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突发,出乎中共与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意外。如何解决事变成为迫在眉睫之事。在陕北的毛泽东立即给斯大林发去电报,表示联合张、杨积极推动抗日反蒋;正在莫斯科的王明则提出了立即枪毙蒋介石的主张,同时共产国际也有不同意见。斯大林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与中共电文交驰,力促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蒋介石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伟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     

“他者”的观察：在华西方人士关于西安事变的舆论及书写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在华西方人士对此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在报刊、论著中对西安事变有大量书写,为观察此次事变提供了独特的“他者”视角。他们对西安事变过程进行了评论,分析了西安事变起因、各界反应及其造成的影响;还对西安事变与国共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肯定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努力。因他们的身份和立场各异,也出现了事中观察、事后认知等不同的书写视角。史沫特莱、斯诺等坚定支持张学良的行动,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则将事变称为“叛乱”,支持同情蒋介石,部分西方报刊则是秉承中立立场对事变进行报道。他们对西安事变的观察和书写,从不同方面向国外介绍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外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认知。     

国民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的态度

西安事变最后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张、杨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事变是他们发动的,当时的蒋介石处于他们势力的绝对控制之下,处置蒋介石的任何方案,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就根本无济于事。而张、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主张和平解决。其次,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的作用,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当时张、杨非常信任中共,指望中共作出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决策。特别是后来张学良在南京被扣以     

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发了多少军饷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应中共的要求开始向红军提供经费,他向红军提供的第一笔经费是50万元的善后款。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安抚红军,放手解决张、杨的问题。1937年1月31日,蒋介石指示顾祝同：“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根据蒋介石的指示,1937年2月1日,主持西安事变善后工作的顾祝同在西安向中共代表李克农表示：“第三者（中共）经费由杨虎城先发50万元。”2月2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50万送抵西安,2月4日再经杨虎城交送给周恩来,同时顾祝同还承诺以后每月给红军20万元。     

西安事变中的冯玉祥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内战,容纳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救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迹,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     

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与南京政府内的讨伐派进行周旋,争取和平谈判的时间。宋美龄派端纳前往西安探明真相,并与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进行积极的沟通,帮助蒋介石转变其强硬立场,在各方力量博弈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宋美龄不仅因其蒋夫人的身份,更因其个人素养和能力,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八路军诞生记——国共谈判实录

正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部队,八路军由此诞生,并投入全国统一的抗日战争行列。期间,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与蒋介石政府进行了艰难、曲折、复杂的谈判。一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在离开西安时曾答应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希望能在南京与周恩来直接会商两党合作事宜。可是在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形势逐渐恶化:张学良不听劝阻,执意送蒋返     

西安事变中的洛阳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关于它的历史意义已早有定论。本文仅就洛阳在西安事变中所处的地位作一探讨。洛阳地处陇海线,是陕西的门户,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为了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以在洛阳“避寿”为名,在其周围部下重兵。约有嫡系30个师的兵力部署在今京广铁路郑州至武汉段和陇海铁路郑州至灵宝段上。然而,蒋的如意算盘却把张、杨“逼上梁山”。     

张学良私人飞行员披露七十年前的一幕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统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采取行动,软禁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和抗日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时局的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因应与处置

正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中共中央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根据急遽变化着的政治局势及时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化的枢纽,体现了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及高超的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冷静观察以因应局变,慎重表态以掌握处理事变的主动权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政坛的剧烈     

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由当时形势所决定的。西安的三个方面(张、杨和共产党)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南京方面虽然以戴季陶、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喧嚣一时,以国府名义调兵遣将,下令讨伐张学良,但以孔祥熙、宋氏兄妹为首的主和派力主和平营救蒋介石,赢得了国民党左派、元老派(包括原西山会议派的     

“中央考察团“在陕北苏区纪实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蒋介石发动的持续了近十年的剿共内战停止了下来,国共两党的高级代表从1937年2月起开始接触,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会谈。国民党中央为了研讨和制定西安事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名为“根绝赤祸”的决议案,实则确定了联共方针,启动了     

《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70年前(1936年)的12月12日,在陕西西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亦即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扣蒋于西安城内,逼蒋抗日。这其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8—1941年)扮演的角色以及事变后该报向读者透露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特别是张季鸾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复杂而微妙关系,耐人寻味。     

试论知识分子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后,民国知识分子纷纷发表社论和声明,几乎不约而同地谴责张杨的行为,并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了当时的舆论和民意走向,从社会层面上给张杨施加了巨大压力。民意的导向直接影响了参与谈判的各政治组织和政治团体,从客观上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     

“西安事变”后的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向蒋介石发动兵谏的“西安事变”,在共产党的努力下和平解决。但在事变之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却被逮捕,东北军群龙无首,杨虎城孤掌难鸣,又一次惊心动魄的事变也就不可避免了。     

传统政治文化观与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作者从传统政治文化对张学良和蒋介石不同影响的层面,论述、阐释了张、蒋二人在西安事变中不同的思想、行为及其原因。张学良“以道事君”──“为民请命”的传统政治文化观是其得以发动事变的重要心理因素,而“事君以敬”──“负荆请罪”的传统政治文化观和时代全国精神的结合则是导致他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送蒋回宁的重要思想因素。相比较而言,蒋介石的君王意识和君臣心理支配下的“威武不屈”──“捍卫人格”的思想和行为,则表现了其思想的保守、阶级立场的顽固和集团私利的狭隘。     

谁先觉察到西安将要发生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前,除了张学良、杨虎城等极个别人知道外,一个远在几千里外的局外人,已经知道西安将要发生变故。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的确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将晏道刚、曾扩情二人安置于张学良、杨虎城身边,要其对张、杨进行监督、控制。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从民族大义出发,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而晏道刚、曾扩情事先丝毫没有察觉,致使蒋介石受到囚禁,丢尽脸面。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由西安回到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惊魂未定而又满腹嫉恨,便对事变前没有察觉的责任人进行处罚:“晏道刚不尽职责,曾扩情不明廉…     

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意见分歧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它使中共和西北红军转危为安,也使得全民族各党派结成抗日统一战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是存在着意见分歧的。     

评美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爆发前夕的重大事件,当时曾引起较大的国际反响。近些年来,我国有许多史学著作述及这一事件,正确地指出了英美不希望中国内战、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持蒋介石的地位的态度。但是尚缺乏具体的细致的分析,本文拟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有关材料为主,把美国政府当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作一述评。(一) 西安事变爆发初始,美国当局十分关注事变的现状及发展,尤其担心蒋介石的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