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疆禁毒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的弛禁政策,新疆开始大规模种植鸦片,再加上从俄国输入的鸦片和从甘肃贩运的鸦片,新疆鸦片泛滥成灾。20世纪初,清政府改变政策,于1906年制定“十年禁烟”计划作为其新政的一部分。新疆地方政府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主要从加强宣传、四禁并举、严格执法、堵源截流四个方面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本文研究了清朝末年新疆烟毒的泛滥及新疆地方政府的禁毒措施,总结了其经验和教训。     

俄商茶叶走私与《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的签订和废弃

一、俄商在新疆的茶叶走私活动 茶叶贸易在中俄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有正当的贸易,也有非法的贸易。清朝末年,新疆地区“中俄商务交涉最纠纷者,莫如茶叶一端”。其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俄国商人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吾尔族社会初探

十九世纪下半叶,外患的加剧严重破坏了新疆社会生产力。1884年,清政府通过新疆建省和以“建省”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及20世纪初在新疆推行的新政,废除了长期存在新疆维吾尔族社会中的伯克制,有力地促进了维吾尔族社会的发展,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国时期新疆盟旗制度的废除

盟旗制度是清政府为了维护边疆的稳定,在少数民族中实行的军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在新疆,盟旗制度的主要形式有回王制、札萨克制与总管旗制三种。民国成立以后,金树仁、盛世才开始实行＂改土归流＂,最终废除了盟旗制度,改行县制。盟旗制度的废除,有利于新疆的行政统一与促进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但对于后来新疆的稳定以及边防的巩固也有一定负面作用。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有关1862年中葡条约的几个问题

澳门自古即为中国领土,从１６世纪葡人借居,至１９世纪鸦片战争结束,３００年时间里,葡人如期缴租纳税,始终受中国地方官府之管辖。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不断入侵中国,特别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葡人一反往日“恭顺”,决意援香港为例,企图通过与华立约,攫取澳门主权。然而,葡国兵力毕竟不比英国,不足以逼迫清政府就范。２０年百计钻营之后,葡国终在法国驻华公使馆积极策划、支持下,于１８６２年同清政府议立“和好通商章程”。不过,因为葡方立约别有动机并采取欺诈蒙骗手段,以及换文时中方提议对有关澳门主权的条款做明确解释并修改,葡方拒不与商,所以,不仅此约未获清廷批准生效,葡国窃据澳门主权之阴谋亦暴露无遗,且此后的中葡关系亦受到严重影响。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英俄私分帕米尔与清政府的立场

本文以19世纪末的中亚为背景,运用新近刊布的国内外档案、文书等第一手资料,详尽论述了清末英俄以强凌弱,私分帕米尔,瓜分中国领土的经过,并对清政府为捍卫国土主权,与英俄据理力争的严正立场予以新的阐释,以深入理解该时期英俄争夺中亚势力范围的真实目的和清政府的领土主权意识,对稳定新疆局势,维护祖统一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边界变迁与边疆问题（二）

（一）辛亥革命前后俄英策动的边疆“独立”（1）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日俄战争后,尤其是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后,沙俄加紧了在我蒙古地区的渗透和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利用开办“新政”的机遇,在边疆实施“新政”,力图改变边疆落后、守旧的社会经济文化,增强边疆防务。1909年底,清政府开始在外蒙地区实行“新政”,沙俄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一方面,沙俄利用外交和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停止已实施的新政措施,     

清代伊犁“宝伊局”与“咸丰当百”大钱

18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清政府在重新统一新疆后，为了贸易、征税、发放薪饷和财政等方面的需要，开始在新疆铸造与发行新的货币：在南疆地区对准噶尔时期通行的“圆形无孔”的普尔采取了改造政策，设局铸造了属于中国货币体系的新普尔钱一红钱；在北疆地区设立“宝伊局”，自铸制钱。本文对伊犁“宝伊局”及其铸造“当百”大钱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佛山商团与商团事变

佛山商团的成立,既是佛山自治、自卫传统的延续,也有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的现实原因。初期它以“捕匪安良”为宗旨。1923年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大本营后,滇军驻扎佛山,对地方滋扰极大,佛山商人痛恨滇军。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佛山工农运动兴起,也引起了佛山商人的不安。这两个原因加上当时把持佛山商团的陈恭受个人因素,佛山商团在商人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并且逐步走上了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相对抗的道路。1924年8月至10月发生了广州商团事变,佛山商团是这次事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广东全省商团联团总部还一度迁到佛山。佛山商人首先进行罢市,但在政府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佛山商人很快选择了服从。当广州商团与政府军事冲突时,佛山商团自知不是政府的对手,没有参与。商团事变后,佛山商团即自行瓦解。     

