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研究述评

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是以金沙遗址郎家村"精品房"地点为代表的遗存,可视作成都平原青铜文化序列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学界对其性质进行了较多讨论,存在归为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过渡性遗存或十二桥文化早期等几种认识。由于三星堆文化资料较少,以尖底器出现与否作为区分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的判断标准显得过于简单而不够准确。随着十二桥文化资料不断公布,将其视作十二桥文化最早阶段遗存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该遗存是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序列和谱系研究的关键节点之一,还涉及到成都平原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关系,并与古蜀文明的政治变革、社会变迁及对外交通等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探微

三星堆文化指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以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至第四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其文化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三星堆文化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中原文明的起源说。三星堆文化的起源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极大影响,采用了中原青铜器及陶器的部分形制,同时也受到中原文化礼仪的影响,因而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禹生石纽”的考古学考察

"禹生石纽"的传说广为流传,但传说不等于信史。古代文献中所载禹的故事的发生地多集中在河南省西部的洛阳盆地,这一地区分布着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四川岷江上游地区分布着时代较早的营盘山文化,稍晚一些的沙乌都遗存。成都平原上分布着宝墩文化、鱼凫村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三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各不相同。禹生石纽的故事是随着治水工程而流传到古代的蜀地。     

分与合——关于三星堆文化命名的省思

长期以来,围绕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以及相关文化遗存的命名问题,中国学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三星堆遗址先秦时期遗存从最初被归为一个文化类型,到后来被分为二至四个考古学文化,经历了分分合合的整合认知过程。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应属新石器时代,而不属于青铜时代。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个器物坑是迄今所知成都平原青铜时代最早的遗存,就目前的认识,其年代不早于距今3200年。因而,将原三星堆文化早期遗存析分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月亮湾文化”的建议是合适的。此外,原来被划归三星堆文化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器物坑,和被划归为十二桥文化的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遗存前后相继,具有相同的知识系统和价值系统,将其作为成都平原最早的青铜文明,命名为“三星堆—金沙文化”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试论齐家文化尕马台类型

齐家文化是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一支十分重要的考古学文化。以尕马台、宗日、高渠顶等遗址为代表的齐家文化遗存，分布于黄河上游共和盆地及周边，在与其他地区齐家文化面貌总体特征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又具有自身独特之处，这种大同小异应当是文化内部的地域性差异。该地区分布的齐家文化遗存当属于齐家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可称之为“尕马台类型”。其年代跨度较大，以高渠顶遗址为代表的遗存不晚于齐家文化中期，并有可能进入到齐家文化早期晚段，上限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以尕马台遗址和宗日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年代较晚，属于齐家文化中晚期。齐家文化尕马台类型的形成应是东部地区齐家文化向西扩张并融合了部分土著因素的产物，去向暂时不明。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祭祀图”牙璋考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刻有"祭祀图"的牙璋,被称为玉璋,实际上是由牙璋改制的。原件牙璋是在中原地区制作的,制作的时间大致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这件牙璋从中原地区传播到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之后被改制为玉璋,改制的时间大致在二里岗文化时期之后、殷墟二期后段之前,大约在公元前1300~公元前1200年之间。改制的目的是要在玉璋上施刻"祭祀图"。这件牙璋由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流传至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的途径,可能是取道陇西,并通过陇南至川西北的文化通道到达成都平原。二里头文化牙璋流传到成都平原的过程,不仅仅是牙璋器物本身的传播,而应是反映了一批文化遗存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一支系人群的迁徙。由此推测三星堆文化中可能还保存着二里头文化所属的夏文化或夏王朝的某些文化特点与礼俗。     

浅析三星堆遗址“新二期”文化遗存——兼谈“鱼凫村文化”

三星堆一期与二期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1999年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多个地点发现了一组新的文化遗存,文化面貌介于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并与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陶器群几乎完全相同,从而填补了三星堆一期与二期的缺环,也基本上解决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青铜时代文化遗存陶器群的传承关系。新遗存中的A组陶器是"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晚段的常见器物,但新出现的B组陶器已明显属于三星堆文化的范畴,因此再将这组遗存归入"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显然是不合适的。考虑到以这组器物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在成都平原有着广泛的分布,因此将其单列出来,命名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     

再论温江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的性质

结合近年来考古新发现,对以鱼凫村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为代表的、分布于成都平原的一支考古学遗存,进行辨析与研究,认为由于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所处文明发展阶段,应该从宝墩文化中单列出来,并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基本原则,建议将这类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地区、距今4000～3700年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命名为"童凫村文化".相信这一判断,...     

