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缘起的另一种解读

"科玄论战"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著名论战,一般谈到此论战比较忽略相关人事的交往问题,而"科玄论战"之所以在张君劢和丁文江这对朋友间不得已爆发,除了时代潮流的背景和两人的思维模式外,与两人在个性、师承及所受思潮的影响上的冲突,也有微妙的关系。     

浅析“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三次论战,其中"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论战不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而且其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学说和观点也对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些影响和启示。正是在这不断探索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浅谈“科玄论战”的原因与影响

"科玄论战"是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一次思想论战。这次论战爆发的原因,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外,还与张君劢自身经历以及其和丁文江二人的关系相关。"科玄论战"继承了国粹派的因素,是对"科学万能"偏激思想的纠偏,且对随后30年代出现新儒家做出了铺垫。     

“百万人委员会”与1957年美国对华贸易论战——以周以德档案为基础

围绕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从1956年底开始,美国舆论界发生了一次大论战。一派以"百万人委员会"为首,反对对华贸易,主张不接触、不承认新中国;另一派由部分宗教领袖、记者、学者、商人与政客组成,主张扩大对华贸易,与新中国积极来往。"百万人委员会"从经济、道德、国家安全等多个角度发动舆论攻势,宣扬与新中国进行贸易"百害而无一利";支持对华贸易者的声音虽然弱小,但他们利用媒体针锋相对地进行论辩。这场论战的结局是"百万人委员会"获得胜利,但是这场论战却是"百万人委员会"由盛转衰及美国对华舆论与对华政策转向的肇始。     

中苏“十年论战”是文革的舆论准备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国际共运大论战,又可称为中苏"十年论战"。对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历史事件,为什么现在要来评议呢?第一,"十年论战"是十年文革的重要原因和思想基础。批判了苏联的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引申到我国国内,打倒睡在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也就顺理成章了。     

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

20世纪30年代,由10位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引发的关于中国文化走向问题的论战,直到今天,仍引起学界不断关注.本文拟对上世纪30年代至今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考察.20世纪30至70年代,对于该问题基本还谈不上系统研究,只是学者借机发表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见解.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术界,尤其是大陆学界,对于这场论战,在一致认同其"政治"、"党化"背景的同时,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场论战发生的时代、社会背景,从"政治"以外的其他角度去考察这场论战.90年代至今,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超越意识形态框架,而现代化视角的引入,使得这场论战的文化及现代化意义开始渐渐凸显.     

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席卷了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涉及当代国际共运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论战规模之大,内容之广,斗争之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场论战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格局。详情请读《中苏两党大论战始末》。     

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古史学界的影响

20世纪初年,日本汉学界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对民国史学界有所影响。1920年代,"抹杀论"争辩余波转移至饭岛忠夫和新城新藏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论战,而国内正值"古史辨"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受东邻之影响,先后有不少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有史料显示,中国学术界不仅对日本提出的"抹杀论"并不陌生,而且东瀛汉学界这场持久论战,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顾颉刚作为近代中国古史研究的领袖人物,亦了解白鸟库吉,并接触过其论著。民国学者的古史研究是整个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本土与域外存在学术上的互动关系。     

社会主义论战之“外”的胡适及其“国家社会主义”论

社会主义论战爆发后,胡适比较关注,且于论战尚未结束之时借论王莽改制而谈起"社会主义"。他对王莽改制举措作出"社会主义"的解读,认为王莽的"六筦之令"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政策,并对其失败予以同情。实际上,此后一段时间胡适所欣赏和认可的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这已是他赋予了特别含义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德式国家社会主义并不相同。     

科玄之争与近代科学思潮

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在学术界长期被贬斥成“唯心主义的大混战”。这种囿于“两军对战”框架的结论,今天无论从思想史还是当时论战实际来看,都不免失之简单。对此,近年已有论者提出异议。本文拟选取近代科学思潮发展史的角度,对这场论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一点粗浅的探讨。     