17—18世纪清朝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

在理藩院处理的对外事务中,中俄交往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括对中俄贸易的监督与管理。中俄贸易问题不仅与两国间的边界、逃人和准噶尔问题密切相关,还涉及到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这些都体现在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管理实践中。本文以中俄贸易关系中的理藩院地位为中心,以理藩院对中俄贸易的监理为切入点,探讨清政府对俄贸易政策的演变,考察理藩院的外交地位以及在处理对俄贸易过程中对喀尔喀蒙古的逐步控制。     

十三行沧桑录

乾隆廿二年(1757)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清政府指定了一些商行专门和外国进行贸易,称为公行。在某一时期,这种公行有十三个,所以就称为“十三行”。这些公行设有夷馆(或称商馆)租给外商。     

发挥区位优势 做大边贸产业 推动对俄经贸战略升级

<正>牡丹江发展优势在对俄经贸,区位优势在口岸。几年来,我市充分利用中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为目标,强力推动对俄经贸快速发展,特别是在省委提出“全面推进对俄经贸战略升级”的总体要求后,我市进一步加快对俄     

清末的新疆工业

<正>一清末新疆工业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新疆建省(1884年)后,清政府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采取了切合当时新疆农村社会具体情况的措施。清政府取消在新疆南部实行的传统的伯克制,代之以府、州、县制。各伯克原来的养廉地亩收     

论郑观应的商务法律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列强借助武力迫使清政府签署为数众多的不平等条约,从而在华攫取各种经济特权,日益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得中国民族商人和企业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帝国主义压迫下艰难维生。郑观应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同时又是一名具有爱国情感的民族资本家,其从多年的商务实践出发,将发展工商业看作富强的基本手段,主张清政府“重商”、“护商”,通过“商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较长短。     

山西常氏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北大核心CSSCI

19世纪,在恰克图贸易的商号中,美玉公记、美玉德记、兴玉中记、兴玉和记、大兴玉记等为山西常氏的商号。至太平天国时,福建茶没落,美玉公记和美玉德记经营显著衰落,而大兴玉记等贩卖湖南青茶,依旧生意兴隆。俄国学者的研究认为中国商人运输茶叶到恰克图,利润增加四倍,山西商人在恰克图茶叶贸易极为出色。但是,在1860年各地方政府征收厘金,让商人无利可图,再加上俄商的竞争,遂使恰克图贸易没落。     

华俄道胜银行及其在新疆发行的金币券——新疆钱币图说（二）

“华俄道胜银行”①系译自俄文“P C-CKO-KИTAЙCKИЙБAHKЪ”,是俄国联合法国趁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为筹措巨额赔款向俄法借款一亿两白银时,以中外合办为名诱骗清政府入股参加而于1895年12月22日成立的,总行设于俄国圣彼得堡。参与创建的有巴黎霍丁格尔公司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托银行及巴黎国家贴现银行等四家法国银行和圣彼得堡国际银行一家俄国银行。资本总额初为六百万卢布,法国占股份的八分之五,俄国占股份的八分之三。名称上虽冠有“华俄”二字,其实并无中国资本。为了挂上中俄合办的招牌,俄国才于1898年9月8日,诱迫…     

试论清代前期铺商户籍问题——兼论清代“商籍”

清初承继明朝户籍制度 ,一般经商之人无专门户籍。康雍年间 ,由于商役在制度上的废弛 ,“摊丁入地”的实施 ,封建徭役基本被废除 ,因此商人役籍意义上的户籍就不可能也无必要再单独设立了。然而 ,清代有“商籍”一说 ,而且该籍在国家典籍文献中被列为四大户籍之一。其实此“商籍”与以役籍为中心意义的军、民等籍有根本区别 ,它是政府专为盐商在行盐地区参加官学学习和科举考试所设的资格凭据 ,并不涵盖盐商之外的其他商贾。此外 ,为了索取和管理需要 ,清政府对其他商贾也设有一些必要的户籍管理措施。     

观点/声音

中国社科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一些地方劳教制度“已沦为了地方政府官员假以维稳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的工具”，必须尽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