成都人的“根” 成都城的“魂”(续二)

一部先民寻找最佳定居地的迁徙史一脉相承。宝墩、三星堆、金沙村,古蜀文明的三部曲。“十二桥文化”,是继“三星堆文化”后,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过渡。“三星堆文明”处于亚北方期,气候极端干旱,伴以突发性洪水。繁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大致反映柏灌、鱼凫两个王朝的历史与文明。     

岷江上游的石棺墓

中国西南地区有大量的石棺墓遗存,分布较广,并在文化特征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对岷江上游的石棺墓作了分析,对其分期与文化特征作了探讨。结合文献记载,认为汉代活动在岷江上游石棺墓分布区域的民族为“冉驡夷”,岷江上游石棺墓即为“冉驡夷”的文化遗存。     

“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9年11月4日至11月5日,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什邡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暨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四川什邡市召开。近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纪念桂圆桥遗址发现十周年为主题,并就古蜀文明的保护传承展开全方位深入讨论,议题涉及桂圆桥遗址及相关古蜀文明遗址的发现、发掘与重要意义、古蜀文明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聚落考古工作与研究以及科技考古研究等几个方面,成果丰硕。为开展桂圆桥遗址今后的考古工作、研究、保护以及实施"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提供了诸多有益思路和中肯建议。     

古蜀玉器玉料分析及矿源产地调查情况综述

古蜀文化的两个中心区域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千件温润细腻、制作精美的玉器,统称为古蜀玉器。对玉器材料的检测分析表明,古蜀玉器主要以透闪石玉为主,同时还有少量的阳起石、透辉石、斜长石、闪长石、滑石等,材料种类丰富,选料较为广泛。通过对成都平原西北龙门山脉一带玉料矿源分布情况的初步调查,以及对中国其他区域矿源产地玉料标本的观察与对比,初步明确古蜀玉器绝大多数材料明显区别于其他区域玉文化玉料,三星堆、金沙遗址中绝大部分玉器应为就地取材、就地制作而成。     

Connotations of Sanxingdui as a Theocratic Civilization

The discoveries of the Sanxingdui culture, including the magnificent ancient city, the splendid bronze ware clusters,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the great art, the grand ritual center, and other material civilizational elements, contain the essential and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stitutional civilization and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Shu civilization and reflect the theocratic regime of the Sanxingdui civilization. As a symbol to command the ethnic groups from southwestern China, the ivory sacrificial ritual in the Sanxingdui cultur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The discoveries of silk residues and silk proteins at Sanxingdui provide important evidence for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Shushan Clan and Cancong Clan, as well as the splendid clothing of the Large Standing Bronze Figure at Sanxingdui, and ev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anxingdui culture and the Southern Silk Road.     

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研究

目次一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的技术特征及铸造工艺二二里头遗址出土陶范考察三二里头遗址出土浇勺考察四二里头遗址铸铜技术初论二里头遗址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遗址(图一)。铸铜遗物在第三、四、五区都有发现,铸铜作坊遗址主要位于四区,总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铸造工场遗址,其周围遗留不少陶范、坩埚、炉壁、铜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铜器、少量大件铜器〔1〕。青铜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主要遗物之一,有礼器、工具、兵器     

