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颐阙

高颐阙位于四川省雅安县城东七公里处,是我国保存较完整的汉代石阙(图一)。高颐阙分东西两阙,故也称为"双阙",两阙相距13.6米。高颐阙即西阙,阙上北面铭文曰:"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光"。檐端每端一字,亦书上述铭文,如瓦当形状。铭文属隶书体。东阙现在仅存阙身,清代曾修复石刻顶盖,也仿瓦当形状。高颐阙的檐部下层雕刻角柱和方斗(图二),阙总高6米(包括台基),阙身分母阙和子     

河南省古代建筑中的全国之最

1、我国现存最早的砖塔——嵩岳寺塔:位于登封县城西北六公里的嵩山南麓。该塔建于北魏,距今一千四百多年。平面十二角形,高约四十余米。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我国现存最早的庙阙——嵩山三阙(即登封县城东四公里中岳庙前的太室阙、登封城西五公里的少室阙、登封城东北三公里万岁峰下的启母阙):均建于东汉,距今一千八百多年。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座阙高约四米,由阙基、阙身、阙顶三部分组成,周身雕饰画像和图案,並有阙铭。     

平杨府君阙考

平杨府君阙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4公里的仙人桥西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阙坐西向东,前为宽约50米的芙蓉溪,后隔川陕公路是起伏的小山。此阙双阙均保存完好,南阙檐枋头上原刻"汉平杨府君叔神道"等铭文,因而得名。这些铭文现已风化剥蚀大半,仅余"汉"、"平"、"府(?)"3字依稀可辨。民间传说此阙为三国时期蜀将     

汉太室阙“象”形新议

位于河南省登封县中岳庙门前500米处的太室阙,是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由吕常等人在汉代太空山庙前建造的神道阙,阙高3.92米,东西两阙相距6.75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岳汉三阙”之一。太室阙阙身用长方石块垒砌而成,阙身除刻有文字外,阙身四面用减地平雕法雕刻有人物、车骑出行、马伎、舞剑、龙、虎、玄武、羊头、斗鸡、犬、避免、赡蜍、猫头鹰、建筑物、长青树等画象五十余幅,是研究汉代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     

河南碑刻叙录(续)——汉三阙阙铭

太室阙、少室阙、启母阙均在河南省登封县嵩山脚下,合称“中岳汉三阙”。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阙,是我国古代设置在城门、宫殿、祠庙、陵墓前的建筑物。它的作用是表示大门。登临了望;悬挂法令、布告,以示国人;朝臣陛见,思缺补遗。太室阙,建于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是汉代太室山庙前的神道阙,此阙     

《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之补

《四川文物》1989年第一期刊登了胡顺利同志针对我于《四川文物》1988年第三期上所发表的《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以下简称《成释》)一文而作的《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以下简称《胡补》),读完《胡补》,我深羡胡顺利同志的精审,痛责自己的粗疏。服膺之余,我再捡旧槁,始又感《胡补》臆断多于求真,今就所感,辨之如下。 一、关于甲阙——“王君平阙”的名称问题 在《成释》一文中,我不同意前人将1980年在成都东郊所发现的两块东汉墓阙,视着一对原阙     

固原元代以后若干文物铭文误释及相关问题

元代以后,固原文物留存丰富,重要文物收录著书并有多家成果,然铭文类器物的释读阙误对深入研究造成影响,且有个别文物原释被长期引用。对京兆府黑釉瓷坛、三关口摩崖刻石“山光水韵”“昭忠祠”匾额、《三关口修路碑》四件（组）文物的铭文、年代、断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补证,以助于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成都郊区两块东汉墓阙铭文补说

邓代昆同志在《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上发表《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一文(以下简称《邓释》),对《成都文物简讯》1980年第2期所刊石湍同志的《成都东郊发现了汉阙石刻》一文报道介绍1980年7月间在成都东郊明代墓葬里作为抵墓门之用的两块东汉石阙,“认为它们绝非是原配,而是各自失去了配偶的独阙”,并提出“将甲阙称为‘王君平阙’,乙阙称为‘王文康阙’,将甲阙石刻刻铭称为‘王君平阙侧’,就其文字进行比较分析”来考释。我这里对于《邓释》所说甲阙的名称和乙阙的年代,试谈一些浅见,以供进一步研究时参考。     

馆藏邓国铜器

邓国,是位于汉水以北、南阳盆地南部的一个具有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古国。立国的确切年代,虽无可稽考,但从盂爵铭文及文献记载,它在西周初年确已立国。盂爵铭文是西周爵铭中最长的,四行二十一字:“唯王初(卉本)于成周,王令盂宁邓伯、宾贝,用作父室尊彝。”从铭文可知是成王时器。郭沫若     

关于贵州省博物馆的8件先秦青铜器

《考古》2005年2期刊发了一批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先秦至汉晋时期青铜器。多件铜器上还有铭文,且铭文的字数颇多,有的达到76字。这样一批有铭文的铜器,自然会引起学界的重视。文中刊布的先秦铜器有10件,其中剑7件,戈1件,笛1件,碗1件。其中除2件剑没有铭文外,其他8件皆有。我们认为这8件有铭铜器都是伪铭或伪器。有铭文的5件剑中,其形制可分两类。一类是扁形直茎,另一类是圆柱形直茎,有格。5件剑的铭文都刻于剑身一面的中脊两侧,由右向左作两行竖排。这5件剑的铭文摘录如下（括号中之字为笔者所释）。     

