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新中国多边外交的初步尝试

日内瓦会议作为新中国以大国身份参加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也是新中国开展多边外交实践的初步尝试 ,其成就主要体现为推动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搭建中美沟通的桥梁和改进中英关系。尽管由于冷战格局和“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制约和影响 ,日内瓦会议作为多边外交实践的作用和功能无法和今天意义上的多边外交相提并论 ,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 ,仍然不失为一次比较成功的多边外交实践     

中国商会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商务会议述论

太平洋商务会议不仅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商人外交活动,而且是中国商人外交继五四时期之后的又一次跨越。这次会议由联太平洋协会这一国际商人外交组织发起,由太平洋地区各国工商界所派代表参加,对中国商人来说是第一次直接的国际商人外交活动。通过这次会议,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要求国际和平,反对政治侵略,希望太平洋各国建立真正友谊的呼吁;阐明了中国商务发展的障碍,以及建立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宣传了中国工商业发展情况,消除国际上对中国商务状况的误会;提出了开发资源、发展交通、增进国际商务合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许多有利于中国的议案,推进了中国工商界联美制日的外交策略,也增进了中国商人走向世界的意识。     

新能源安全观下的中国能源外交

正在新能源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能源外交取得了突出成就:在能源外交多元化方面卓有成效,中国在巩固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的同时,深化与拉美、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能源多元化格局成效显著;促进能源外交机制化,中国在全球能源合作领域的实践不断拓展,多边能源合作机制逐步完善;新能源国际合作逐步深化,中国不断加强双边和多边新能源国际合作,重视     

外交斡旋、非官方出访和舆论策应——国民政府抗战外交的特殊运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争取国际援助和支持,争取同盟抗战而进行了广泛的外交活动。在这些活动中,除了正常的以政府的名义与其它国家进行直接的交往之外,还采取了几种特殊的外交活动形式。这就是外交斡旋和信息交流来促成国际互动;利用社会团体和私人出访的方式争取外援;通过广泛的国际宣传赢得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这些方式是正规外交活动的补充,从而使当时中国的抗战外交搞得有声有色,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正确还是错误?——李鸿章外交思想浅论

李鸿章是清朝末年的重臣,他主持清朝外交超过30年,是清朝晚期外交活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外交思想以及其奉行的对外政策对于清朝晚期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所参加的外交活动以及中外交涉构成了清朝晚期外交实践的主体。李鸿章代表清朝和西方列强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对晚清中国外交的近代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深入研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晚清外交,对今天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位大使对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追忆

新中国的人民外交在毛泽东外交路线指引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可了解我们的外交家们是怎样具体进行外交活动的。     

美国政府与清末禁烟运动

美国政府为支持清末禁烟运动,发起上海国际鸦片会议,并与中国代表一道,促使会议通过声援中国禁烟的决议。这既与当时美国国内兴起的反麻醉品运动和治理菲律宾有着直接关系,又与美国对华鸦片政策及美国扩大对华贸易有关,同时也是因为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禁烟的国际背景。美国政府在清末禁烟运动中与中国的合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中国禁烟运动和国际禁烟运动,同时也是晚清中国参与多边国际外交活动的一个成功范例,是晚清中美特殊关系的一个具体表现;它表明晚清中外关系除了侵略与反侵略主题之外,尚有正常的国家关系和国际合作之内容。     

王广圻早期外交经历自述稿

王广圻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外交人物,长期追随陆征祥从事外交活动.兹特从馆藏外交档案中辑选王广圻调任驻荷公使后有关其以荷兰公使馆随员身份出席1907年海牙第二次和平会议的自述手稿,以飨读者.     

