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燕地与燕侯——从首都博物馆藏克盉克罍说起

正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和《燕召公世家》中明确记载,周武王克商后封召公于燕。然而,"关于燕国始封地的问题历来聚讼纷纭。《汉书·地理志》认为在蓟(今天北京市);唐代《括地志》则把它定在现在的北京密云或河北蓟县;到了宋代《太平寰宇记·易州》又有河北涞水召亭的说法。"①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问题未有定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发现了与燕国有关的众多文物,其中M253墓出土堇鼎是北京地区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学者据此判断琉璃河董家林地区是西周初年燕国都城所在,将北京建都史向前推进到3000年前的西     

北京琉璃河出土的西周卜甲与召公卜“成周”——召公曾来燕都考

一、琉璃河西周卜甲之发现 1996年春、秋两季,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琉璃河考古队,对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尤     

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出土铜器的成分和金相研究

一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的考古发掘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距市区43公里。面积为5.25平方公里。遗址包括古城址和墓葬区。据考证,古城址为西周初周王所封燕国的都城。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对这个遗址作了调查,后在刘李店和董家林村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1     

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新认识

北京琉璃河遗址西周早期燕侯墓葬的发现,无疑为确定该遗址为燕国始封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一点已得到学术界较普遍的认同。因此琉璃河遗址是认识早期燕文化最理想最典型的遗址,是京津地区夏商周时期文化性质和年代最明确的遗址,显然,对该遗址西周文化遗存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以往对琉璃河遗址西周燕文化的认识主要根据两部分发掘材料,一是1962年对居址小规模试掘的材料;二是1973年以来对包括燕侯在内的燕国墓地的发掘材料。由于其文化面貌未能充分体现,因而对西周燕文化的认识很不全面。1995年对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弥补了过去的缺失,一大批居住址的     

燕都遗址博物馆藏青铜器——提梁卣的修复

一、背景资料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坐落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琉璃河商周遗址,自60年代起,经过20多年对该遗址的发掘,不仅发现了城址,还发掘出了燕国贵族墓葬区,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从而确定了这里就是西周时期北方重要的邦国-燕国的都城。展现了北     

1995年琉璃河周代居址发掘简报

琉璃河遗址自1962年发现以来,历经多年工作已被证实为西周燕国早期都城所在。但以往工作多偏重于墓葬,对居址了解甚少。为全面认识遗址内涵,并配合田野考古实习,1995年8月～11月,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对琉璃河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560余平方米。所获遗存可分周代居址、周代墓葬和唐至明代居址三部分。本次工作对遗址发掘区进行了统一规     

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

本期刊载的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介绍了在琉璃河遗址发现的西周城址、护城河遗址和数十片卜甲。有三片卜甲刻有文字,其中一片正面刻“成周”二字,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收获。     

镇江营遗址商周第三、四期遗存陶器分期的再认识

镇江营遗址东北距燕国始封地琉璃河遗址约35千米,包含丰富的西周时期居住遗存。在琉璃河遗址材料尚未全面发表的情况下,《镇江营与塔照》对于燕国史研究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考古报告建立的编年体系虽大体不误,但商周第三期遗存的年代上限定得过早,陶器型式和期别划分得过细,不利于把握各段或各组之间的差别。笔者依据《镇江营与塔照》提供的丰富的地层关系,将商周第三、四期遗存重新划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西周早期、中期、晚期。     

卷首语

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自1962年发现以来,历经多年工作,已被证实为西周燕国早期都城所在地。1995年度的发掘又有新的收获,发现了周代的居址、城墙和排水沟。居址并可划分为早、晚两期。根据发掘情况,可以认为琉璃河古城始建于西周。本期刊发了有关周代居址、墓葬的发掘简报。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赵降卒     

说燕国的分封在康王之世——兼说铭有“侯”的周初青铜器

周初燕国的分封既非在武王之世 ,亦非在成王之世 ,而是在康王时期。文献中未有明确言及燕国分封在成王之世的记录 ,也未有周人在这个时期对北土经营的记载。金文中有关西周分封的记载多属康王时期 ,琉璃河出土的记有燕国初封的克、克 ,也属康王时期的器物。其它铭有“侯”的青铜器 ,经分析 ,皆作于康王前期至昭王前期 ,并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就燕下都出土的布币范试谈“■■”布的几个问题

燕下都故城,是战国时期的名都之一。从故城遗址内各种规模宏大的手工业作坊区的发现来看,这里是当时燕国的手工业中心。燕下都遗址内大量燕国货币和铸币范的出土,充分反映了燕下都故城也是燕国货币的铸造中心。尤其是铸币范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燕国货币的铸造,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现根据燕下都遗址已出土的燕国布币铸范的材料,对有关“(?)”布的几个问题,探索     

