945年南京市为例

抗战爆发前,南京是全国的文化学术中心和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日军攻城的炮火一夜之间使南京成为"文化沙漠"。汪伪建政后,在南京建立了若干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并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知识分子群体也重新在南京出现,并形成了短暂的结社热潮。但这些都打上了很深的殖民文化的烙印。汪伪政权后期,日伪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控制。此外,由于沦陷区经济状况的恶化和伪政权的内部矛盾,汪伪在南京"恢复"中央研究院的计划流产,标志着日伪主导的学术文化的衰落。     

浅析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知识分子的定位——以钱理群著《我的精神自传》为例

作为国内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以及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亲历者,钱理群用自己的方式一方面坚持着严谨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始终进行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提出了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隐痛与反省,而同时期的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也在做同样的思考。本文试图以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中的自我思考作为切入点,探讨共和国一代知识分子矛盾坎坷的心路历程,进而联系历史、社会、国家、个人等众多复杂因素,深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面临1949年后国家与社会转型的选择。通过综合分析各家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明确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其言行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精神价值的重要影响。由此思考知识分子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应对历史的潮流,而这也是值得一代代人思考的关键问题。     

战时重庆“有机知识分子”及其阶级道德基础研究——以余祖胜为例

以余祖胜为代表的工人作家作为1940年代中国激进工人阶层中的一部分,在促进“阶级计划”的进程中是一群重要的人物。为了尝试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粉碎社会强加于工人阶级的耻辱,余祖胜开始从事写作。写作既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其表达信念的工具：首先,余祖胜用当时社会所能接受的语言,要求社会给予工人应有的尊严,在1940年代重庆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在其作品中,余将自己的伦理观念、政治需求与个人的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为知识分子塑造了社会和政治鞭挞者的新形象。余努力的结果是,他成长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典型。余祖胜渴望成为一名他自己所定义的知识分子,同时他也认为工人应与知识分子一样拥有高尚的道德境界,这使他经常处于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夹缝位置,与其他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模糊。值得回味的是,在余去世后的十年里,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在中国广泛盛行起来。     

二十世纪初期的槟榔屿华人知识分子——以《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记载为例的分析

以宋蕴璞《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一书为主要研究材料、槟榔屿华人移民社会中的华人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简述了宋蕴璞笔下二十世纪初期的槟榔屿华人及其中的知识分子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基本情况,并对其在发起、推动和参与建设学校、发起书报社、筹办报馆、参与社团等方面的文化教育活动,以及他们漂泊海外的情感归依进行了分析梳理。     

浅谈字画文物的保护与修复——以《清·林少穆书联》为例

本文主要对《清·林少穆书联》的具体修复过程进行了详实阐述,分析了传统修复中遇到的揭命纸、全色等技术问题,同时针对修复后书联的保存、保护难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从功能布局谈图书馆转型——以青海大学图书馆新馆为例

本文以青海大学图书馆新馆为例,阐述了在"统一层高、统一荷载、统一柱网"三统一的模数式建筑理念为主流的新馆建设背景下,通过引进新技术和对传统业务工作进行改革,推动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转型。     

新兴节日：传统民俗文化的现代阐释——以象山开渔节为个案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节日在当代发展的一个新格局。对这一格局,人们褒贬不一。新兴节日的发展,挑战了传统节日的模式,呈现出与传统节日不同的节日面貌和特点。     

传统城市空间的近代转型:以上海县城为例(1905-1914)

学界对于传统中国城市空间近代转型相对缺乏关注。通过对上海县城的研究发现,在人口压力增加、城市用地紧张、环境恶化及租界示范效应的多重作用下,明清治所城市空间结构不再适用于20世纪初的上海县城,城市空间亟待改造。上海县城市政机构的设立为解决这一需求提供了制度保障与财力支持,故县城得以开展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建设,包括道路、排水、桥梁、码头、义冢迁移、公地改造、市容清理等,以不同以往的空间结构重塑了上海县城。这种因人地关系紧张带来的适应性改善不限于上海一地,而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小议传统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以龙纹为例

中国传统图案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纹这种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不仅体现了深刻的文化底蕴,还提升了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的审美价值。本文试图以龙纹为例,呼吁设计界将传统图案更多的应用于现代设计领域,将中国传统图案传承发扬光大。     

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农村地区汉族祖先崇拜变迁——以西宁市逯家寨村为例

祖先崇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民间信仰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本文立足于费孝通先生所总结的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运用功能主义人类学派相关理论,以西宁市逯家寨村祖先崇拜为例,探讨农村地区汉族祖先崇拜在中国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变迁。     

论传统市镇的早期现代化及其困境——以赣南筠门岭镇为例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冲击下，开始步入了艰难的社会转型期。作为联系城市和乡村的纽带，传统市镇也开始了其早期现代化转型的历程。但由于地理区位、区域经济环境、交通运输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市镇的现代化转型并不是同步的，而且在不同的区域也表现为不同的类型。就研究现状而言，     

传统建筑与现代设计化发展结合的宜居城市 ——以沈阳为例

本课题的主要内容是沈阳传统建筑与沈阳现代设计化发展结合的宜居城市的研究,论述传统建筑的文化传承和现今意义,以及和沈阳现代建筑发展之间的关系,然后系统阐述二者具体结合的内容与方法,以推进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设计的融合,促进建设宜居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