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宋代镇墓神物释证

汉中宋墓出土的镇墓神俑有铁牛、铁猪俑、仰观俑、伏听俑及金鸡、玉马、玉犬、金牛、莲灯侍女俑、陶走龙、三彩人首鸟身俑、人首蛇身俑、十二生肖俑、龟蛇俑等,还有镇墓石、陶扶桑木、陶桂树等镇墓神物.这些神物大多与<大汉原陵秘葬经>记载相吻合,说明宋代汉中地区道教发达,独具特色.     

唐宋墓葬里的“四神”和天关、地轴

<正>唐墓里经常出土一些形体高大、造型怪异的陶俑,人们通常称之为"镇墓兽",或者"镇墓神煞",也有人称之为"天王俑""武士俑"。这些名称都是人们按其功能或形象所定,并不见之于唐代文献之中。20世纪初,唐墓中的大型镇墓俑类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罗振玉先生最早把唐墓中常见的镇墓兽和文献中的     

“蒿里父老”及其相关问题的探析

在唐宋墓葬出土的明器神煞中,蒿里父老俑最为常见。关于“蒿里父老俑”有以下几个问题,即蒿里父老俑起源于何时,其产生与“魂归蒿里”的传统观念是否有关,在一些买地券、镇墓文以及传世的堪舆风水书中所见的“丈人”与“蒿里父老”是否为同义词？本文从带有“蒿间”铭文的曾姬无卹壶入手,对“蒿里”一词所产生的时间,蒿里父老俑的由来,买地券、镇墓文等书中所见的“丈人”进行探析。     

江西宋墓出土的墓主人俑简析

两宋时期江西地区道、佛等宗教流行,墓葬中成批出土的陶瓷俑已较有规律,表现出浓重的神怪色彩,其中有"天曹""地府"中的神祇偶像、墓主人及其侍卫仪仗等。[1]笔者就江西宋墓出土的墓主人俑进行了梳理,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六座墓葬进行简单的分析整理。一江西宋墓出土的墓主人俑1.1966年景德镇市东郊古城舒家庄生产队北宋治平二年(1065)舒氏墓[2]舒氏墓为砖室宋墓,出土有女坐俑、文吏俑、生肖俑、武士俑、男女侍俑、四神俑及轿子模型等,另有墓志一方。其中女坐俑袖手端坐于圆座椅上,失头部,残高19.8厘米,其服饰形象与1976年景德镇市郊出土素胎女坐俑(图一)几乎完全相同。     

唐五代墓葬所见墓龙

墓龙是唐五代墓葬中神煞俑的一种,造型为双人首(或兽首)由拱起的蛇身连接。墓龙最早出现在唐高宗年间的河东道潞州地区(今山西长治),高宗至玄宗时期又在今河北、河南、湖南、辽宁等地有所分布,唐末五代时期则主要出现在江苏地区。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和其他出土遗物可知,墓龙的出现和分布与人口的迁徙有密切关系。     

敦煌具注历日见载“本命元神”考辨

敦煌具注历日所见"本命元神"及相关图像,当指中国古代北斗七星禄命信仰体系下相对于本命星神而言的元辰星神。由于十二生肖与北斗在宗教信仰上的关联、以及北斗七星官神在造型方面的相近性,故敦煌具注历日将生肖置于星官帽顶的构图方式,不仅可以客观表达以生肖代表本命、以星官代表元神的双重象征,而且就视觉效果而言,也避免了因本命星神与元辰星神同为北斗星官、容易导致在造型上相雷同的冗沓。隋唐墓葬中冠戴生肖的人像俑,当与敦煌历日见载的本命元神图像一样,是元辰(元神)信仰与生肖信仰相结合的产物,用以展示和传递北斗在古代中国"注死回生"的宗教隐喻。     

实物、图像与文本:宋元时期的墓葬神煞

墓葬神煞泛指古人丧葬观念中墓葬内外各类吉凶神祗.中古时期墓葬神煞观念的流传通常有实物、图像、文本三种可视物质媒介,包括俑像、画像砖、壁画、葬书、文书、石刻等多种形式.宋元时期相同的神煞名目、相似的神煞形象,亦可分属于不同的观念系统乃至其他观念体系,从而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蕴含着差异与变异的墓葬神煞观念并非一以贯之的稳定系统,分析其所表现的连续与断裂、碰撞与调和、误解与再造,得到的是多重语境的观念史.     

