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争议后的权力交锋——“礼仪之争”中的宗教修会冲突

明末清初的中国礼仪之争是一场文化争论 ,同时也与许多权力冲突交织纠葛。礼仪之争所体现出的中西文化差异 ,向为论者喜道。关于后者 ,虽然很少有人会单纯视礼仪之争为文化争论 ,但也很少有人系统分析这场争论的权力冲突内涵。鉴于此 ,本文试图通过传教士间的派系斗争、传教士与罗马教会的矛盾、和耶稣会士在欧洲的敌对势力如何助长争议恶化形势的论述 ,以此说明礼仪之争中权力冲突的分量甚至超过文化争论 ,称之为一场传教士间的冲突并不为过。     

康雍时期的天主教

主教再次传入中国,经过利玛窦等人的努力,天主教争取一席之地。到清朝入关,顺治帝时期天主教发展比较顺利,由于对汤若望的重用和礼遇,顺治帝对天主教也采取保护政策。顺治帝去世,统治集团更迭,对传教士态度发生转变,汤若望案发生,使天主教进入困难期。康熙亲政后,对汤若望案进行平反,康熙帝本人对西方自然科学有浓厚兴趣,随着圣祖容教令的颁发,天主教在中国迅速发展,但礼仪之争的发生,是天主教在清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中西文化不断冲突和西方武装力量的不断强大,雍正朝全面禁教已是一种必然趋势。     

“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和中西学统的关系

"礼仪之争难题"不应该是一个只关乎西方或者东方的问题,应该将其放归中外交流的历史坐标上重新认识。解决的关键在于辨明论争缘起及厘清冲突背后的中西学统。纵观16—18世纪宗教改革与天主教东传的时代背景,可以让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中国礼仪之争"有更多新的认识。如果说恩典观与教会道德神学是影响各修会传教士在论争中做出抉择的西方学统,那么神道设教思想下文教与神教双向度有机互动的中国社会伦理与宗教体系则是国人回应"礼仪之争"的中国学统。直面"礼仪之争"难题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中国社会宗教的"双向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反对"文明冲突论"。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文献——对梵蒂冈图书馆藏稿抄本Borg.cin.503的初步研究

梵蒂冈图书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文献收藏地,收藏了一批珍贵的中国天主教文献。本文仅对该馆所收藏的重要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稿抄本Borg.cin.503,即多明我会士黎玉范所撰述的中西文文献作出研究:介绍了黎玉范其人其事,黎玉范对中国祭祖、祭孔礼仪问题研究著作《圣教孝亲解》及原文转写,汉语-西班牙语双语词典和学习汉语会话的《拜客问答》等,并且探究文献撰写背景、内容及其价值。梵蒂冈收藏的珍贵稿抄本天主教文献,对中国明清史、中国基督教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均有重要价值。     

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

礼仪之争传入欧洲后,引起法国知识菁英的广泛关注。孟德斯鸠至迟自1713年起就关注礼仪之争,但他并不介入其中,而是冷眼旁观。他阅读了当时有关中国的绝大多数主要著作,还曾与来自中国的黄嘉略和自中国返回欧洲的傅圣泽进行长谈,从阅读和谈话中汲取了大量的信息,作出了对礼仪之争的解读。他认为,礼仪之争是一场无谓的争论,基督教在中国受挫是必然的结果,他独具特色的中国观在此基础上形成。他对中国持冷峻的态度,褒贬兼具,既肯定中国的某些优点,更严厉斥责中国的种种弊端,并断然将中国定性为专制主义。     

康熙“红票”考——兼谈“传教信票”及康熙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康熙皇帝颁布了著名的"红票",即写给教皇克莱蒙十一世的红色谕旨。该谕旨以满文、汉文和拉丁文书写并刊刻,是清初"礼仪之争"背景下,康熙皇帝积极与罗马教皇沟通的重要物证。"红票"拉丁文之后,有供职宫中的多位西洋传教士的签名,反映出中西交往中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这种召见表明康熙皇帝认可传教士在宫中服务,但坚决不允许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和传统文化。     