潮湿环境下古象牙的现场提取与保护——以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象牙为例

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祭祀坑正式启动考古发掘工作。随着发掘工作的推进,大量象牙相继出土。由于长期埋藏于潮湿的地下环境,象牙基本处于饱水状态,保存状况较差。为了使象牙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在考古发掘现场针对不同象牙的发掘情况,采用高分子绷带进行固形处理,然后整体提取回实验室清理。清理完成的象牙,经过保湿杀菌处理后存放至低温高湿专用库房。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象牙的成功提取与保护,表明医用高分子绷带具有超越石膏提取法的应用优势,对类似出土遗物的现场保护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出土部分青铜器表面附着丝绸残留物的发现与研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运用超景深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显微红外光谱等分析技术,对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表面进行了显微观察和检测分析。显微观察结果表明,青铜器表面附着有经纬组织明显的纺织残留物,根据保存状况可以分为纺织实物、炭化物和泥化物;扫描电镜分析结果显示纤维表面光整、截面呈三角形;结合显微红外分析结果,可以确定残留物的原料为蚕丝。实验结果证实了三星堆文化时期丝绸的存在,也探明了丝绸的发现位置,根据赋存状况,推测丝绸与青铜器、金器共同构建了三星堆祭祀文化体系。     

甘肃肃北马鬃山玉矿遗址2011年发掘简报

马鬃山玉矿遗址位于甘肃省肃北县马鬃山镇西北约22公里的河盐湖径保尔草场。2011年10～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调查确定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发掘面积为150平方米,清理的遗迹有矿坑、防御性建筑、作坊、灰坑,出土陶器、石器、金属器、玉料及毛坯等200余件。从发掘资料看,遗址的年代下限为汉代,是目前在西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矿遗址。此次发掘为研究骗马文化提供了新资料,出土的玉矿原料为研究马鬃山玉矿的矿物成分、矿藏成因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史前至夏时期“华西系玉器”研究(中)

本文是此长文的中篇,主要探索黄河上中游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1600年间的玉器文化。从考古资料可知,约于公元前2300年前,分布于六盘山周围的客省庄文化、常山下层文化、菜园文化、半山文化等与齐家文化的形成关系密切,笔者统称之为"先齐家诸文化"。齐家文化可能形成于公元前2600年前后,但约自公元前2300年以降,迅速发展成地域甚广的强势文化,尤其是在该文化晚期,已分布至陕北高原西侧,北达河套地区。承袭了可能萌芽于庙底沟文化时的"璧琮礼制",先齐家时期已在祭祀坑里将琮与璧上下叠压掩埋,此时玉石琮也有了浅圈形的射口,或是为了固定二器的叠压而设计。齐家文化遗址较多,本文从墓葬、房址、祭祀坑等各方面作了分析研究。     

花厅墓地研究

根据陶器类型学研究,把花厅墓地分为四期。把拥有玉琮、玉梳背饰、玉项饰的墓作为大型墓,把拥有玉镯、环等装饰品的墓作为中型墓,把只有陶石器等的墓作为小型墓。根据形态分析,把随葬陶器分为大汶口式、良渚式、薛家岗式、大汶口一良渚式和大汶口一薛家岗式五类,把玉器分为良渚式、花厅式和融合式三类。从死者头向、葬猪习俗、随葬品组合等方...     

基于环境监测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

目前考古现场保护主要以应急保护技术与临时加固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为主,而关于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少有报道。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保护构建了由考古舱、考古舱环境调控系统、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土遗址监测系统、区域气象站、预防性保护措施、监测信息智能管理平台组成的预防性保护体系。发掘前,通过土遗址监测系统和区域气象站获取文物埋藏环境信息和区域气象信息,为考古舱内环境设置提供了依据。发掘过程中,采取舱内温湿度调控、保湿、空气杀菌净化、控制舱内人数与新风换气等预防性保护措施,达到控制考古舱温湿度、减少细菌和真菌总数、降低舱内CO_(2)浓度,减缓象牙等文物失水速度的目的,有效控制了出土文物开裂、酥粉、霉菌暴发等病害发生,为考古发掘与保护赢得了时间。三星堆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的创新探索与实践为以后重要遗址的现场保护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可借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