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钱包记

中午,单位的前台姑娘打来电话问：“你钱包丢了吗？”我第一反应：“啊？没有啊!”“那会不会是骗子？”姑娘简单介绍,有一个人打电话到单位前台,说他捡到了我的钱包．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引名片。     

扯淡的培训

和许多行业一样,公司要求我必须考一张“行业资格证”。每年,为了对付像我这样刚刚入行、满怀憧憬的人,也为了教我们辨清阶级敌人,主管单位都要办上一届培训班。4天半,海滨城市,1800人民币包吃住,费用由单位帮付。去之前,前辈们耳提面命,“一定要对得起这来之不易的5天假期!”     

“支左”小记

1968年军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南方某海军舰船修理部工作。报到后,还没上满一个月的班,领导就派我去江对面一家造船厂参加“支左”去了。“支左”组把我安排在一个300人的铸造车间搞斗、批、改。 一日,上海某机关来了两个外调干部,来厂落实该单位一位干部党籍问题,此人入党介绍     

1977年,我成了"试点研究生"

1976年4月,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进入一家冶金基建单位工作,先在机械运输队学习修理汽车,不久调到单位办公室当秘书。一天,单位组织人事科科长告诉我,今年选送上大学的指标下来了,问我想不想去上大学,我立刻回答“想“。她又说指标有三人,三个专业,一个是交通大学的起重运     

上海钱币读览札记

“上海规元”和“豆规银” 发现晚清和民国初年银两交易的书写单位大都为“规元”,因此有了探究它的想法,在查找中我发现,对规元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我任郑州市市长期间的几件事（四）

四、郑州市的“拆墙透绿”工程 所谓“拆墙透绿”,就是把市区各单位的临街围墙改成透空的栏杆,让单位院子里面花草树木的绿色透出来。实际上,这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新名词。     

酿蜜的人──忆著名养蜂专家刘继宗

我把他比做一只蜜蜂,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蜂——这就是原省政协常委、省劳动模范、著名养蜂专家刘继宗,人们都尊称他刘技师。算起来,他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三个年头了,但时间愈长,他那质朴勤劳的身影,在我眼前却越觉清晰,更加明朗。我们的初次相识,是在1975年。这一年,人们大都已经看清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对‘文化大革命”已普遍表示厌倦,我蹲的“准牛棚”已经撤除,便成了无人监管的“逍遥派”。因为家母欠安,我向单位的掌权者请了个假,匆匆回到家乡正安县。每次回家,家乡的业余文学爱好者都要邀我座谈,要我讲授些文学创作的…     

不是“切克”是“道勒”——对伊塔阿三区“货币名”与“货币单位名称”之考证

老友谷梦麟先生寄给我一篇由网上下载的文章：《伊塔阿三区“劳动人民图”邮票发行和使用的研究》,作者为湖北集邮网的常珉先生（以下简称“常文”）。文中说：“三区革命时期流通的货币币值名称为‘切克’,‘劳动人民图’邮票上（虽）未印明货币单位,但它的单位就是‘切克’,……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最好将这套邮票的币值单位改称为‘切克’好了。”     

我所了解的“五·一三事件”

近年来,有的报刊发表关于“五·一三事件”的文章,但多有不实之处。我当时在“萧华办公室”工作,结合对此事的见闻,近来又访问了亲历此事的几位老同志,写出此文,以明真相。 所谓“五·一三事件”是指1967年5月13日,在京驻军一派文艺单位在北京展览馆演出时,被另一派文艺单位冲击,并发生了武斗、伤人的情况。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     

文物保护单位制度与中国的单位思想——新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背景考察之二

“单位”一词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家族式的国家治理模式是我国“单位”思想及相关制度的社会根源。艰苦的革命斗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严峻形势催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单位”制度,因而我国社会被中西方诸多学者称为“单位社会”,“单位”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出于同样有序、有效管理的需要,全方位、整体保护不可移动文物也成为新中国最紧迫的重大任务,于是,基于长久的“单位”观念,“文物保护单位”随即应运而生。尽管这两者之间有诸多显著区别,但渊源关系依然存在,不可否认。     

节水落实到行动

四月《善用涓滴》一文认为应当以社区为单位,“开发一套综合方案．使节约与效率相结合”．“并采取健康的经济模式”,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因为结合我的个人经验．任何空洞的单一的节约口号,往往都会沦落为暂时的权宜之计．而非长久的良好习惯。只有更精准地把握水的消耗．并且运用经济的杠杆．     

