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晚明颓风的两个皇帝

<正>因为天下是"朕的","朕"也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家天下","朕天下",这是中国百姓的悲哀。正德与嘉靖,无疑是引导晚明颓风的两个皇帝。明代社会到了万历时期,已全面颓     

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

万历十二年王阳明获准从祀孔庙，是明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大事，但却因史籍记载混淆矛盾而产生几个认知上的困难。明穆宗、神宗两朝《实录》、《万历起居注》、《国榷》等书以及当时涉事人物的奏疏等公私文字，在记述曲折的从祀过程时发生了问题。其实，万历十二年廷议从祀之事，主持者礼部尚书沈鲤采纳了不利于阳明的观点、意见，认为阳明所获支持甚少，因而疏请不予从祀，而阳明之终获从祀，则是由于首辅申时行特别向神宗皇帝申说请求所致。廓清各种记述上的时序淆乱，是辨正此事的关键原委，进而说明学者引用明人记述来讨论此事时，不能径以所见作为根据。     

明亡于神宗辨

明亡后,清人首论明“不亡于崇祯”而“实亡于神宗”。今人具体论证,一说万历十五年为明亡之始,一说万历十三年至二十年为明亡的“关键时期”。本文详论神宗“播乱机”,自万历十一年至二十五年陷入全面危机,但未必亡国。神宗之后,又历（泰昌）天启、崇祯二朝,尚有２４年补救机会,以举措失当而成溃烂之势。故明之亡,天启、崇祯不能辞其咎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

晚明士人受王阳明及其后学理论的影响,其自我意识得到突出张扬,在思想化方面,表现出极力挣脱正宗意识形态束缚,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想倾向。影响于历史评论,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历史是非的评判决不应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为标准,主张一切都应“本自心师”,以自己的认识对历史做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其中一些史学家还从理论上阐明“是非无定质”与“执一便是害道”对于史学批评的意义,显露出史学中出现的理性精神。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 ——"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     

天壤孤椠《鹤楼集》（续）

张翀诗文在晚明及清代都有一些诗文总集及史籍志书采录。万历二十五年编纂的《贵州通志》收录张翀有关黔地黔人的诗文,应该是采自于《鹤楼集》都匀刊本,并为后来纂修的志书及有关黔地诗文典籍传承。《奏为恳乞圣明亟处大奸巨恶辅臣以谢天下以靖虏患疏》为明刊本《皇明两朝疏抄》卷十二引录,     

以心解易:孙应鳌《淮海易谈》学术源流论述

《淮海易谈》是晚明以心解易的重要代表作。作为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孙应鳌在吸收程朱理学解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王阳明"易理即人心"的思想,以心解易,以易证心,建立起自己的易学体系。     

超越地域的博弈:明后期徽州的程方墨战

明万历年间,由于徽州既有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徽商资本对其内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作为下层知识人的方于鲁、程大约先后涉足墨业。方氏墨业兴盛于万历四年至二十八年。程氏万历十八年左右始涉足墨业,二十二年秋因事入狱而中断,直到二十八年秋出狱后才正常运营,取方墨垄断地位而代之,一直维持到万历三十七年稍后。为了取得竞争上的优势,他们均立足于个人文化素养,充分利用墨品作为文人士夫不可或缺的特性,广泛结交士绅,编织关系网络;并将士绅对墨品的题赞临摹上版,印制墨谱,以增大自身的影响力。通过程、方的竞争方式,可以发现明后期介入墨业竞争的徽州下层知识人对于地域的超越,以及明后期社会相对开放的时代特征。     

王阳明先生与水西安氏

正安宣慰给予王阳明先生的物质馈赠,对于身处逆境、贫病交加的王阳明先生无疑是雪中送炭,王阳明先生感激不尽。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先生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做了3年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正德元年(1506年)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今修文县)担任小小的驿丞。在前往龙场的途中,他历尽艰险,才成功逃脱刘瑾暗中所派锦衣卫的追杀,后来到龙场悟道。在龙场,王阳明先生经历了百死千难的人生体验,创立了以"致良知"、"知行合"和"知行并进"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王阳明先生在龙场期间,得     

出版动态

2013年8月,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影印的明《（万历）广西通志》（共2册）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明《（万历）广西通志》由戴燿修,苏浚纂,杨芳刊行。全书42卷,约63万字,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万历二十七年刊刻。该志比前志简略,但简而有体,突出重点。     

冯梦龙写了一本鲜为人知的通俗文学著作

宏模于１９９６年在日本书店买到一本明·墨憨斋编《王阳明出身靖乱录》,台北广文书局印行,“民国五十七年”（１９６８）七月初版,平装,３２开影印本。 墨憨斋是冯梦龙的斋名。冯梦龙,明长洲（今吴县）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年（公元１５７４年）,卒于清顺治三年（公元 １６４６年）,小说家,戏曲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简称《三言》就是他编的。他的毕生精力都用于搜集、整理、编写。刊行通俗文学的工作之中。冯梦龙还酷爱李氏卓吾之学。李卓吾为阳明后学。他称阳明为“皇明大儒”,并把阳…     

