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宗族的现代变迁及其思考

考察客家宗族的现代变迁必然须从梳理其传统宗族生活形态着手。宗族现象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一个衍生物之一,最早可追溯到周王朝建立的宗法制度,这种宗法制度将宗族设置成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而宗族作为一个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团体,又延续着与封建王国相似的组织结构：在宗族内部,嫡长子世袭为宗子;宗族之间与宗族之中按血缘辈分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在历史上,宗族作为调整传统农村社会关系的重要力量和组织,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在封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起着一种中介的作用。     

徽州宗族研究研究概述

传统徽州是一个宗族体系,因此徽州宗族的研究是徽州学的基础,徽州宗族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整体中国国情的认识,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对徽州宗族展开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徽州宗族的资料积累也十分丰富,在新世纪开始之际有必要对徽州宗族研究一学术回顾和学术总结,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徽州学。     

近十年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研究综述

<正>宗族,一般认为是由同一祖先形成的父系血缘群体。宗族长期广泛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或群体;由其形成的"族权"也是传统宗法社会赖以维系的重要权力结构之一,因此,宗族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对于宗族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宗族研究更是繁荣空前、成果丰硕。但是蓬勃发展的背后,宗族研究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明清     

近30年来皖中村落宗族的复兴与衍变——以舒城县山七镇牌坊村为例

农村宗族自20世纪70年代末复兴以来,发展衍变迄今已近30年。学界关于农村宗族复兴原因的研究也日趋增多。从30年来皖中地区的一个山区村落——牌坊村的宗族发展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宗族复兴与衍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为传统宗族功能的短暂复归时期,90年代中期以后为宗族观念、行为及组织的变革时期。从两个阶段呈现的不同特点可以看出,宗族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现象,并且随着新的宗族组合形式——网络宗族的出现,宗族在现代化大潮中不会最终消解。     

从族谱、契约文书看清代闽台间的宗法关系

一 在中国古代,普遍存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形成为社会的基本结构之一,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起过多方面的不同作用。作为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组成部份的宗法制乃是奠基在宗族组织的基础之上的。以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继世传统为主要内容构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法思想,反映着宗族和宗法制在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影响。     

名宦、宗族与地方权威的塑造--以山西寿阳祁氏为中心

本文以明清时期山西寿阳县的祁氏宗族为个案,考察了一个地方大族在基层社会如何运用各种社会资源,逐渐建立其权威的过程.当这种权威逐渐消失后,民众却依然保留着对祁氏权威的历史记忆,继续塑造这一地方权威和利用这一地方资源.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明清时期华北宗族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的了解,还能加深我们对明清华北地区的宗族势力与名人资源、地方权威状态与乡村权力结构等问题的认识.     

对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写程式的考察与分析

本文通过对清代徽州分家文书书写程式的考察 ,揭示了“分家”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发展周期的起点 ;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在“分家”引起的聚散升降的反复进程中 ,整体上保持着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动态平衡 ;“诸子平分”的“分家”削弱了家庭 ,却强化了宗族 ,使小家庭成为宗族网络上牢固的“结”。     

从弥散型宗族到点缀型宗族——以浙江省福佑村鲍氏宗族为例

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族文化,其产生和变迁的过程与具体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由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宗族文化经历了由崇高到世俗,由实体到象征的变化,宗族与村落社会的关系也与这种变化相伴随。这种变化,概括地说,是由一种弥散型的宗族转变为点缀型的宗族。这种类型归纳的意义在于,对于具有弥散性的点缀宗族我们可以通过宗族意识唤醒人们的集体意识,村落意识。而对于纯粹的点缀型宗族,则要防止潜在的宗族力量变为显性的社会力量,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海外华侨华人、侨乡社会与跨国宗族实践——以广东五邑侨乡薛氏为例

论文以旧金山、香港与广东五邑侨乡坎镇的薛氏宗亲会及其相关组织为重点,从互补与竞争的视角,探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薛氏宗族及其宗亲成员在一个跨国空间内展开的宗族实践,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宗族实践的发生机制、发展过程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回应传统宗族研究遗留下来的争论。由于海外侨资与声誉资源的稀缺,合作、竞争与矛盾始终存在于宗族内部,这种互补与竞争既是跨国宗族内部出现的不同成员及组织的经济与社会分化的产物,也进一步成为维持与加强跨国宗族形态的不同区域、国家的宗族成员及组织对于宗族的归属感与向心力的重要动因。正是在这种既有同盟又有竞争的错综复杂的宗族网络中,侨乡宗亲组织以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宗亲组织及其个体才得以呈现出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跨国宗族实践。     

从程氏家族续谱建祠看当前农村宗族复兴

我国是个宗族传统浓厚的国度,近代以来,农村宗族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并走向衰落。但自改革开放后,宗族出现"回潮"现象。本文基于对江西省T县程氏宗族续谱建祠的个案调查及剖析,探讨在当代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经历剧烈变迁的宏阔背景下宗族复兴的原因。最后提出当前的宗族复兴不是对传统宗族的复制,表现出"新宗族"的形式。     

现代社会变迁中的宗族与儒家精神

宗族曾在中国历史上承担着进行社会教化、维护社会秩序、施行社会救助等重要功能,并推动了儒学的普及与发展。近代以来,这一载体与蕴含其中的儒家精神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解体。但工业东亚的崛起已经证明,伴随着现代社会的逐步变迁,儒家精神和宗族传统在经过现代化的改造与洗礼后之后,或许还将继续为促进现代化的良性发展发挥积极的意义与价值。     