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漆器复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组成的琉璃河考古队,曾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出许多漆器,漆器胎质虽已腐朽,但仍不失为重要发现。漆器出土时,该队队长殷玮璋同志提出必须将其彻底清剥、妥善保存,并交与笔者进行复原。措施提得非常及时,如此将使距今三千年上下的西周漆器得以再显原貌,重现光辉。墓地发掘情况见《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后称《简报》)。     

秦汉时期的蓟城

蓟是古燕国的都城,今天的北京。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尧帝的后裔于蓟,封周宗室召奭于北燕。”(《史记·周本纪》)。燕国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宗国都城记》),地址在今天的河北蓟县一带。因“蓟微燕盛”,燕侯并吞了蓟侯的土地,就以蓟作为燕国的统治中心了。据推测,蓟城即在今天北京广安门以北和白云观之南一带。燕国是周武王所封的主要诸侯国之一,是西周奴隶制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它受封之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起,到灭于秦(公元前222年),共有八百多年的历史。燕国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正是由小到大,由弱     

匽侯铜器与燕国早期世系

关于燕国早期世系,传世文献语焉不详。本文借助对西周时期匽侯铜器的辨析来重新梳理燕国的早期世系,本文认为召公留守王室一支的世系可以排定为:召公—召仲—召伯父辛—伯宪(伯穌)—召伯,对应的前三代燕侯分别为匽侯克、匽侯旨以及某位不知私名的匽侯。     

从考古资料看战国时期燕国经济的发展

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南起易水流域,北达今赤峰、彰武、梨树、新宾、桓仁一线及朝鲜的西北部地区。解放以来,在燕国疆域内,发现了很多战国时期的铁制生产工具、金属货币、作坊遗址和城镇遗址,这对研究当时燕国的社会经济颇有价值。本文拟据这些考古材料,结合古文献,对战国时期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作一些论述。     

月相新札:生霸吉

“生霸吉”见于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荣仲方鼎,为叙述方便,先录荣仲方鼎铭文(李学勤先生释文,见其《试论新发现的方鼎和荣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王作荣仲序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荣仲庸一牲大牢己巳荣仲速内(芮)伯(胡)侯子子锡白金男(钧)用作父丁嚣彝史关于“生霸吉”,李先生说“‘生霸吉’是前所未见的‘月相’词语”,又说“‘生霸吉’不说既,可能指月光初生,也就是‘’。是否如此,以及它同‘初吉’有没有关系,都有待探讨”。对此,学者或有不同意见,如陈久金先生将生霸与吉断开,当做两个月相词语。张培瑜、罗琨先生也主张将…     

匽侯克器铭文浅见——兼谈召公建燕及其相关问题

<正> 所谓匽侯克器,是指出自北京琉璃河遗址1193号墓的铸有“匽侯克”等铭文的铜罍和铜益。这两件铜器铭文记载有燕国始建的史实,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其意义无疑是重要的。然而,对于这一篇重要的铜器铭文(罍、盉铭文相同,仅有文字排列和个别文字笔划繁简的差别),研究者们的认识却颇多歧异。意见的分歧主要在两方面:一是一些文字词性的判断和词义的解释,二是全篇铭文的标点和断句。而产生这些歧异的最主要原因,又在于对铭文中两次出现的“克”字词性判断的不同。这种判断的不同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对琉璃河1193号墓墓主的推测。笔者在阅读有关匽侯克器的研究文章时,产生了一些疑问,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今将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以供学术界参考。     

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玉器初探

本文在对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玉器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对西周燕国玉器的使用制度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燕国在西周早期,以组玉佩和葬玉为代表的与礼制相符的用玉制度已见端倪,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95年琉璃河遗址墓葬区发掘简报

1995年11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联合对琉璃河遗址墓葬区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墓葬发掘点位于京广铁路以西、黄土坡村一居民点的东侧,属原墓葬分区的Ⅰ区,现属琉璃河遗址统一规划的F15区。本次发掘了南北向10×10米探方两个,实际揭露面积171.5平方米,北T1709包括6座墓葬(M1～M5、M10)和4座灰坑(H3～H6)等;南T1708包括4座墓葬(M6～M9)和4座灰坑     

关于燕下都故城宫殿建筑几个问题的探索与研究

<正> 燕下都故城位于今河北省易县东南的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它北、西和西南山峦环抱,东南面向华北大平原,正处于从上都——蓟(今北京市)到赵、齐等国的咽喉地带,是战国时期著名的陪都之一。 战国时期,随着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为了争雄中原,燕国的统治者就逐渐加强了对其南部城邑——武阳城的营建。到战国中期前后,武阳城已发展成为燕国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成为战国时期燕国的重要陪都之一,并直接称之为“燕下都”。 这种陪都制度,是有其渊源流长的历史进程的。并不为燕国所独有。周在灭商以前,就有丰、镐二京。《诗·大雅·文王有声》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意即文王伐崇侯虎后,从岐下徙都于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意即武王虽迁都于镐,而丰仍然是全国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