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黄釉红彩缠枝莲葫芦瓶

我国釉上彩瓷器的制作自宋代开始,到明代嘉靖时期形成独特的风格。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黄釉红彩缠枝莲葫芦瓶为明嘉靖年间江西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瓶体葫芦形,直口,圈足。口径5.1、足径13.4、高45.1厘米。足内书"大明嘉靖年制"青花楷书六字款(彩色插页)。     

扬州东门遗址发现的明代官窑粉盒考证

2000年,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东门遗址发掘过程中,发现一件外底足暗刻"大明嘉靖年制"的白釉粉盒。本文通过与相关瓷器的质地、款识进行对比研究,认为本件粉盒是明代嘉靖朝官窑所出,它的发现为研究明代官窑制度的转变及嘉靖朝官窑瑕疵品的商品化处理方式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广西兴安县出土明代银杯

1974年,兴安县华江公社社员在猫儿山上约1800米高处修筑公路时,在一块大岩石的石缝中发现4件明代银杯。银杯现存兴安县文管所。介绍如下。 "寿"字银杯高4.6、口径8.1、足径     

隆庆五彩云龙纹梅花碟

1981年辽宁抚顺市文物站收购到一件明代隆庆五彩云龙纹梅花碟。此器造型别致,底、足均呈五瓣梅花状,器里中央底部绘有五彩云龙,每个花瓣的里外都有彩绘花纹(图一)。碟高2.6、口径11.7厘米。胎质洁白细腻,底足上露胎处的边缘有两条极细线状"火石红"。底足没有台痕及刀削痕,光滑平整。整个器物的修胎很精细,未见有跳刀痕迹。由于器物小巧,胎子较薄,用指轻弹可以发出清脆的声音,一般称之为"冷音"。     

明宣德青花海水龙纹大扁瓶

中国青花瓷器历史悠久,举世闻名。明代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烧制了大量青花瓷器,其中宣德窑青花尤其精良,古文献中有"瓷器以宣窑为佳"、"宣窑青花最贵"的称颂。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宣德青花海水龙纹大扁瓶,是明青花瓷的典型代表之一(见图)。青花海水龙纹大扁瓶高45.8、口径8.1、足径14.8厘米。口微敞,短颈上细下粗,扁     

明代卧碑《儒学榜谕》评介

新野县原孔庙(今县政府院)内存一明代卧碑。该碑为青色石质,碑面长方形,长1.84米,宽0.83米,边缘厚0.07米,四角经一至三级弧形弯曲,雕琢为四个方柱形足,碑足底面系边长0.15米的正方形,碑、足通高0.22米。为使卧碑轻而不折,碑身边缘琢凿薄巧,中间部分敦厚。该碑因有四矮足,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分期研究--以明代墓葬出土瓷器为中心

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是对明代北方地区生产和流行的白地黑花、白地黑花褐彩、孔雀蓝釉黑花、白釉、黑釉、酱釉等器物的概括。本文以明代纪年墓葬出土瓷器为主要对象,对"磁州窑类型"瓷器进行了分期研究。     

九层碧玉玲珑塔式炉之雅赏

<正>室内熏香的习俗,最迟于战国时就已出现。燃香之器,名曰熏炉,俗称香炉。香炉的形制很多,宋代的文献中即有记载:"今所谓香炉,皆以古人宗庙祭器为之。爵炉则古之爵,狻猊炉则古之踽足豆,香球则古之鬵,其等不一。"明代以来,香炉的使用愈发普及,其制式也愈加完备、复杂、精巧。而此类中的登峰造极之作,非"塔式炉"莫属!其上部为塔形炉盖,下部为鼎式炉身。因将     

程君房制五龙墨

明代流行大锭墨,当时是锭重几两的很普遍,重逾1斤的也很常见。墨锭的形状有圆形、方形、菱形、八角形、长方形及不规则形等,但明代颇尚圆形墨,程君房与方于鲁就造过不少质精形美的饼式墨,它们既是实用品,也有观赏价值。上海博物馆藏有明程君房制五龙墨1锭,圆饼形,径9.2厘米,重166克,为本色墨。正面浮雕一龙,有角,四足,张牙咧眦、昂首扬鬃、蟠曲腾舞,显得威武雄健。龙身与尾间刻阳文楷书"君房墨"3字(图版柒:3)。背面浮雕四条小龙,形状相近,居中一条口     

《明代卫所军户研究》评介

卫所军户是明史研究中的又一项重大课题,进一步探讨明代兵制,了解明代经济与社会,都需要深入地研究明代卫所军户。但是,这一课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足的够重视。如有的专题研究不深,有的研究不够全面,甚至有的无人问津,仍是一片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张金奎著《明代卫所军户研究》于2007年5月由线装书局出版,弥补了这一研究的不足,填补了这一研究的空白。全书45．6万字,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的明代卫所军户研究成果。     

吉林市博物馆藏明清瓷器选介

1981年吉林市博物馆集中收购了一批明清瓷器,现选择部分精品,介绍如下。一明代瓷器 1.龙泉釉大盘传世品收藏号1193。敞口,圆唇,圈足。盘壁有放射线状凸棱。胎厚,体较大。釉呈影青色,盘底一圈无釉。口径33.7、足径12.7、壁厚1.1厘米(图一)。为明代民窑产品。 2.龙泉釉绳纹耳刻花炉传世品收藏号1194。直口,外折沿,鼓腹,三足,口沿上有一对绳纹竖耳。颈部刻雷纹,腹部刻三组缠枝牡丹。三足呈椭圆柱形。炉胎厚重。釉光亮,呈影青色。炉内底部的3个乳丁及外底部、三足底部均无釉。通高22.5、口径24、壁厚1.1、足径3.5～4.1厘米(图二)。     

