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山阁丛书》及其“西学”学人考略

古代刻印书籍,是书籍流通、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刻印方式中常见的有官刻、寺院刻、坊刻、私刻等。明清时期是藏书、刻书事业发展的辉煌期。清中叶后,上海金山一支钱氏家族渐以校勘印刷出版事业显名于世,其校勘著作中尤以《守山阁丛书》《指海》《珠别丛录》等为代表作,因其家族藏书、校书、刻书活动延续时间之长、校勘之精,又汇集了张文虎、顾观光等大儒参与,故受到其时与后世侧目,笔者试论《守山阁丛书》与其学人顾观光、张文虎等,通过编撰《守山阁丛书》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产生的一定影响。     

论黄丕烈对校勘学的贡献

黄丕烈是清代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毕生从事藏书、校书和刻书出版事业。他广闻博学,精于鉴别,善于题跋。在校勘古籍方面,提出广搜异本,择善而从,力主"死校",以保存古书的原貌,他一生约为800多种珍善典籍留下千余篇题跋,为我国校勘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宋本《国朝诸臣奏议》文献价值初探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藏《国朝诸臣奏议》,属于宋刻元明递修本系统,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一,可订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国朝诸臣奏议》的序跋、目录缺失;其二,据书中所载目录及钤盖的纸坊印记,可推定《国朝诸臣奏议》编刻过程的细节,及《国朝诸臣奏议》书版刷印时间的下限;其三,通过与其他传本典籍所载宋人奏议的比勘,宋本《国朝诸臣奏议》有值得重视的校勘与辑佚价值。     

卢前和他的《书林别话》

<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出版活动的国家,但相对于成熟已久的目录版本之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出版"直到近代才出现,出版活动的相关资料也从未得到系统整理,只是散见于历代官私书目、经籍志和政书之间,这种局面在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问世后才得以改观。《书林清话》对诸如历代刻板刻书情况、刻书源流、版本名称、校勘掌故、历代藏书家历史、刻书趣闻乃至书商的作伪手法,等等,均汇辑了不少难得的材料,堪称古代雕版书籍知识的百科全书,是研究     

可洪《随函录》与汉文佛经校勘

五代可洪撰写的《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是一部对佛典中出现的字进行形体辨析、读音标示、意义阐释的书。该书内容极其丰富,除了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价值外,于古籍,尤其是汉文佛经的校勘整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分析了十个例子,意在引起学界对该典籍的关注与重视。     

专栏导言

<正>中国古代自从有了书籍,就是"写本",无论是写在简册、缣帛还是纸上,总是用中国文字写在一定的载体上。而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已出现了刻石,东汉的"熹平石经",三国时期的"正始石经",始于隋代的"房山石经",都是刻在石头上的书。唐代发明了印刷术,但到了五代时期才用来刻印国家最重视的书籍"九经"。北宋时期国子监继续雕版印刷经史要籍,校勘编辑工作都是     

泰山经石峪刻经探究

泰山经石峪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摩崖刻经,在中国宗教史、书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书体以隶为主,兼具楷、行、草、篆等意。此外,刻经者在经文选材、刻经选址及刻经创意布局等方面都独具慧眼。因为刻立时间、目的、书者皆无记录,且刻经似未完工,而给世间留下了许多谜团。本文从书者、选址、经文、书法、工程情况等方面进行探秘解读,揭开泰山经石峪的神秘面纱。     

论清代顾广圻校勘《华阳国志》

清顾广圻曾两校《华阳国志》,其一为廖寅刻书担任校雠之役而中途辞去;其二为孙星衍校书,成果后借予廖寅。顾氏校语今见于清廖刻十二卷稿本及清乾隆四十六年李调元刻《函海》本。顾校《华阳国志》以"不校校之"及审密求精为宗旨,他的校勘灵活运用"校法四则"且考订周详,版本选择尤重宋刻,善于总结误例、触类旁通,代表了清代《华阳国志》校勘的最高成就。     

论俞樾在校勘学上的成就

俞樾是晚清著名经学家、语言学家,一生校释了大量典籍,在校勘学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他校勘的内容丰富,在校勘过程中重视分析古书讹误的原因,系统总结古书讹误的条例,科学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对我国的古籍整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清内府书籍经卷板片的采买、存贮等问题初探

我国自有版刻图书以来,书板便主要用于刷印文化典籍。封建统治者和儒林学士对书板一向是重视和珍爱的。元、明、清三朝定鼎之初,都有收贮和补刊前代官刻书板的史实。康、雍、乾三朝是清代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内府修书刊刻事业的昌盛之     

吹尽狂沙始见金——谈谈明代的内府刻本

正在古籍善本领域,如果说某种版本类型被世人误解最深,长期饱受污名,但是又深受当下古籍收藏界的重视,那恐怕非明代内府刻本莫属了。顾名思义,明代内府刻本就是明代皇家的刻书。作为皇家的刻书,明代内府刻书上承五代、两宋国子监刻书和元代兴文署刻书,下启清代内府(武英殿)刻书,是中国古代中     