偃师杏园晚唐墓出土铁牛铁猪研究

唐墓中随葬镇墓兽、镇墓俑是普遍现象,但晚唐时期却被铁牛铁猪所取代,这一情况集中反映在偃师杏园的八座晚唐墓中。铁牛铁猪被作为压胜之物放置于墓葬中,不仅仅保佑死者,更关系到后代子孙的昌盛,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这样的观念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也有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葬俗从洛阳地区传播至西安地区并在五代、宋朝得以延续,并呈现出洛阳类型与西安—成都类型两种分化。     

南京后头山唐墓出土釉陶俑群初探——兼论毛氏家族墓的性质

2016年,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在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后头山清理了三座唐代毛氏家族墓,墓内均随葬成套的釉陶俑及各类模型明器,为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俑群种类主要包括四类,即镇墓类俑、仪仗类俑、侍役类俑和动物及模型明器,均以白色瓷土为胎,胎质疏松,外施铅釉,釉色偏青黄。对比发现,这批俑群的形制、组合、制作工艺均与洛阳地区出土的同类器高度相似。后头山唐墓的形制与随葬釉陶俑群带有典型的两京地区的特征,与江南初唐墓葬明显不同,其出现或反映出初唐南京毛氏家族意图借助丧葬活动向政治中心靠拢的意愿。     

浅议观风鸟在墓葬中的作用

观风鸟是隋唐到南宋时期墓葬中的一种神煞明器,它以人首鸟身俑的形象与人首蛇身的墓龙(图1)、人首鱼身的仪鱼(图2)以及仰观、伏听等同类神煞明器组合作     

洛阳地区东汉宴乐俑探析

本文着重对故宫博物院藏汉代宴乐俑进行分析,引出宴乐俑的概念,推论出整个洛阳地区东汉陶俑的一般组合规律,并对其在墓室中的摆放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复原。复原推论的主要依据为建国以来墓葬发掘中出土的陶俑、画像砖及壁画等相关的实物及文献资料。本文还对洛阳地区的伎乐坐俑进行了分型、分期。     

陕西西安西北大学长安校区韦婢娘墓（2004CXDM39）发掘简报

M39的埋葬年代在天宝十一载（742），墓主人为韦氏家族的韦婢娘。墓葬形制为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单室土洞墓，不论形制还是规模，都属于唐玄宗时期的中小型墓葬。墓中出土的镇墓兽、男女俑、生肖俑等，与唐代长安天宝年间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的特征一致。该墓有墓志出土，年代明确，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丧葬制度、韦氏家族的盛衰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山东莘县黄庙唐代张弘墓发掘简报

张弘墓位于山东省莘县张寨乡黄庙村南。1986年4月,聊城地区博物馆会同莘县文物管理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此墓为砖砌单室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斜坡式墓道位于墓室南侧。墓葬出土有三彩俑、金器、铜器及墓志等。三彩俑包括武士俑、牵马俑、侍俑、骑马俑等。据墓志可知,墓主人生活于武则天执政时期,生前曾任齐州祝阿县丞。墓中出土的三彩器,在山东地区较为罕见,应为洛阳、长安地区制造。该墓的发现,为研究唐代手工业、商业及埋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洛阳道北二路明墓发掘简报

2009年11月,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配合基础建设,在洛阳市道北二路发掘了一批明代墓葬。其中3座墓葬(HM1125、HM1137、HM1138)均为长方形土洞墓,均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这3座墓葬虽经盗扰,但仍出土了许多随葬器物,其中HM1137出土的陶俑造型精美,为研究洛阳地区明墓的葬制、葬俗以及雕刻工艺与服饰文化等提供了新资料。     

关于战国时期楚国的木俑与镇墓兽

本世纪初叶,古墓中出土的陶俑逐渐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它们既是古老的艺术品,同时又是珍贵的历史资料.陶俑出土以后,世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所谓俑就是陶俑的概念.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概念,是因为早些时候的俑主要是陶俑,而陶俑又大多出土于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流域.     

