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201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态势与空间格局演变——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

采用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研究了省级尺度下中国人口迁移态势与空间格局演变特征。结果显示:(1)1995-2010年间,中国人口迁移规模迅速增大,省际间人口迁移规模差异明显;上海、浙江人口迁入率显著上升,河南、安徽人口迁出率显著上升。(2)北京、上海、安徽、四川等13省是我国人口迁移网络的核心节点,人口迁移网络表现出中心性、收敛性和地区非均衡性特点。(3)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广东是我国主要人口辐合流场,安徽、四川、河南、湖南等中部省份是我国主要人口辐散流场。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人口迁移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各地应根据自身人口迁移趋势及在全国人口迁移网络中角色,科学制定区域人口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1949～1976年中共文化政策述评

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建国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中共不断地探索和调整文化政策。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有力地支持了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建设。1949～1956年中共在文化领域主要采取了改造与建设并举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对旧的文化进行改     

基于GIS的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流的空间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第五、六次人口普查与2005年1%人口普查数据资料,采用流数据分析方法,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选用省际人口迁移的最大联系线、最大迁出流、最大迁入流、期望线、迁移效率、粗迁移率等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我国1995-2010年间省际迁移的时空动态特点及其区际联系。结果表明:全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流动性不断增强,东部地区更明显;省际最大人口迁出与迁入流反映了中国省际区域间空间相互作用整体框架,全国大致可以分为3个人口吸引片区和5个辐射片区;省际最大净迁移流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分布较少,其空间分布与各省的MEI_(i)指数密切相关。     

清代归绥道资源优势与人口迁移探析

归绥道始设于乾隆六年,驻归化城,属山西省。归绥地区由于土壤肥沃、社会资源的优势以及逐渐形成的农耕水利系统,促使归绥道外来人口逐渐增加。     

清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

历史上黄河变迁十分频繁,流域内自然、人文都深受其影响。本文主要论述光绪年间山东境内黄河灾害与人口迁移的关系问题。通过研究发现,这一时期黄灾已经遍及整个山东黄河沿岸,人口迁移也自西徂东普遍展开,主要有后撤型、移民黄河三角州、南迁、走西北、闯关东等。但相比之下,运河东部灾情重于西部,与此相应的人口迁移活动以东部为主。又因黄灾由河道而外渐轻,所以人口迁移也自河而外递减。迁移形式为自发性、组织性并存,且具时空差异等特点。移民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较为明显地表现在了迁入地和迁出地     

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

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总数约有 5 0 0万人 ,其迁移情况极为复杂。其中 2 0 0余万人迁至省外 ,主要分布于闽、赣、皖、沪和华中、西南各省。大部分移民是在省内迁移。战时浙省移民迁移持续时间较短 ,最终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由于种种原因 ,战争期间即有部分移民回迁。战争结束后 ,绝大部分移民均回迁原住地。难民迁移的最根本最内在的动力来自经济和政治因素 ,尤其是经济因素     

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的特征与影响

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迁移数量在全国迁移总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但转化为移民的只是少数 ;人口迁移主要发生在战役前后 ,随战局发展而波动 ;迁移人口的流向和地域分布非常广泛 ;迁移以中青年为主 ,囊括社会各个职业。人口迁移不但对浙江省的抗战局势产生重大的影响 ,且极大地促进了民众的民族和国家意识 ,同时也推动了后方国统区的开发和文教事业的发展 ,但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和社会问题     

新中农的崛起:土改后农村社会结构的新变动

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多数贫雇农上升为新中农,农村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向,农村社会结构从“下边大上边小”的“宝塔式”结构,转为“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变动对中共阶级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     

1949年：中国的社会大变革

194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并不只是一个政权代替了另一个政权、一种政治力量代替了另一种政治力量,而是一场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变革。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1949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以其牵涉到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世界外部地区来说,这也是现代一次最少为外人所知的事件。”     

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

建国初期,中共在广州构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短短的4年内,广州市通过它救助了大量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基本上遏制了由于新旧转轨带来的社会危机,为新政权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救助理念和救助过程上,它体现了以往社会救助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党的诸多特色,诸如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隐隐约约闪烁着以统一调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时代社会政策的影子.     

1966～1976年的上海职业人口

“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的职工人数增长了127．14万人。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人口,每年以20万人以上的规模,从非在业状态转向在业状态。上海全民单位的职工主要来源于毕业生(高达72．28％)和复退军人,其他人员皆因“身份羁绊”难有机缘。这一期间,因上海从事第二产业人数及比重持续上升,终于使上海失去了金融、贸易等城市型经济功能,从一个综合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并造成城市布局混乱、交通拥挤、工业区与居民区杂处等一系列影响人们生活的社会矛盾和困难。     

论河北省根治海河运动的特点及经验教训

1963年海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灾害,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刘少奇提出了“上蓄、中疏、下排”的治水方针,为根治海河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毛泽东“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下,河北省于1965年开始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根治海河运动,这是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根治海河运动历经15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验可归结为:相对稳定的、综合性的组织机构;民工的军事化管理;合理的出工政策;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勤俭治水;精心设计,科学施工。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治水运动,其经验教训弥足珍贵,影响深远。     

河北磁县北朝墓群研究

在河北省磁县的南部及西南部分布着许多古墓。为考证这些古墓的年代,考古人员对此进行了多次文物普查,为确认该墓群为北朝遗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1961～1963年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中的职工和城镇人口精减

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导致了企业职工和城镇人口的急剧膨胀。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江苏省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的领导下大幅度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从1961年1月到1963年7月底,全省有143万城镇人口、77万全民所有制职工被精减回乡或下乡,既支援了农业,又减轻了国家负担,成为江苏省国民经济调整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明代人口分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明代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域上看,明代人口分布并不均衡;从时间上看,明代前、中、后期各地区人口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代人口分布状况对社会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调整、城镇的发展、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局部地区人口过剩和资源紧张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大影响,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     

河北省大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历史考察

1958年上半年至1961年6月,河北省农村公共食堂经历了一哄而起、难以为继、强行恢复、彻底终结的曲折发展历程,其命运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息息相关。伴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迅猛发展,农村公共食堂在河北省蓬勃兴起;随着大跃进的中止,河北省农村公共食堂也以失败告终。     

实处与窄处:民族复兴运动时论中的新生活运动

国民政府初期的民族复兴运动本起于民间,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蒋介石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使时人发生民族复兴运动可落到实处的想象,但其提倡的礼义廉耻、服从命令、国民生活军事化所包含的特定政治意图,暴露出严重排他性和狭隘性,"实处"沦为"窄处",效果难彰,变成"纸上的运动"。这可能是常态建设"运动"化、社会运动"政治化"很难避免的结局。     

"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近500年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急遽的历史变动进程之中,探寻转型与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奥秘自然成为社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方向。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共同主办的“近五百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即围绕近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动主题,在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变迁、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城市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结构变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力图再现50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图景,并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历史借鉴。     

近代慈善事业与中国东南社会变迁(1895-1949)

1895-1949年,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促使了中国东南社会的沧桑变迁及其慈善事业的近代化,其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清末十余年是初步兴起时期,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得以萌生,慈善公益活动有了初步扩展,传统的善堂善会纷纷向近代慈善团体转变。民国是兴盛发展时期,东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团体和慈善家群体,对于民国社会的维系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慈善事业实际上扮演着调节社会的重要角色,成为推动近代社会前进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