北京天主教区紫衣主教傅铁山

在亚运会期间,各国信奉天主教的教友,到亚运村参与了弥撒、满足了宗教生活之后,众教友一个个惊诧地望着身披紫衣的傅铁山主教,难以相信这是在中国北京。当他们得知,傅铁山是中国天主教北京教区自选自圣的主教,特别是当他们得知他从10岁开始入备修院直到神学院毕业,数十年如一日全身心奉献于天主教,并在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简论天主教在滇藏边境地区藏族中的传播

对于滇藏边境地区藏族中的天主教传播史,我们所知不多,本文勾稽中外文史料,略述欧洲天主教神父在这一地区藏族中的活动。以助于这一地区藏族史及天主教史的研究和德钦、维西县志的编纂参考。一、罗勒拿进入滇藏边境天主教奉罗马教皇为领袖,重要根据地为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及瑞士等国,在中国明清两代,耶稣会士势力很大,称天主教神职人员为主教、神父及修女。他们饮酒抽烟,但不许与异性发生性关系,当然也不许结婚。天主教神职人员宗教意识较强,以殉道为荣。新教是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后的与天主教相对的派别,神职人员有男女牧师,可以结婚,但不许抽烟喝     

译介再生中的本土文化和异域宗教：以天主、上帝的汉语译名为视角

《圣经》的中文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译介的问题,而且涉及西方宗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适应和转化,以及如何被中国本土社会所认同。在基督宗教唯一尊神的汉语译名问题上,天主教和基督教产生了长达300年的激烈争论。在西方宗教理念的阐释下,中国传统词汇“天主”、“上帝”逐渐地被基督教化,失去了其原有本土宗教的内涵,再生演变为象征西方文化的新词语。除被天主教和基督教接受外,“上帝”译名还被更大范围的中国本土世俗社会接受。考察译名争议和被接受的过程,可知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外来新概念及内涵对社会改变所产生的影响力。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历史省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至60年代，世界局势的变化和西方科技的进步对天主教会及天主教神学产生了巨大冲击，宗教逐渐失去已往对社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人们越来越不接受宗教思想的控制，其影响力不如从前。在此背景下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通过了四个宪章、九个法令、三个宣言及一篇告世界书等重要文献，表现了天主教与当代世界及当代人交流思想的渴望。革新和对话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精神所在。革新内容包括神学革新、教会自身改革、礼仪改革、教皇形象改变等等。梵二会议对世界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天主教现代史上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概念史视野中的晚清天主教与新教

晚清之前,国人对基督宗教的认识实际上只是天主教。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天主教仍然被许多中国人用作基督宗教的总称。新教传教士为与天主教相区别,使用辨正教、更正教等词汇强调自身正统,两教在概念上展开对正的争夺。天主教由总称变成基督宗教之一派,以及新教译名之流行,是新教传教士提升新教地位的努力与晚清维新思潮相结合的结果,由此产生的新教胜于旧教观念,对现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宗教认知造成很大影响。     

国图藏利玛窦《中国天主教教义》辨析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篇著录为利玛窦所做的《中国天主教教义》的手稿文献。经过对其文献来源的初步分析,可确定该文献并非是《中国天主教教义》,而是来华传教士进入中国初期的汉语学习教材,材料来自佛教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另外,通过对文献内容的探讨,可知这篇文献的真正作者很可能是来华耶稣会士麦安东,写作地点在肇庆。     

探索高师院校礼仪教育途径——以长江师范学院礼仪教育为例

通过对长江师范学院两个年级的师范类学生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分析他们缺少礼仪知识系统学习、缺乏人际交往基本礼仪、是非观念淡薄、对教师职业礼仪认识不足等现状的原因,探索符合高师院校学生实际的礼仪教育途径,这对提升师范生职业礼仪和个人修养是至关重要的。     

