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国防部二厅内幕拾遗

1946年5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改组为国防部。关于这一军事机构的重大变动,是出自美国顾问团的“建议”,按照美国的模式改编的。当时,蒋介石集团制造舆论,说什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全国已成统一局面,原“军委会”是一个战时体制,已不适应形势需     

“云南王”龙云被解决始末

从1927年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在将近20年中,处于西南边陲的云南是号称“云南王”龙云的天下。抗战时期,蒋介石要“统一军令政令”,云南是蒋介石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重要基地和国际交通要道,是西南的战略要点,但时任军委会云南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的龙云,却往往在军事上、政治上自作主张,处处与蒋作对,因而经常发生尖锐的利害冲突。     

芦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长官会报第一至十五次会议记录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主要长官、幕僚及有关人员逐日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官邸举行会报,并由何主持,从七月十一日至八月十二日,共进行三十三次。其所形成的记录,对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的和战方略、军事部署等均有反映,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特先将第一至第十五次会报会议记录,公布于后。出席会议人员,除何应钦外,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军委会秘书长张群、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交通部部长俞飞鹏、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军政部次长陈诚、军政部次长曹浩森、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军政部军需署署长周骏彦、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军政部总务厅厅长项雄霄、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龚浩、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徐祖贻、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吴思豫、刘光、军委会铨叙厅厅长林蔚、军政部军务司司长王文宣、军政部机械司代司长陈东生、军政部交通司司长王景录、军政部兵工署制造司司长杨继曾、军政部兵役司司长朱为鉁、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俊、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宪兵司令谷正伦、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航空学校校长黄镇球,军委会侍从室参谋李崑岗、军政部会计处会计长陈良、军政部参事佘念慈、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尹呈辅、军政部科长罗泽闿、谭道平等。在阅读时请对照,不另加注解于文后。     

蒋介石与第五战区——兼论《李宗仁回忆录》中的几处失实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决定设立“大本营”,为战时最高统帅机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大元帅,“统率海陆空军”,并“指导全民”,进行抗战。抗战期间,军委会一直是最高统率部,蒋介石始终是最高统帅。第五战区是最大战区之一,战略防御阶段曾进行或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仗打得相当艰苦和顽强,并取得台儿庄大捷等一些胜仗。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军委会设立委员长桂林行营(又称西南行     

川谣·川灾·川政——抗战前夕四川的统一化进程

西安事变后,陕甘善后和四川整军先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奠定抗日后方的两大战略.与其他省份的统一方式有所不同的是,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借助"川谣"和"川灾"对川政形成的巨大舆论压力,诱迫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频派代表入京高调辟谣,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统一"的话语优势,并较为顺利地推行了中央奠安川局的方案.四川整军虽因抗战爆发而仓促收场,但政治高层与社会舆论联袂"息谣"和"救灾",却为南京国民政府最终结束四川的半独立状态塑造了有利统一的心理条件.     

略论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外债问题

自1927—1937年抗战爆发这十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对财政、经济、金融进行了一系列的整理和改革,外债问题也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举凡当时南京政府对外债的种种举措,均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一、南京政府对外债的整理随着北洋政权的瓦解、垮台,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担负起全国性的责任,它所面临的困难是不言而喻的,而财政问题则为当时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宋子文于1929年1月11日致在南京举行的第三次军事会议的备忘录中清楚地谈到,政府有权控制财政的省份有四个:苏、浙、皖、赣。而能交出多余部分的仅苏、浙二省。皖、赣已将它用于年费据估计,在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其     

从阿拉善旗专员到军事专员:南京国民政府介入蒙旗地方政治的尝试

为防止日本侵略势力的渗透,南京国民政府创设了阿拉善旗专员制度。因专员在派驻过程中,遭遇层层阻碍,最终被迫改置为军事专员,权责缩减。专员制度作为南京国民政府介入阿拉善旗地方政治的首次尝试,其尴尬境地也反映了在缺乏稳定环境与足够控制力的条件下,边疆政治整合所面临的困境。军事专员虽远未实现其设置的预期目的,但客观上有利于加强中央与阿拉善旗地方联系,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边疆主权与统一。     

抗战爆发前德国军火输华述评

抗战爆发之前德国军火输华是中德双方开展“以货易货”贸易的两大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德外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国民政府方面而言,其对德关系之开展,除了工业及外交需要之外,主要就是出于军事目的的需要,而且也是促使中德关系发展的原始动因之一。在中德军事合作方面。从德国进口军火是与引进顾问、发展军事工业并立的三大内容之一,是一项“引远水救近火”的燃眉之需。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开府以后。忙于连绵的内战,近有“安内”之争远有“攘外”之需,以国内脆弱落后的兵工业基础远不能满足战争之需要,故而国府当局不惜血本向国外     