叶德辉刻书活动探析

叶德辉是清末民初的文献学家,其所致力包括藏书建设,藏书目录编制、读书题跋撰写、书史研究、藏书经验总结、前人书目考证纠正和订补等,并延伸到图书刊刻领域。叶德辉一生共刊刻超过百种图书。除刊刻内容严肃及与本人学术喜好相关的图书,还刊刻游艺、房中等流传甚少的书籍,其刻书几乎没有禁区。他不仅重视刊刻个人着述与家集,也重视刊刻海内外未经传刻或罕见之本,於保存文献、羽翼学术,居功至伟。叶德辉亦精於校勘之学,一些孤本文献赖其力得以保存。故叶德辉不愧为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刻书家．其贡献应予肯定。     

徐乃昌影刻《玉台新咏》考

徐乃昌影刻明崇祯赵氏小宛堂本《玉台新咏》是近现代影刻古籍的代表之作。通过细读《徐乃昌日记》和相关资料,可以确定徐氏是影写付刻,而非原书上板覆刻,其所用底本并非北大藏徐乃昌旧藏本,而是刘承幹旧藏本。徐乃昌影刻此本的用途,更多是作为"礼品"书。成功造就这一出版佳话,有赖徐乃昌严谨有序地确定底本、负责认真地校勘以及陶子麟团队高技术的刊刻等多方面因素。考察这些细节,对研究民国传统刻书和出版史不无裨益。     

现存韩国刊行《文选》版本考

现存韩国刊行《文选》版本考〔韩国〕郑玉顺早在高丽时期,韩国的雕板印刷术就相当发达,１０世纪末开始刊行书籍。当时刊行的典籍很有价值。清孙从添在《藏书纪要》第二则《鉴别》中说：“外国所刻之书,高丽本最好。《五经》、《四书》、医、药等书皆从古本。凡中夏所刻...     

卢文弨校勘学述

卢文弨在校勘上属于博涉一派,然而他的博涉却是以专精为基础的。文昭校勘的卓著成绩,得力于他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方法。粗浅分析起来可得以下数端:1.广罗异本,以对校为基础具备众本是校勘的第一前提,因为书籍在传刻中出现的谬误,只有未误之本才是最可靠的回改依据。如果罗致的版本不全,就会直接影响校书的质量,如果遗漏了重要版本(尤其     

阮元刻《尚书注疏》校勘记“岳本”辨正

<正>清代嘉庆年间阮元南昌刻《尚书注疏》校勘记中提到"岳本"多条,其中38条为"毛本"之误。本文为之辨正,以供参考。阮元南昌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为清代嘉庆以来最受重视的《十三经注疏》版本。这个本子受重视的原因,一是底本为十行本(号称宋椠,实为元刊明修),二是在刊刻时作了部分校改和用字的规范工作,三是附有校勘记。其中"校勘记"至今仍是学者经常参考的部分。就《尚书注疏》而言,阮氏"校勘     

天一阁藏顾广圻校《仪礼注疏》考述

天一阁藏顾广圻校《仪礼注疏》,为明万历二十一年北京国子监刻崇祯重修《十三经注疏》本,校本主要是宋刻单疏本《仪礼疏》,并参校影宋抄本《仪礼要义》等书。是书经顾广圻数度批校,校改不下千处。顾广圻是张敦仁汇刻《仪礼注疏》、汪士钟刻《仪礼疏》的实际主持者。张本所用的宋本疏,并非直接来自宋本,其依据即为天一阁藏的顾校本;而汪刻虽然号称"覆宋",但其实对宋本有大量有意识的校改,其校改痕迹也保留在顾校本中。另外,段玉裁、阮元所依据的单疏本均来自顾校本。一般认为,顾广圻校勘古籍以不轻易改动原文为特色,但从该书来看,他的校勘思想或许更为复杂多变。     

明安国刊《颜鲁公文集》活字本、刻本版本关系考论

安国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但历代文献于其刻书活动所记甚少。叶德辉虽然在安氏后人所作年谱中找到了对安国用活字印书的记载,但其在仅凭经验未经比勘的情况下,认为安国刊《颜鲁公文集》活字本在前、刻本在后。此后《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中国版刻图录》在判断这两个版本的关系时也未曾校勘,做出了与叶氏相同的判断。此二本传世稀少,笔者经过对两个版本影印本的比勘、序文的分析,对二者关系有了更为可信的推断。     

宋刊典籍中所见题衔考略

部分宋刊典籍中的题衔信息多可与正史等文献互证,且有能补正史之阙者,史料价值颇为重要。然各书题衔彼此之间亦时有龃龉,主要见于官衔、食邑数、食实封数等信息方面,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讹字、衍字、脱字等。研究者在利用这些信息时,应作谨慎的甄别。另外,结合各书题衔及校刻时间进行考察,可知宋代刻书具有"批量式"生产的特点,这有助于对典籍的校刻时间进行判定。     

《说文逸字》在《说文》学研究方面的文献学价值

晚清学者郑珍所著《说文逸字》,是一部利用文献材料考证《说文》逸字的专书。其主要方法是通过历代典籍引用古本《说文》的语料与今之通行本的互勘,寻找逸字的踪迹,旨在恢复许书原貌。郑书所引相关典籍由汉代至宋元,共计48种,为同类著作之最。书中还历数文献典籍之间的渊源关系,有助于辨清《说文》在后世的流传。《逸字》一书,对于《说文》的版本和校勘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