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讼师”到“律师”——从翻译看近代中国社会对律师的认知

源自西方的律师制度在近代中国确立之前,英文中的lawyer等概念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在中国译介并传播,且出现讼师、状师、法家、律师、辩护士等不同译法。最终,律师这一译词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译词的选择与使用,反映国人对律师制度及律师职业认知历程的嬗变。早期译介者以讼师这一传统概念对译lawyer一词时,并没有给予其明显的价值判断,但由于传统社会中讼师的不良形象,以及在中国官方话语的构造之下,讼师这一词汇本身承载的根深蒂固的负面意涵便被无限放大。这种负面意涵直到民国时期律师制度确立、律师阶层产生之后依旧存在,影响了律师阶层在近代中国地位、身份的确立。     

再造“西北”:民国时期旅外学人对西北形象的重塑

民国时期,西北在国人的眼里具有双重性,部分论者包括在西北任事的一些外省籍人士认为西北是一蛮荒之区,这种负面评价在当时颇有市场,西北的旅外学人对此甚为反感,撰文驳斥。由于旅外学人处于建言地位,且某些言论和行为触及了统治者的利益,不被当权者重视甚至被封杀。不过旅外学子信守知识分子的弘毅使命,勇敢揭露故乡黑暗统治,向外界告知西北真实情境,不遗余力为桑梓献言献策等举止,为民国时期乃至后来西北形象的重塑和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民国邮票看孙中山的“国父”形象

孙中山是著名的革命家,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他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贡献了毕生精力,被全球中国人尊为"国父",是唯一在海峡两岸都受到尊重的革命家。他的形象多次出现在我国邮票上。民国初年,他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光复纪念邮票上。但随后中国进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方不承认他的贡献和地位,他的形象一直没有出现在邮票上。但是孙中山的继续奋斗和探索,对社会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成为人民心中的领袖。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被民众自发地尊为"国父"。随着国民党政权统一全国,孙中山的地位得到了官方承认,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发行了相关的邮票。孙中山的"国父"地位随之得到更普遍的认可。抗战期间,他又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象征,并在1940年被正式尊为"国父"。此后,"国父"形象多次出现在各种邮票上。抗战胜利后,孙中山和中山陵的形象升华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象征。本文从民国时期的邮票入手,通过分析邮票上的孙中山形象,展示了他成为"国父"的过程,及"国父"形象对于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国民党政权大量发行孙中山像邮票的政治目的。     

曾为“汉奸”辩护的民国女律师--纪清漪

纪清漪是清代大学者纪晓岚的第七代孙女,也是披露《田中奏折》的人,还是当时京城为数不多的女律师。她在读书期间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活动,毕业后当过教师,办过学校,当过律师,曾经破例为一个“汉奸”辩护。晚年的她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撰写法律学术和回忆文章,继续散发着光和热。     

民国“国都论争”与北京城政治形象的衍化

在民国时期三次“国都论争”中,古都北京的政治形象成为首都选址的重要影响因素。在帝制刚被推翻的民国初年,北京虽在政治强力下被定为首都,却被时论普遍定性为“专制巢穴”。20世纪20年代,基于新的政治与社会局势,主张定都南京与北京的双方围绕北京“专制巢穴”形象的建构与消解展开激烈博弈,结果首都南移。抗战胜利前后,北京虽未迎回首都身份,但论争中曾经的建都劣势却被转化为优势,“历史名都”的正面形象基本取代了“专制巢穴”的负面定位。北京形象的衍化是政局、社会环境、个人思想诸要素叠加影响、演变的结果,是其作为千年古都的独特境遇。     

民国奇案：从“打城隍”到“打党部”

晚清政局动荡,迭遭变故,国人痛定思痛,乃苦苦思索救国之策,进而在军事、政治等诸方面都出现了效法西洋的变革。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大都没有实现预期目标,一些仁人志士最后发现,思想领域的守旧落后更是令人沮丧,而迷信严重也是一个突出的表现。     

从上海兵“不吃大蒜头”谈起

最近,我们几位上海退伍老兵聚会小酌,点菜时,老班长特地关照服务员:不吃辣,也不要大蒜头。大家听了会心地笑了起来。是啊,因为大蒜头,我们几位老兵多少是吃过点苦头,还为此遭受了不少嘲讽。     

从霍尔顿形象看“垮掉的一代”——《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考尔菲德形象分析

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D.Salinger)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个典型的美国"垮掉的一代"(theBeatGeneration)的形象——霍尔顿·考尔菲德。本文通过对霍尔顿形象的分析,对"垮掉的一代"诸如反叛、挣扎、沮丧,以及并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等精神面貌有了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从社会运动到学科建设的转向——试论“私立乡村建设学院”与民国乡建运动

"私立乡村建设学院",是将乡村建设与高等教育有机融合的新式学校。它的创设标志着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三次转向,是乡建运动走向新阶段的开始。这所学院在"学术自由""研习体制"和"自治管理"多方面开创新制,别具特色。无论是从乡村建设运动角度还是从近代教育制度取向上而言,它都有值得深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     