桑弘羊反儒扬法的革新精神——读《盐铁论》札记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汉朝政府曾经召开过一次盐铁会议,会上以当时政府的御史大夫、法家桑弘羊为一方,和来自各地的六十多名儒家"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两刃相割,二论相订"(《论衡·案书篇》)的大论战。论战涉及的方面很多,"上自礼乐刑法,下逮农耕商贾,内则     

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     

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历史命运——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三次思想交锋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在中外(主要是中西)比较中产生的20世纪新问题。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交锋是名副其实的论战,论战各方都在出版物上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对不同意见做出了回应。后来的两次交锋我以为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论战了,掌握着政治优势的一方往往无意与不同意见者展开思想交流与平等对话。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各说各话。这样,论者之间,迄今就很难摩擦出思想的火花。     

中国：巨星还是流星？

有人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定超越美国，也有人认为在此之前中国就会被国内矛盾击垮。随着美欧挥之不上的金融危机开始侵蚀中国的超级大国表象，此类论战呈愈演愈烈之势。     

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

张君劢在 １９２３ 年一次带偶然性的讲话究竟在何处以及怎样挑战了五四新文化人关于 “科学”的基本观念, 从而使后者不得不拔剑而起？ 同时, 五四人心目中的 “赛先生”究竟何义？ 本文拟通过考察分析 “科学”观念在后五四时期的演变来反观和反思这些问题。过去有些研究者对这次论战的水平感到失望,其实论战当事人之所欲言与这些失望者之所欲观未必一致, 迄今为止研究得最多的概念问题似尚不如影响青年学生更为双方当事人所关注。而由于时人对于 “科学”及 “科学方法”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带本质区别的理解, 为许多研究者常规使用的 “科学主义”这样一个高度概括性的西方抽象术语, 对发生在中国后五四时期的一次具体争论有多大的史学诠释能力, 也还可以讨论。     

康有为的“大中国观”与革命派放弃“驱除鞑虏”口号

190 2年 ,康有为深情表白 :“以我之愚 ,窃爱大中国 ,爱一统 ,若其为印度焉 ,分为众小以待灭 ,此则我之愚 ,所不敢知不敢从也。”他以“大中国观”反对喧嚣一时的狭隘民族主义 ,导发了一场思想大论战。通过论战 ,革命派接受了“大中国观”,清算了“民族复仇”、“满汉分治”、“特法治满”等错误主张 ,放弃了有严重负作用的“驱除鞑虏”口号 ,形成了巩固中国统一、体现民族平等的“五族共和”方针     

政治性与学术性: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目前学界对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从政治角度审视社会史论战,将其定性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争,强调其政治意义;二是从学术理路上审视中国社会史论战,将其视为唯物史学内部的争论,强调其学术意义。尽管双方存在较大分歧,但都一致承认这场学术论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学术讨论与政治诉求混合在一起,决定了这场学术论战包含着深刻的政治内涵。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合在一起,故人们对这场论战的定位才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也正因政治性与学术性混杂在一起,故仅仅从政治或学术的视角审视这场论战,都是偏颇的。只有将政治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加以综合审视,才能真正认清这场论战的真实面相,才能真正理解它所催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质。     

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读《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后的思考

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作者萧岛泉。这部书翔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学讨论如何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不许人们了解,三次哲学大论战更是知者寥寥。     

戈尔巴乔夫访华纪录

苏联最高领导人访华,有两次最引人注目,一次是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另一次则是30年后的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赫鲁晓夫的访问标志着中苏关系由"蜜月"走向破裂,而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则是中苏经历了10年论战、10年武装对峙、10年谈判之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国情的一场论争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关于中国国情的一场争论。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场“论战”,无论在中国革命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都有其重要影响。 近几年已有一些文章论及此问题,本文仅就这一“论战”的性质、内容、作用和影响,作一补充性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