民国时期基督教仪礼中国化改革的尝试

民国时期,基督宗教为寻求在中国的发展,在进行内在学理探讨的同时,还尝试进行具体的宗教礼仪中国化改革。他们研究和借鉴中国的风土习俗,创立新的教会礼仪,探索新的宗教活动方式,以便营造一种表里如一的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氛围。王治心在谈到基督教时说：“本色教会第一紧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利用固有的民情风俗,而创立融洽无间的中华教会,使中华人民不会发生什么反应。这是本色教会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近今教会所十分注重的一点。”为此,他们积极研究斟比中国民俗习惯与基督宗教仪礼的异同,尽可能使基督宗教礼仪中国化。     

一次别开生面的宗教祭典

1938年元月18日,在汉口天主教总堂,举行了一次庄严的宗教祭典,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和死难平民.这是中国天主教教友以其特有的宗教礼仪,表示与全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战到底的一次爱国行动.这次悼念活动是以中华公教进行会的名义举办的.中华公教进行会是在抗日战争前,中国天主教会成立的以信教群众为主,旨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开展联谊活动,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扩大教会影响的一个群众团体.当时该会的总监督是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于斌在“九·一八”事变后一贯坚持抗日,抗战初期,他即飞往南洋和欧美各国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争取海外援助.这次追悼祭典以中华公教进行会来筹办,更能反映广大信教群众抗击日寇侵略的坚强意志,不过实际主持者还是教会当局.当时罗马教廷驻中国代表蔡宁总主教正在武汉,他曾函请国内各教区于同日也举行相同的追悼礼,他本人也亲自主持了18日在汉口举行的追悼典礼.     

建国以来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综述

<正>由于在掌握语言、史料方面的优势和对教会史研究的现实需要,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最早是从天主教会内部开始的。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史的研究基本都呈现出通史研究的倾向。最早对中国天主教进行研究的是华人耶稣会士黄伯禄神父,他的《正教奉褒》列有晚清各地方官府针对天主教发布的告示,现已成为研究清末教会的重要资料。民国年间,华人耶稣会士萧静山司铎的《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献县天主堂,     

清代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

清代是中西文化直接交流的时代,也是西方天主教在中国全面传播的时期,在这个文化大交流中,法国传教士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很久以来,由于外文材料利用方面的种种困难,国内学术界似乎从未对法国传教士进行过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对他们所起的作用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笔者有感于此,参考在国外接触到的某些外文资料写成拙文,对法国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一个侧面──传教策略作一尝试性探讨,希冀能对国内开展对法国传教士的研究有所裨益。（一）关于法国耶稣会士来华,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天主教事业在华奠基人利玛窦。１６１０年５月,…     

清朝皇帝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相见及衍生礼仪

有清一朝，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与皇帝、朝臣的相见礼仪，对皇帝谕令赏物的领受礼仪，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整体而言其演变趋势为逐步趋同于清朝宫廷的君臣礼仪。这种演变主要源于清廷对藏管控力度的逐步加强，以及对这种礼仪的刻意引导和规范，同时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涉藏地区政教首领接受内地的礼仪文化有直接关系。这种相见礼仪与“檀越关系”中的相见礼仪有着质的不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对这种礼仪的接受，表现了以他们为代表的西藏政教上层对这一礼仪所表达的皇权至上、君臣关系理念的接受。     

天主教在广西涠洲岛的传播与对外扩散

天主教在中国沿海以及内陆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可以上溯到明万历年间,天主教耶稣会士到达澳门,以澳门为基地向内地传教,历时200余年。这次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较长,范围较广,从广东沿海向直隶、山西、湖北、江西、贵州、广西等内陆地区辐射开去,直接影响到天主教在中国分布格局的形成。广西位于中西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前沿,又与东南亚地区...     

学术传教与天主教本土化——以北京辅仁大学司铎书院为中心的考察

附设于北京辅仁大学,由教宗驻华代表创立,委托天主教圣言会管理的司铎书院(1938—1950),是为司铎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其直接目的,是为天主教中学和修院培养师资;其长远目标,则是以提高国籍司铎教育程度,达到学术传教的目的。"学术传教"作为一种传教方法,作为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的进路之一,是始自利玛窦时代,民国时期由马相伯、英敛之所继承的重要思想。司铎书院承载了"学术传教"理想,为中国天主教修院储备了师资,为天主教的本地化培养了领袖人才,并发掘和造就了各类学术专才,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本地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