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群团"还是"社团"

在首届新方志和续修方志中,有许多设了群众团体志(编、篇),还有的将党派群团或党政群团写在一起,称党派群团志(编、篇)或党政群团志(编、篇)。少数则设社会团体志(编、篇),或合设党派社团志(编、篇)。究竟应叫“群团”,还是称作“社团”呢？对此,我们首先要弄清群团和社团的概念。     

关于领导干部"知"、"言"、"行"的思考

“知”、“言”、“行”既是认识论中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具体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经典表述。领导干部作为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要努力培养读书学习的习惯,认真提高讲话文稿的质量,正确对待本职工作的实绩,在更高的层面实现“知”、“言”、“行”的有机统一,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     

"嵎夷"与"朝鲜"

"嵎夷"之名最早见于<尚书>,自新石器时代就居于山东半岛,应是东夷少昊族团的一支,但由于中原华夏民族的东渐及在这一过程中的频繁战争,迫使相当一部分嵎夷人越海迁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列岛,<山海经>将"少昊之国"、"羲和之国"称为"海外"之国,就反映了这种历史真实,而自新罗开始,古代韩国人自称是"轩辕之裔、少昊之胤"、"嵎夷细民",不是没有道理,它反映了中、韩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的血肉联系.     

"鹭舞"与"鹭鼓"

上个世纪40年代,闻一多先生《说鱼》1一文在考释"鱼"字的隐义时附带谈及"鹭",将鱼、鹭两者释为男女关系的两方,这应该是"鹭"与其他象征之错综复杂关系的一个方面.本文认为"鹭"的杂多象征关系中还有一个被以往学者已注意到但尚未展开的方面,即鹭与舞、鹭与鼓的关系.     

"葬"和"埋"

本文主要对"葬"释源,并兼谈与"葬"有密切关系的"埋"字,同时附带介绍一些与丧葬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葬"是起源很早的字,很有可能在商周时代产生,"埋"是"薶"的俗字,"埋"的出现理应晚于"薶"字."埋(薶)"起先都是指埋物、埋牲,后来才有埋人之义.本文粗略地说明了"葬""埋"的起源、意义,同时附带介绍一些与丧葬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形象"、"意象"及"原型意象"刍议

“形象”、“意象”及“原型意象”,是古典诗歌理论研究中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正确把握这些概念的内涵、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诗人诗歌创作的审美心理,也有助于我们准确表述诗歌欣赏的审美体验。     

论"清谈"与"清语"

魏晋“清谈”和明清“清语”都是我国古代史上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关注二者的历史传承渊源,内容、表现方式上的明显差异,以及审美范畴上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在今天更好地研究这一文化现象具有积极的意义。     

"百分比"、"倍"的用法

地方志书、年鉴中不仅收录大量的统计数据,而且还通过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的比较,来说明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概貌。“百分比”、“倍”数的用法正确与否,关系到志书、年鉴的质量,关系到志书、年鉴功能的发挥。新疆已出版的志书、年鉴对“百分比”、“倍”数的使用,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使用不当或使用错误的情况。方志工作者、年鉴工作者应当正确掌握“百分比”、“倍”数的使用方法,努力提高志书、年鉴的可信度,为读者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资料。[第一段]     

"作"、"做"的用法

“作”、“做”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字,可是在一些报刊以及志书、年鉴中,经常会有使用不当、出现错误的情况。例如:把“作贡献”误作“做贡献”;“作指示”误为“做指示”;“做准备”误作“作准备”等等。《现代汉语词典》对“作”、“做”解释得非常清楚,并列举了由“作”和“做”组成的词、词组以及成语,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就不会出现差错。出现差错的情形主要是由“作”或“做”做谓语时与宾语搭配不注意辨析引起的。一般情况下,动词做宾语时,谓语用“作”。例如:作调查、作考察、作研究、作分析、作推断、作介绍、作处理、作…     

《穆天子传》“启居黄台之丘”考——兼论周穆王东巡的地理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穆天子传》中“启居黄台之丘”的解释分歧较大。从启的活动地域及《穆传》东巡路线综合考察,似可判定“启居黄台之丘”有可能就在文献记载的钧台,即今河南禹州一带。20世纪以来长期流行的黄台之丘在今河南新郑、新密之间的说法,缺乏较为可靠的文献和考古学依据,“启居黄台之丘”与洧水流域新砦遗址及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并不相涉。     

朱熹和《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产生以后,不仅形成了一种新史体--纲目体,而且到明代又催生出纲鉴热,为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无形中走出了一条道路.然而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却一直不加理会,本文拟就这些方面作些初步探索,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明代纳西族文化的奇葩——丽江木氏土司著作

明代,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在承传东巴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同时,积极学习和运用汉文化,取得了优异的创作成果,先后有十余部诗文集问世,得到省内外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好评.不仅使纳西族文化在纵向延伸与横向的发展中得到丰富拓展,开创了纳西族文人文化的先河;也使纳西文化渐为中原所知.<明史·云南土司传>称"云南诸土官,知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本文对这些诗文集逐一提要介绍.     

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钱穆的学术史方法与史识——义理、考据与辞章之辨

钱穆在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史研究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其中,关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思想是最核心和基本的。他从民族文化保守主义出发,吸收继承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相关思想成果,从学(科)术分类和研究方法论两个层面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作了许多新的阐释。他的这些思想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有不少局限。     

钱穆论史体与史书

钱穆对中国史书各种体裁作出全面的分析。他推崇编年体、纪传体 ;特别强调列传体 ;对纪事本末体批评较多 ,对志书、方志等各种史书 ,都有述评。钱穆对史书体裁的分析 ,反映出他的史学思想     

钱穆的史学方法论思想

钱穆埘史学方法论有相当丰富和精辟的论述。其史学方法论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研究历史应该做到通与变相结合;研究历史还要做到通与专相结合;治史贵在求其特殊精神与个性;研究历史应该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惜抱轩书录》与姚鼐的学术倾向

《惜抱轩书录》为清代著名学者姚鼐所撰的四库提要初稿集,从其提要稿被《四库全书总目》采弃的情况中能充分地看出,姚鼐与当时的《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官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清代的汉宋学术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丽江木氏土司档案文献评述

丽江木氏土司在统治滇、川、藏纳西族地区的数百年间,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碑碣、摩崖、谱牒、图表、传记、书、亲供册等,本择其要对其载体形式、内容构成、史料价值和某些学术观点作了评述,希望有助于这一珍贵档案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