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全面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是近代中国省制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大体经历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省区分治与权势平衡、二次北伐完成后关于省财权人事权和军事权的央地博弈与武力纷争、中原大战后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三个阶段的演变。南京政府正常的省权制度变革无法有序展开,在体制内却只能依靠军事和战争手段解决。这是最下策之下策,而且无法真正有效解决省权过大问题。直到全面抗战前夕,省制变革一直成为牵引中国时局演化与社会变动的中枢和焦点问题。     

1942年重庆军事会议探析

1942年12月下旬,在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统一和协调反法西斯战线的远东战略,加强中美英之间的军事合作,由蒋介石和罗斯福共同发起,在重庆召开了一次国际军事会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户口查记制度——以浙江为例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量的户口查记方面的文件。本文以浙江省为例说明：当时国民政府的户口查记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调查全国人口数量,更重要的是,以户口查记制度为手段来维持其统治秩序。国民政府建立之初,户口查记目的在于了解全国基本形势,后来发展以反共为主,至抗战爆发以后,则是服务于军事斗争的需要。     

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初期的平汉路战役（豫中会战）,日军以大规模兵力与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造成国军惨败。国军惨败的重要原因是蒋介石与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后,作了错误的军事部署。情报判断错误的原因,除日军保密措施良好、国军电讯被截听外,也因长期以来前线部队普遍提供夸大失实情报,造成军委会不信任,军委会遂主导情报判断的真实性。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有两个重点：（1）在日军从黄河北岸准备至发动攻势的初期,始终误判为如往常人数不多的局部攻势。（2）日军目的是歼灭国军主力,却误判为打通平汉路,因此将军队部署在地形平坦的许昌,企图以阵地战配合附近山区精锐部队进行侧击,以便击破日军。国军在许昌失利,在匆忙奉命撤退的混乱中,通讯中断,遭日军围歼而导致惨败。     

汪伪文官考试制度述略

民国时期的文官考试制度不同于古代的科举制,它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考试权独立学说为理论基础。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名称和蒋介石政权的名称一样,亦称国民政府,以下对蒋介石政权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标谤实施孙中山先生遗教,设立了考试院,制定颁布了《考试法》,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自1931年始,多次举行文官考试.抗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漫画中的历史——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

正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并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一些人曾对它抱有很大期望,但此后国民党的内政外交表明它是一个"弱势独裁政权",国民党此后十年的统治也被喻为"流产的革命"。"挂新招牌的旧势力":南京国民政府的蜕变上述漫画显示的是中国国民党在掌握南京国民政府政权后,出现腐化堕落的现象。漫画《上任一年多以后的新贵作如是     

黄埔事件善后中的英方密电选译

1935年6月,广东海军"海圻""海琛"两舰武力反对陈济棠,逃离广州,是为黄埔事件。两舰于19日驶入香港,停留20日后,最终在由军委会所委派的陈策率领下,于7月9日驶往南京。两舰在港停留期间,港英政府与英国海军的态度成为影响局势走向的关键因素。本组史料选自英国外交部档案,展现了港英政府与英国海军基于中英关系的大局考量,在应对两舰问题时,其决策的形成与执行的过程,对研究中英关系史、南京国民政府海军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军统密刺华北大汉奸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对华制定了“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略方针,每攻占一地,就在华扶植失意军人、政客,成立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华北各地随即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伪组织“维持会”。但随着军事侵略的不断扩大,日本侵略者感到“维持会”已不能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决定建立统一的华北政权。     

南京沦陷前的防空大演习

1932年,“一·二八”中日战事爆发后,鉴于浓烈的战争气氛,南京国民政府很快成立了防空处,处长由从德国留学防空专业归来的黄镇球将军担任,副处长为王鄂,办事主任为曹宝清。     

缅怀黄埔一期生徐念之先生

解放前曾任汉口市市长的徐会之先生,是黄埔一期生。1937年8月15日,我从军委会政训处派到保定行营政训处(徐会之任该处处长)起,以后调武汉行营、五战区、四省边署、桂林行营、四战区、及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张治中任部长,徐任二厅厅长)等7个高级军事机关,在徐会之先生身边工作6个年头,曾耳闻目睹有关徐会之先生对国共合作、部队团结所做的几件事,分述如次。     

缅怀黄埔一期生徐会之先生

解放前曾任汉口市市长的徐会之先生,是黄埔一期生。1937年8月15日,我从军委会政训处派到保定行营政训处(徐会之任该处处长)起,以后调武汉行营、五战区、四省边署、桂林行营、四战区、及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张治中任部长,徐任二厅厅长)等7个高级军事机关,在徐会之先生身边工作6个年头,曾耳闻目睹有关徐会之先生对国共合作、部队团结所做的几件事,分述如次。     

民国时期北京使馆区历史简述

北京使馆区在民国时期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1-1941年),在这一阶段列强驻华使馆成立了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统一管理使馆区。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七七事变"后建立的华北傀儡政权对此均予以承认。第二阶段(1941-1945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北京使馆区并控制了管理使馆界事务公署。1943年,日本又将北京使馆区"交还"给中国,而实际上使馆区仍为日军所控制。第三阶段(1945-1949年),抗战胜利后,北京使馆区被正式收回,但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工作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