回首杂忆

这是我对今生研究工作的忏悔。我在职的一生曾无一日离开过研究单位。然而时至今日,60余年逝去,挫折教训不少,成功经验渺然。岁月不居,回首无那。忏悔之心,将长此以往。以下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启蒙岁月”、“学术生涯”两段,拉杂写上一点个人回忆,作为这一忏悔之心的自我剖析。读者进而教之,不胜感幸。一、启蒙岁月钩沉(一)我们的“家”我的研究历程中的启蒙阶段,是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度过的。1 943年,我毕业离开武汉大学,经我的老师杨端六先生介绍,进入社会所。当时社会所所址,名义上设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实际上到了李庄镇,…     

以孩子推动绿色未来——“绿色未来，有我TONG行”之“TONG绿课堂”

这是一场由孩子主导的环保行动,也是一次对公益的有益尝试。它将环保的主题定义在孩子身上,并通过孩子的力量来推动以家庭为单位的环保履行。2014年5月11日,由广汽本田、南方周末联合主办的“绿色未来,有我TONG行”之“TONG绿课堂”在广州市第二少年宫正式启动。     

我的十九年记者生涯

我是出生在祖国大陆的第二代台胞.1978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江日报当记者至今.当记者是我的选择.高中毕业后,我在黄陂县祁家湾镇农机厂当车工.镇上分管宣传的领导常让我去当“土记者”.大概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和能吃苦的原因,一年中我竟有6篇稿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日报等新闻单位采用,县广播电台采用则更多.1975年,我被镇党委推荐上大学,经考试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     

粤语形成于古广信——兼谈粤语的文化价值和保护问题

“粤语形成于古广信”,是我和叶国泉先生合作的《粤语源流考》一文首先提出的。这篇论文曾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粤语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后发表于《语言研究》1995年第一期。1996年,省政府参事室等单位在封开举办“岭南文化古都”专家论证会,我在会上宣读了题为《封川话浊塞音声母初探》的论文,会后又发表了《粤语的起源地新探》,对这一课题作进一步论证。现在我扼要介绍这些论文的观点,同时公布我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制造愚蠢是最大的恶

2010年末,我“混”进了江苏南京一个自称为“自愿连锁经营业”的“高级”传销组织。里面的人用“善意的谎言”（其行业用语）骗亲人与朋友来“看行业”（他们的行话）。在我“看行业”的5天中,所受的待遇和所见的情形,与以往我所了解的传销并不相同——传销人员或以家庭为单位,或三两人合租,每日伙食也都不错——所以称其为“高级传销”。但传销无论挂上何种招牌,升级为第几代,终究改变不了其控制人思想的本质。     

志书可不可以使用“本”字

地方志书是客观记述地情的百科全书．其对记述方法有特殊要求,诸如称谓要用第三人称,不能用“我省”“我市”“我县”“我单位”等第一人称。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地方志书质量标准》第二十七条规定：“除引文和特殊情况外,以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许多地方志书的“行文通则”也是这样规定的。如《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行文通则》中关于“称谓的书写”规定：“称谓一律用第三人称书写,不用‘我省“我市’等第一人称。”     

父子邮缘

我之所以对集邮特别感兴趣,甚至上“瘾”,还源于儿子。有一次,我从邮局买来几张邮票准备寄信用,无意中被儿子看到,他一下子就被这美丽的方寸给迷住了。才六岁的儿子搂着我的脖子说:“这邮票真漂亮,爸,你送给我好吗。”望着儿子渴求的目光,我决定帮儿子集邮。刚开始,我只是无意识地搜集些好看的邮票,连“业余”也谈不上一比如,在单位收发室里,只要见着信封上有好看的邮票,总求收信人让我揭下邮票,带回家给儿子;每次去邮局发信,也伸着头,看柜台上有没有不曾见过的邮票;特别是出差到外地,我更忘不了去邮市上“寻觅”一番,看看有无新的发现。就这样,几年来,     

樊醒

古人云:“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这句话被很多人奉为座右铭,樊醒便是其中之一。樊醒是个聪明人,他无权无势,熟识的人不多,又没有什么过度的关系,作为一名小职员,要想高升,不得不在领导身上动动脑筋。单位人员调整,樊醒知道这是个机会,他咬了咬牙买了两瓶好酒,送到领导家,刚好领导在开party,看到小樊提着酒来,脸色微微一沉,说:“我不是叫小张去买酒的吗?他让你送来的啊?樊醒一愣,随即恍然大悟道:“是是是。”回到家,樊醒赶紧从抽屉中拿出本子,写道:不要在领导家人多的时候送礼。几日后,樊醒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领导进来对小张说:“我的发言稿你怎么还没给我?”“我不是昨天就打好放在你桌上了吗?”小张说。“我没看见,你再打一份给我。”领导说,“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够呛,这么点小事都搞不好。”小张嘀咕道:“自己不知道搁哪儿了,还来怪我。”     

一周人物

选择这个时机起诉,她也有自己的考虑：“12年后我的教练和许多当事人已经退休,和原单位已经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现在对事故责任方采取法律措施,那么这些当年的‘证人’就不会被单位再次下达封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