从《饥民图说》看河南水灾

河南省虞城县发现的《饥民图说》,是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明刑科右给事中杨东明根据他的亲身闻见,绘图写文,刻成版画,并附以题本进呈万历皇帝的。它描绘的是万历二十一年,中州地区遇受水灾之后,田园荒芜,人民生活痛苦的情况。一河南地处黄河下游,在历史上是多灾之地,每当黄河泛滥,河南必大受其害,虞城更是首当其冲。虞城上接考城,下连砀山,北邻单县,皆低洼之地。经过河水倾注,不几年即更迭变迁。如考砀决河,则土聚虞城;虞城     

家族史上的奇葩 廉洁德治的典范——江南第一家——浦江郑义门琐谈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同居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个特殊大家族,她聚食同居十五世,南宋、元、明三朝330余年,以“孝义”名冠天下,被明朱元璋赐封为“江南第一家”,本文通过其成因来阐述她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     

宽缘折二泰昌通宝应属开炉钱

明光宗朱常洛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即位,改元泰昌。九月卒朱由校接位,是为熹宗。泰昌年间,并未铸钱,现在见到的泰吕通宝．是熹宗天启元年令两京及各处补铸的。泰昌元年十二月,南京监督铸钱主事荆之琦上奏曰：泰昌年号已广播天下,故而应铸泰昌钱。次年,上准奏,于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壬戍,颁泰昌钱式,补铸泰吕通宝一年。     

万历怠政背后的无奈与荒凉

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48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但其中有将近20年的时间不上朝,他消极对待政事,拒不上朝,这对于晚明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明史》甚至评价"明亡,实亡于万历"。万历怠政与世宗嘉靖时期大礼议之争造成的官僚队伍大撕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明代国家体制和皇帝自身性格经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从万历的怠政行为可以感受到作为皇帝的无奈、任性和明末政治的腐败。     

"闻见之知"与"格物":晚明的认识论转换

明代思想史除了理学和心学的兴替之外,在16世纪的晚明出现了实证主义的倾向.部分学者如谢肇淛等开始批判地反思太极论,也不再接受王阳明心学以内心为唯一判断标准的认知方式,以及宋明学术以静坐和主敬为主的论学方法.这部分学者强调基于现实经验的"闻见之知",重视对客观世界的观察、记录和对经典文本的阅读.这一晚明的实证主义转向在占统治地位的明代心学以外开辟了一条通向客观知识的新路径,奠定了清初朴学的认识论基础.对这一缘起的梳理有助于将清初学术从理学到朴学的转向的内在理路变得更为明晰.     

一部兼具史料与工具书价值的明代财政史研究巨著——《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评介

正对于明代财政史的研究来说,《万历会计录》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作为迄今唯一留存于世的中国古代国家财政会计总册,其内容极为丰富,备载明朝户部掌控的国家财政的方方面面。然而,尽管这部文献的价值获得历史研究者的广泛认可,但迄今为止,利用《万历会计录》开展的研究成果却相当有限。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所分析的《万历会计录》这一文献部头大、数据多,内容极为庞杂,没有系统的整理,很难全面加以利用。也正因如此,由万明研究员和徐英     

阳明学与地方志关系刍议

阳明学与地方志之间具有多重关联。王阳明认为,“为天下万世而作”的志书不仅具有“考图志以求其山川形势”的地理认知功能,还有“可以观政”的资政属性。受王阳明影响,阳明后学践行以志观政、经世致用的方志观,或在仕宦地,或在家乡,参与明代中后期诸多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的具体修纂。而流传至今的众多地方志文献,为我们全方位、深层次了解以“阳明行迹地”为指向的王阳明与各地域文化之间的诸多交涉,尤其为“地域阳明学”的系统梳理与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文献。     

谈《两宫鼎建记》

《两宫鼎建记》,又名《冬官纪事》,明·贺仲轼撰,是一部以记载万历年间有关重建乾清、坤宁两宫工程事宜为主的史料价值较高的史籍。贺仲轼,字景瞻,获嘉(今河南获嘉县)人。生于万历八年(1580年),三十一岁中进士,曾任醴泉(今陕西礼泉县)、青浦(今     

论致良知与慎独—兼论刘宗周对王阳明后学之修正

慎独是儒家道德修养工夫的重要条目,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独知”,致良知即慎独。由于阳明致良知之学偏重于本体上做扩充工夫,故慎独在阳明的工夫论中并无突出地位;然阳明后学说玄说妙,更有甚者终日束书高阁,一味空谈心性,致使士风日下,名教败坏。刘宗周力辩阳明后学之失,标举慎独工夫,以纠正中晚明以来之学术流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