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解读

明代三品以上两京大员中的贤能者方能给谥,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有三种特殊现象:一是四品以下官员官品本不及谥而特恩赐谥;二是明中期以后,谥法渐弛,奸邪官员仍得美谥;三是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多为"文"字谥,且为士大夫所认同,以至于翰林出身的不谥"文"、非翰林出身的谥"文"均被视为异常情况。前两种现象明代以前已有先例,是明代对历史的继承。而翰林出身者多谥"文"却是明代的新规,与明代翰林出身的官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非同寻常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就总体而言,明代官员给谥中的特殊现象常常是制度、人事和传统等单个因素或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新见明代勋贵及其家族成员墓志考释

<正>近因协助南京市文物部门核查南京地区古代碑刻之便,搜得早年零散出土或徵集的部分明代勋贵及其家族成员墓志,以其可补证史籍且未经公开发表,足资珍视,今将其录文并略作考释如下。一、武定侯赠营国公郭英夫人严氏墓志出土时地不详,现藏南京市博物馆。志石横49.5厘米,纵48厘米。志盖阴刻篆书"营国夫'人严氏'墓志铭"3行9字,志文内容为:     

吐鲁番发现的明代成化瓷器款识字体结构研究

"大明成化年制"六个汉字是明代成化瓷器款识,该款识具有很高的汉字文化内涵,其组成款识的六个汉字笔法和字体结构特别,与现代汉字有所不同。笔者分析明代成化瓷器款识的笔画、笔顺、字体结构,并对比现代汉字"大明成化年制"六个汉字的特点,论述不同的差距,解析其中的奥秘。介绍明代成化瓷器款识笔法之迷,为研究明代成化瓷器,提供科学依据。     

“三言”、“二拍”中明代军事记述之研究

"三言"、"二拍"展示了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关明代军事事件、军事人物、军事制度、军事生活等方面的描写,在"三言"、"二拍"中占有一定比重。通过研究"三言"、"二拍"中有关的明代军事记述,我们可以加深对明代卫所、军户、武官、军功、充军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     

明清黄釉瓷器浅说

正2016年南京博物院从天津征集到一件明万历官窑黄釉宫碗(图1)。口径17.5厘米,侈口、弧腹、浅圈足,通体施正黄釉。造型端庄、釉色纯正、为典型的御窑宫碗。底书"大明万历年制"青花六字双圈款(图2)。黄釉瓷器在明代是皇家的专用品。每年皇帝祭祀地坛要用本朝制作的黄釉瓷器。明朝宣德年间出现一种口沿外撇,腹部宽深,外观端重而又实用的碗,因多为皇宫所用,故称作"宫碗"。这种优美的形制几乎贯穿整个大明朝,无论造     

明代宦官历史教育论析

明代宦官在东宫教育和帝王日讲、经筵乃至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明人亦强调宦官对于帝王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作用。明代宦官经由内书堂和自我学习接受历史教育,其在历史教育实践中与帝王之间表现出某种趋同性特征,并转而影响君主。受中国古代"明君德政"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明代儒臣透过"贤宦良政"和"恶宦劣政"的历史举说或历史书写,推行宦官历史教育,既于内书堂教育中注入历史训诫,又编纂以古今类型化宦官传记史事为内容的专门史鉴书籍。历史教育成为明代儒臣、宦官与帝王三者之间交互沟通和影响的纽带,以历史教育为中心的史学经世致用取向构成明代中后期史学史的时代性内容。     

南京明城墙外郭十八城门述考

<正>关于明代南京城墙的城门,在清朝吴敬梓《儒林外史》第24回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转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书中提到的"里城门十三,外城门十八",南京民间简称为"里十三,外十八"。其中"里城门十三"指的是京城13座城门,"外城门十八"指的是外郭城门。因京城13座城门——即东面朝阳门,西面三山门、     

明代“中国”西部疆域形成史论--以明朝经略西藏为中心的考察

明朝对西藏的经略始于洪武初年,至洪武八年(1375)基本确定了对西藏的全面统治和管辖。永乐时期的明朝,以西藏为中心阻断蒙古、西域之间的联系,使西藏成为明代"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现终明一世,西陲晏然的景象。西藏与明朝之间明确政治管辖关系的形成,既体现出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层面的强烈需求,也包含有明朝继承元朝疆域遗产的政治意图和构建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北方防御体系的战略需要。西藏作为明代"中国"与"天下"在西部疆域范围的重合部分,为近世"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明代"天下"的范围既包括明代"中国",也包括周边的朝贡国家。明代"中国"划定出明朝的西部疆域范围,明代"天下"则是由明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所确立的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在地理空间上的投射,并在古代向近世转变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明代财政史中的“南粮”问题辨析——基于松江府的徭役考察

"南粮北役"是基于明代财政的地域供输差异提出的一种判断,其中,"南粮"是建立在江南重赋这一基本认识之上。虽然该说自明代以来面临诸多质疑,但这些质疑并不以江南赋、役的量化比较为依据。因此,本文选取有"苏松重赋"之称的松江府为考察区域,在厘清该区域徭役构成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官方账簿和官员奏议中的相关数据,实现对该区域赋、役规模的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役重于赋是明代松江地区赋役征收的基本格局,所谓"重赋",其实质是江南赋役混征背后大量徭役的存在所致,因此明代以来的"南粮北役"说在"南粮"层面并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