蔡侯戟铭文补正

1980年9月安徽省舒城县九里墩春秋墓出土1件矛戈分体戟,戈援至胡有错金铭文6字,前人已作考证,但铭文第3字仍存在分歧,或释“(毛乙)”、“朱”,或释“逆”、“(?)”。现对照原器对铭文作一分析,以就教于专家。需要说明的是,戈出土时已断成四截,断痕一处位于援中部铭文第1字下半部;一处位于铭文第3字上部;一处位于内、阑交接处。另外胡下端铭文最后1字下半部缺,援上铭文第2字处因锈蚀严重而残一块,胡上铭     

四川汉闕的价值

在四川辽阔的土地上,星星点点地散布着数量可观的汉阙。它们是雅安高颐阙,绵阳平阳府君阙,芦山樊敏阙,忠县丁房阙,夹江杨公阙,德阳上庸长阙,新都王稚子阙,梓潼李业阙、贾公阙、杨公阙和边孝先阙,渠县冯焕阙、沈府君阙、赵家坪东无名阙和西无名阙、王家坪无名阙、蒲家湾无名阙。这些都是东汉遗物。其中李业阙兴建于东汉建武十二年(36年),是现存汉阙中年代前早的,比著名的河南登封太室阙还早八十多年。渠县有汉阙六处,是全国汉阙最多的一个县。1983年2月,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又发现东汉     

西汉“三囷共厨”铜鼎及相关问题

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一件兴平北吴墓地M64出土的西汉铭文铜鼎,其器盖和器身皆刻有铭文“三囷共厨”。根据铜鼎的形制和铭文内容判断该器应为西汉中期铜器。文献中鲜见有关“三囷”的记载,笔者结合秦汉时期地理命名的原则,并通过与其他“共厨”类铭文进行对比研究,推测“三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处皇家宫苑。“三囷共厨”铭文反映出西汉时期“共厨”类铜器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该类铭文铜器受到不同层级机构的使用。“共厨”铭文正是相关职官管理器物时所留下的錾刻记录。     

四川省雅安高颐阙考释

高颐阙位于四川雅安市郊姚桥乡汉碑村。汉故益州太守高颐墓阙,建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高颐阙现为一保护整体、有墓、兽(圆雕雌雄辟邪一对),阙为双阙,均为子母阙。墓阙相距160余米,两阙相距13.2米。东阙残,只剩座和阙身,阙顶为后世仿制,两阙完整。阙为仿木结构石质建筑,由台基,阙身、阙楼、阙顶四部分组成。母阙砌     

重庆市忠县丁房阙、无名阙文物保护搬迁工程

一、项目概况忠县汉代丁房阙、无铭阙,均位于三峡水库淹没区175米以下。这两座珍贵的历史文物将搬迁到忠县白公祠新址,进行异地保护。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与西安古代建筑工程公司承担了这两处珍贵石阙搬迁保护工程的方案设计,和两阙的搬迁保护工程。二、忠县汉阙搬迁保护主要工作简介:汉阙搬迁保护工程分“搬迁前预加固保     

黎城西关M7、M8出土铜器铭文及有关问题

在对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7、M8两座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对该墓地出土的仲考父盘等及传世的齐侯壶（洹子孟姜壶）铭文的释读和理解提出一些新的见解。M8出土的青铜器风格特征较近,年代应相近同,系M7墓主仲考父生前所作,年代略早于M7出土的仲考父盘等遣器,也早于墓葬即M8的年代。M7墓主楷侯宰吹（楷宰仲考父）与楷大司徒仲车父、楷大司工尚倮等皆任要职,其身份或皆系楷国公室,恐非如简报所云为士一级贵族。     

高颐阙铆铁的科学考察

高颐阙位于四川省雅安市郊成雅公路侧,距雅安市约7公里处的姚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高颐阙为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所建,是一对扶壁式的双阙,两阙相距12米。东阙残损严重,主阙斗拱层以上的阙额、阙檐、阙顶和子阙全部散失,不能恢复原貌。西阙现状基本完整,现人们所称的高颐阙,系指西阙而言。高颐阙由32块紫红色中粗粒岩屑长石砂岩,在长2.55米,宽1.65米,高0.45米的船形基石上堆砌成有扶壁的重檐五脊式的石质建筑。主阙13层,子阙7层,由于阙是建筑在未作基础的地面上,加之地震等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造成阙基下沉、阙体倾斜和开     

两周曹国铜器考

两周时期曹国式微无闻,过去曹国的西周青铜器也从未被发现过.本文将近千年前扶风出土的姬寞母豆铭文和1992年同地出土的师(盂)钟铭文对读,发现两器铭文完整地记录了曹国公室西周时期的世系序列,并以其与<史记>的<管蔡世家>、<三代年表>对勘,修正了<史记>的缺漏和错记.同时这一研究也顺利地识读了千年不得通解的姬寏母豆铭文,以及近年出土的师孟钟铭文的释读问题和断代问题.本文还对金文中的曹国铜器、曹国地望和曹都地理沿革作了初步考查.     

曲阳定窑遗址古墓发现的刻铭白瓷碗

曲阳定窑遗址内北镇古墓出土的五代定窑白瓷碗,碗上有三处镌刻铭文,分别位于外腹、内底和底足,多达15个字,十分罕见,是研究定窑铭文不可多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成都汉阙刻石铭文考释

1980年7月,在成都东郊发现的作为明代墓中抵墓门之用的两块有铭文的刻石和部分镌有图案花饰、动物浮雕的残石,实系东汉时期墓阙遗物。这些雕画,对于研究汉代的绘画和雕塑,提供了最原始、最真实的实物材料。而那三组年代不同、内容丰富、书风各异的阙铭(其中一阙石,镌有不同年代的两组文字,这在汉阙铭刻的形式上,是别具一格的),则对于研究我国汉代历史、风俗礼仪、特别是对于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及其发展历史,具有珍贵的价值。本文拟对此刻石铭文进行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