新时期中国文化外交兴起的必然

文化是国际竞争中备受关注的“软力量”。文化外交作为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化外交包括双边和多边文化交流、留学生培养、语言推广和媒体信息交流等活动。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关系密切,但又有所侧重。中国拥有悠久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外交在配合国家整体外交,提升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以及树立良好国家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的文化外交仍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对外文化交流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是潜力巨大的中国文化外交必将在新世纪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

商人对五四运动的参与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商人外交活动,也具有民间经济外交的意义。五四运动的特殊国际和国内环境,使这次商人外交达到了新的水平,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以五四运动为界,商人的外交活动有明显的进步,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间接转向直接、由依附走向独立,并日益趋向频繁化和国际化;商人的外交意识进一步强化,其出发点由原来的谋求自身的国际商务合作和作为政府的外交后援,日益发展到争取国际和平平等关系、自主开展外交斗争、获取中国应有的国际待遇,并由“在商言商”观念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转变。商人外交活动的特点表现出渐趋成熟的趋向,在组织上由自由联合转向全国统一,在目的上由防御走向进取,在认识上由感性发展为理性,在手段上由经济上升到法律。     

朝鲜停战后中国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

召开朝鲜政治会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朝鲜停战协定》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约方之一,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首先,中国希望尽快召开朝鲜政治会议,坚决主张朝鲜政治会议应是包括苏联等中立国参加的多边圆桌会议。其次,中国积极支持苏联关于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倡议,推动国际社会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搭建新的外交平台。再次,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中国在与苏联和朝鲜协调立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会前三国就形成了强有力的联合阵线。最后,中、苏、朝三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密切配合,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日内瓦会议虽然没能促成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中国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作用得以体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得以推广。     

参与构建战后国际货币金融秩序:中国与布雷顿森林会议

1944年7月1日至22日,包括中国在内的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小镇上举行了联合国家货币与金融会议(United Nation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nference),即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 Conference)。是时中国抗战正面战场局势十分严峻,内政和外交也颇多困难,但国民政府仍派代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为战后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构建作出有益贡献的同时,确立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中的地位。中国围绕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展的各项外交活动,也有助于缓和当时中美两国间的矛盾冲突,巩固与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盟国的关系。     

新世纪以来中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关系民主化思想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维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提出的一项国际关系新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战略思想上的一项重要创新和理论建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大力倡导多边主义,积极开展多边外交,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超越争议 携手共赢——我所亲历的APEC

1993年2月,外交部正式任命我为中国APEC（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tion,亚太经合组织）高级官员。从双边交到多边外交,这是我外交生涯的一次重大转变。     

毛泽东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研究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是他这个时期政治、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侧面,深入研究他在这个阶段的外交实践和思想,对于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过程,对于搞清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思想及其一些基本方针的历史渊源,是大有益处的。     

论1928年国民党政府关于商约对欧洲小国外交

1928年政权尚未稳固的国民党政府发表宣言,声称要废除中国同外国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同外国重订新约,掀起了废约外交。1928年的有关外交活动涉及修订或重订通商、关税条约,其核心是谋求关税自主,对欧洲小国的外交效果比较显著。     

春秋外交人才的遴选

春秋是当时所了解的中国大地,即“天下”范围内主权国家林立的时代,国际关系之复杂,外交活动之频繁,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春秋初期,作为国君的诸侯是主要的外交角色,他是一国之主,对外代表国家,几乎所有重大的外交活动,如朝、会、盟等,理所当然地都由他出面主持或参与。这种形式当代称之为“首脑外交”。春秋中后期,外交的实际权柄逐渐转入执政大臣手中,他们代表国君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但是任何由他们签署的国际盟约仍须由国君“莅盟”(补行宣誓),立法程序始告完成。国君和执政大臣的分工并没有改变政权一元化     

宋美龄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述评

本文对宋美龄在抗战时期为取得国际同情利用新闻媒介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抗战、为争取外援和提高中国国际地位展开的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述,并对宋氏外交成就进行了客观求实的评价。     

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及其评价——以顾维钧为主的考察

北京政府一直被人们评价为执行媚外政策的政府,但是北京政府在以顾维钧为代表的近代职业外交官主持外交部的情况下,利用他们学到的国际法的有关知识,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北京政府的修约与废约与顾维钧、王正廷等的外交活动贯穿始终,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成为开启中国近代修约外交的第一个政府。     

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与热那亚会议

本文通过对苏维埃俄国在热那亚会议期间外交活动的历史考察,着重探讨了苏俄在列宁领导下,为打开外交新局面斯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作者认为苏俄外交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于调整国内政策的同时,果断地调整对外政策,而且也是把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进行外交斗争的结果。热那亚会议期间,苏德签订了《拉巴洛条约》,决定在法律上相互承认,恢复外交关系,冲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孤立、封锁苏俄的联合阵线。苏维埃俄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为国内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