洛阳伊川大庄唐墓出土铜镜年代及反映的文化交流

洛阳伊川大庄M3是洛阳地区不多见的出土器物甚丰的小型刀形墓。出土器物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文官俑、马、骆驼、罐、铜镜等,发掘者根据铜镜的流行年代将墓葬的年代确定于不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然而根据墓内大部分器物特征,此墓年代应该在唐代早期,从而证明这种打马球的菱花镜早在唐代早期就出现。此铜镜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观念,折射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文明互鉴。     

河南三门峡地区胡人灯俑

河南省三门峡地区东汉墓葬中出土的胡人灯俑一般总是成对出土,并与单只陶狗组合在一起.本文认为胡人灯俑的产生是与西域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有关,胡人灯俑与陶狗出现在墓葬中是为了保护墓主人抵御恶灵的侵害.     

广西出土的两件汉代佛教文物

<正>1982年12月,广西贵县(今贵港市)铁路新村3号东汉墓出土了一件"俑形黑陶灯"和一件"俑形活动流陶壶"模型明器。对这两件造型奇特的陶灯陶壶的俑形象,有人称之为"奴隶"。其实不然,这两件陶器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文化信息,对揭示岭南地区海外佛教传入的时间、传入地点以及传播的路线等历史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贵县出土的这件陶灯,以蹲坐的裸形俑体为灯柱,以俑之头部顶着     

唐三彩的仪器中子活化分析其在两京地区发展轨迹的研究

本文采用仪器中子活化分析技术测定四个主要的唐三彩窑遗址(河南黄冶窑、陕西铜川黄堡窑、长安礼泉坊窑、河北邢窑)以及墓葬、建筑遗址出土唐三彩胎的元素组成,分辨了不同产地唐三彩胎的元素组成差别。而且,本文综合考古资料、实验数据的统计学处理结果,将唐三彩在盛唐时期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大约以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为界。前一阶段的唐三彩属于白胎类型,制作中心集中在洛阳地区,唐三彩器主要由黄冶窑制造,大型唐三彩俑由洛阳地区(包括黄冶附近)未被发现的窑场制作。后一阶段唐三彩的制作中心向长安地区转移,该中心的重要产品是红胎唐三彩,同时可能采用外来的原料制作白胎唐三彩,洛阳地区作为唐三彩的另一个制作中心同时存在。进而论证唐三彩器和唐三彩俑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     

上党殊样:山西长治唐胡商骑驼俑探讨

中古墓葬出土的粟特胡商俑,是多元文化的认知符号和标志,作为丝绸之路真实片断的再现,它们也成为探寻隋唐之际国家交往的线索.山西晋东南长治(上党)地区多年来出土的唐代灰陶俑中有着"胡商、女眷、高驼、载物"的鲜明地域特色,与长安、洛阳等唐代京畿地区出土胡俑相比,别有殊样,独炫异彩,甚至不乏令人赞叹的孤品和精品,笔者依据其独特性,将之命名为"上党殊样"或"长治模本".本文首次对山西长治胡商骑驼俑表现的原生艺术特色进行学术探讨,分析山西从太原到长治、晋城周边地区粟特胡人迁移的踪迹和聚集活动,论证了太行山脉两侧"咽喉"枢纽地胡商频繁往来的原因,指出该地区胡商俑造型生动、形象栩栩如生的特点,这在其他区域很少见.对上党出土陶俑原生艺术的探究,将深入了解丝路纽带的延伸,更有着补史、证史、明史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