从地缘战略谈国际舆论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以环球网“海外看中国”稿件为例

地缘环境是指基于地理因素之上的主要由各种对外关系构成的战略环境。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面临着全世界的关注,各国密切关注中国周边环境,并借助媒体大做文章,挑拨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因此,关注外媒稿件,尤其是对关于中国和中国邻国的新闻,分析其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及影响,在当今形势下显得尤为必要。     

灰色的都市·丑恶的人间——杨骚诗歌中的“上海”形象

上海,作为一个在现代文学作品中被多次塑造的城市形象已经成为了被赋予了众多的象征意义。杨骚,因中国诗歌会而成名的诗人在《夜的上海》一诗中塑造了上海黑暗颓靡的形象。这不是一个孤立特殊的存在,是时代以及诗人自身性格、境遇在文学中的显现。     

隔阂与对立:战后初期上海社会中的“重庆人”与“上海人”

持久的抗日战争,从空间上将中国界分为沦陷区、大后方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战争对沦陷区和大后方两区域民众的社会地位、自我认识,以及看待彼此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战结束后,在复员与接收背景下,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关涉收复区人切身利益的政策上的失位和举措不公的惩奸运动,复员人员与收复区民众之间发生普遍冲突,并泛化到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的对立。本应是举国欢庆胜利,收复区民众却发现自身因曾被敌伪统治,成为不具备享受胜利资格的“他者”,身份认同处于一种缺失状态。战后在上海社会中盛行的有关“上海人”与“重庆人”的讨论,即反映了这一现状。     

从“三言”中女性形象解读冯梦龙的情教观

冯梦龙创作"三言"主要是希望用作品来晓喻世人,警醒世人,达到"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的目的。冯梦龙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便是"情教",达到"情教"的方式就是通过文学作品。通过对冯梦龙"三言"中的不同类型女性形象的解读,深刻探究了冯梦龙的"情教观"。冯梦龙强调"三言"的教化功能,提倡用"情教"对抗"理教",在反对宋明"理学"这一方面,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红房子”:上海西菜业的一颗明珠

提起“红房子”,老上海都知道是指以经营法式西菜而闻名中外的“红房子西菜馆”。红房子西菜馆坐落在上海市陕西南路长乐路的转角上,与徐汇区毗邻,与淮海中路、锦江饭店、花园饭店、城市酒店相近。小小的红房子西菜馆居然能够在强手林立的上海西菜业脱颖而出,经久不衰,令人刮目相看。     

治理“妨害”:晚清上海工部局市政管理的演进

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为了处理各类城市环境污染,借用普通法传统中的"妨害"概念制订了《妨害消除法》,以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工部局在管理上海租界时,借鉴了英国的《妨害消除法》修订《土地章程》及其附律,并根据上海华洋杂处的特殊情况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工部局通过妨害治理立法、行政制度设计和司法惩诫,基本满足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对维护公共卫生和公共秩序的需要。在妨害治理的实践过程中,工部局的行政制度逐步完善,最终在19世纪末分化出近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机构。妨害治理为了维护西方"文明观"和公共行为规范,对租界华人居民进行规训,强迫其改变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租界中华洋居民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从《上海小志·序》谈方志“识小”

胡适在《上海小志·序》中谈到方志纂修中存在着“贤者识其大”与“不贤者识其小”的问题,批评那些自认为贤者的修志者在志书内容的选择上注重政事、官事等所谓的大事而忽略或者淡化“纤悉琐屑”的民情、民风等民生状况。这种现象在一些新修志书中一直存在,即为思想意识中的“官本位”与“民本位”问题,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越来越浓厚。志书内容在“识小”方面的缺失,不但不利于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也是志书流传不远的重要原因。     

从《史记》中项羽形象的建立论“文史结合”的完美

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亦是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不朽著作《史记》是"观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划时代的作品,既名列于"二十四史"之首,又立于中国古典文学之林。鲁迅谓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精当地揭示了《史记》是一部"文史结合"的典范巨著。本文结合《史记》名篇《项羽本纪》中的项羽形象进行分析"文史结合"之完美。     

塑造新思想:建国前后北京与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

建国前后,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五四"运动纪念活动,这两次活动都不仅仅是群众性的纪念仪式,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号召继承"五四"革命精神,表达对现实服务的方向;另一方面则书写着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从而确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对中国革命和即将展开的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意义,即为新中国确立了一个新的思想坐标——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以"五四"为中介而实质上是为了引导和塑造新思想的纪念活动方式,成为后来"五四"纪念的传统,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立领导地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政治符号与形象塑造:“七一”纪念的考察研究(1936-1945年)

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建党伊始便十分重视自身形象塑造。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七一”纪念作为党的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纪念活动,充分发挥了“七一”纪念活动唤醒集体记忆、传播主流价值、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的重要功能。实践证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七一”纪念活动进行的政治动员和政治表达,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树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