梅县松源镇郊王氏宗族与龙源公王崇拜

传统社会,由于国家的统治机构只到达了府县一级,府县以下基本上是实行乡村自治。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以宗族为单位,并且在乡村社会,宗族又与神明崇拜活动交织在一起,成为不可割舍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考察、诠释地方宗族与神明崇拜活动无疑是我们认识客家乡村社会的主要楔入点。2000年8月份,笔对松源镇郊的圆岭、田心、寺边、五星四个村落进行了为期10天的调查,重点考察了该区域的王氏宗族的发展历史及区内的圩市贸易与民间信仰等诸情况。     

科大卫与明清华南宗族研究

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清代徽州宗族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及其影响

清代徽州,教育发达,文化繁荣,商业兴旺,经济昌盛,是社会和谐稳定、经济发达繁荣的一个典型地区。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徽州地区有上千年的文化教育传统,从宗族内部到社会各界,都把发展教育和人才培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去认识,善于从制度、管理和投入上重视人才培养。徽州宗族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立身社会、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会、利被后世的作用。清代徽州在人才培养与使用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值得学界研究与思考。     

庙宇：台湾移民时期社区的自治中心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是血缘关系,宗族因而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宗族的祠堂是宗族自治的中心,族长在这里祭拜祖宗亡灵,排解宗族内部纠纷等事宜。但是清代台湾移民社会时期的宗族,远不及华南祖籍那样强盛,较少由单姓组成的血缘性宗族村落,“宗教之亲少,洽比之侣多”,大多是杂姓居住的地缘性村落。因此人群和祖籍就成为初期移民结合的基础,也成为地缘性组织的依据。它一方面给予移民在新环境中共有的认同,另一方面,共同的方言和习俗为新社会提供了生活内容。     

华南海外移民与宗族社会再建——以新加坡潘家村为研究个案

有关东南亚华人社会是否存在宗族 ,是学术界争论的课题之一。本文以新加坡“潘家村”为个案 ,具体考察与讨论华南移民在海外建构宗族社会与特征等问题。本文认为 ,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宗族并非简单地移植于祖籍地 ,而是一个在移居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建构的过程。尤其在移民社会初期 ,华人宗族的建构有赖于祖籍地传统的组织原则和文化资源。而在移居地的社会脉络下 ,华人也必须调整这些文化规则 ,由此也在宗族结构、组织形态、以及祖先崇拜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变异     

宋代宗族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

在唐宋变革的社会大背景下,宋代宗族处于明显的变动过程中。这种变动过程,在不同区域内又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北方地区传统上是宗族势力相对比较强的地区,但进入宋代,宗族形态相对松散,在新式宗族组织形态建设方面,明显落后于东南地区。其特点是:崇尚同居共财,注重亲族间的经济互助;祖先崇拜观念较强,注重宗族成员间的亲情关系;宗族关系与乡党关系相纠缠,血缘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相纠缠;富贵家庭在宗族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东南地区在宋代"敬宗收族"宗族组织的建设方面表现突出,新的组织方式和手段不断涌现并得以迅速发展,比较明显地具有以下特点:宗族聚族而居比较明显;宗族公有财产建设成效显著,注重以经济手段收族;宗族组织手段较为齐备。四川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历史原因,在宗族发展方面有其自己的特点:宗族内部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族注重在社会上的等级地位,有较强的门阀等级意识;宗族组织手段相对齐全。宗族发展的地区差异,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唐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平衡,传统政治观念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人口迁徙带来的多种影响以及地理环境和经济开发情况不同对宗族社会功能的不同要求。     

蒙古的宗族部族及其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古代蒙古的民族与国家的形成 ,传统的说法是由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而成。这个说法缺少一个重要环节 ,那就是宗族 (或家族 )部族阶段。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被一些国内学者所接受的“酋邦”说 ,似乎看到并论述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存在。但“酋邦”说概括不了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笔者从历史史实和逻辑推理两个方面 ,论证了蒙古族是在氏族部落解体之后出现的深刻分化、彼此迁徙和重新整合的过程中 ,形成了众多的宗族 (或家族 )部族的社会政治组织。在这些宗族 (或家族 )部族政权的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中 ,正是始终重视家族或宗族领导核心的帖木真 ,通过统一战争和创建千户制组织的形式 ,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和国家的建立     

祭之春——欢笑升平中的庄严盛典

从梦中惊醒,耳边是厚实而响亮的“嘭、嘭”声,现在是21世纪的一个春节,窗外是闽南丘陵地带的一个乡村。把我惊醒的声音还在继续,随之而起的,是远远近近逐渐连成了片的鞭炮声。我一边驱赶着睡意,一边庆幸自己醒了,因为我不想错过一场闽南传统的宗族祭祀。     

秦汉宗族政策与基层社会治理--兼论商鞅变法离散宗族的历史内涵北大核心CSSCI

宗族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合一、国家与社会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点,宗族关系与国家权力在基层行政运行中的辩证属性,是基层社会秩序变迁的重要因素,其功能发挥因时而异,取决于多种因素。梳理分析这一问题,是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控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重要方面。秦汉是中国统一王朝建立和大发展时期,是历代统一王朝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模式的奠基时期,宗族力量与国家力量经历了分与合、合与分的历史过程,直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秩序与统一国家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