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造币厂设立的前前后后

民国政府在1912年设立了币制委员会,研究币制改革。民国三年(1914年)3月6日的《币制局简章》规定设置币制局,12月27日裁撤。民国七年(1918年)8月10日公布《币制局官制》复设币制局,直属国务院。币制局的职权包括监督全国造币厂,监督中国和国民银行发行券,监督、整理各省官银钱号,筹办其它关于币制事项。次年4月18日,财政部、币制局会呈大总统文中已经谈到整理币制,先从统一大银元入手,“熔旧铸新既颇著成绩,铸成之新币各省一律通用,其势骎盛”,“从前各厂铸造之     

西原借款与段祺瑞政府的币制改革

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都试图改革中国币制,统一全国的货币制度。1918年始,在日本方面提供＂西原借款＂的条件下,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出台了《金券条例》,力图通过这笔借款的一部分进行一次币制改革以希在中国建立金本位的货币制度,但最终归于失败。长期以来,学界对＂西原借款＂的研究都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来评价借款对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以及中国政局、社会经济的影响。具体到当时段祺瑞政府的币制改革有何影响则鲜有评述。本文将通过探讨币制改革的背景、过程,日方“西原借款”与此次币制改革的关系．来揭示段祺瑞政府币制改革失败的原因。     

王莽的币制改革

王莽的币制改革和他执政后的土地改革、奴婢改革、官制改革、民族改革一样都是充满奇迹般的大胆尝试。王莽是把“子母相权”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第一人。他曾四次改革币制 ,从每次币改内容看 :样式翻新 ,形态奇妙 ,币容繁多 ,变化异常 ,真可谓五花八门 ,绚丽多姿。这也能看出他进行币制改革的勇气和魄力 ,他试图通过多次变换币制来寻找出路 ,挽救岌岌可危的西汉王朝。王莽的第一次币制改革于居摄二年 (公元 7年 )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为依据 ,兴大钱 ,创“一刀平五千”、“刀五百”替代刀币 ,制“大泉五十”补于“五铢”。此时以“大泉五十…     

宣统年造大清国币系列币模乃维也纳造币厂所制

清末开始引进机器制币后,各省自行其是,促使户部为整顿圜法而设置了造币总厂。在此统一币制的过程中,曾于宣统二年(1910年)依《币制则例》颁布后的型制,试制标示为“宣统年造” 与“大清银币”或“大清铜币”、单位为“圆、角、分、厘” 系列的标准国币。《中国钱币》2001年第3期刊载黄志明先生大作,在论及此系列     

国民党币制改革泄密真相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因法币破产而引起的经济崩溃,于8月19日抛出币制改革方案. 8月20日,财政部部长王云五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透露币制改革早有准备,只是未透风声罢了.可就这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题为“币制改革的事前迹象”,副题为“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黄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的消息.消息使各界沸腾,纷纷打电话询问19日上午抵沪抛售3000万股永纱股票获利四五千亿元的“隐名人”是谁?可结果一无所获.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的辽宁纸币发行

一从 2 0世纪之初到 2 0年代中期 ,是中国社会由封建清王朝转变为民国“共和”的紊乱时期。这一时期 ,也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极为紊乱的纸币发行时期。民国初年 ,袁世凯统治下的北京政府曾经设想统管起全国的货币(纸币 )发行。 1 91 2年 1 2月 ,北京政府曾赋予中国银行发行银行券的特权 ,并明令在未进行币制改革以前 ,中国银行券流通全国 ;同年 ,北京政府设立币制委员会 ,从 1 91 2年 1 0月 1 8日到 1 2月 1 7日短短两个月中 ,该委员会开会 2 3次讨论和改革“币制”问题 ,并于 1 91 4年 2月 8日公示了《国币条例》① 。这些 ,都表明北京政府…     

币制借款与银行团的重组——从旧银行团到新银行团

币制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币制借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1911年4月15日,清政府与美法英德四国银行团签署了《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000万镑,用于改革币制和开发东三省的实业：并规定先行垫款200万镑,100万镑为改革币制之用,另外100万镑为开发满洲之用。实际上在清政府垮台前银行团只为后一目的垫付r40万镑,债券并未发行。     

财政部平市官钱局及其发行的钞票

北洋军阀统治初,财政总长熊希龄拟进行币制改革,据上海《时事汇报》第1号(1913年12月)载文云:“改革币制之议,创于前清,及熊氏入阁,以理财为己任,而外人又以此为裁厘加税之前提,于是改革之机乃渐熟,确立如下计划:(一)各省增设国家银行支店,以计货币的流通;(二)收回各省滥发纸币,以图货币之划一;(三)新纸币发行准备金,以币制借款充之;(四)派员调查各省纸币及银、铜币;(五)币制改革之实施,由明年一月着手。大纲既定,而其进行乃有可言矣”。     

大清银币“阴文”签字样版

1889年(光绪十五年),自两广总督张之洞在粤省造币厂首创自铸银元后,其他各省亦纷纷设厂仿造。由于各地所铸银元均标有本省省名,而且重量、成色不一,人们使用颇感不便。 1909年(宣统元年),度支部尚书载泽向朝廷请旨,奏称币制改革重要,提议取消各省地区性货币,划一币制单位。同年正月十四日议准由度支部设立币制调查局。次年四月二十六日颁布《币制则例》,规定以“元”为单位,定银元为国币,废除银两制度,停止各省自     

“新疆大头”再探及其版式研究

一、“袁大头”的渊源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令江南造币厂归财政部管理,主张把铸币权集中于中央政府,并着手定币制。不久,袁世凯在中外势力扶植下,迫使孙中山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让位,故币制问题未及整顿。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当时的北洋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改革酌原因有三：     

台湾“国史馆”的出版物与研讨会

台湾“国史馆”从1971年开始出版《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该书起于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迄于今,民国元年前、后分为前编和正编,该书采用纲目体,该书没有按时间顺序出版,而是完成者即出。该馆于1987年起恢复出版馆刊,该刊暂订半年刊,其栏目主要有:论著、专著、国史拟传、书评、史料、学术通讯、馆务报道等。该馆还编辑出版了《黄季陆先生论学论政文集》,出版了孙常炜《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卓遵宏《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一)币制改革》、《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迟景德《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赖淑卿《国民政府六年禁烟计划及其成效——民国二十四年至民国二十九年》、洪桂己《近代中国外谍与内奸史料汇编(1871——1947)》、《日本在华暴行录》等。     

“大清国币“缘何用文不用分

宣统二年四月十六日清庭颁布了《币制则例》，宣示国币名曰“圆”，暂就银本位。并以数理：“割圆得弧角，量角折变分厘。” 定圆以下为角、分、厘。各以十进，永为定价。四月二十五日度支部进呈《币制则例》中的各色银币样，并在奏折中呈明“并将各种铜币成色，份量拟定开铸”。     

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

1904年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向清政府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在银价暴跌带来的严重财政危机之下,清政府存在接受精琪方案的客观“诱因”,但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清政府最终废弃了这一方案。究其原因,除了反对精琪方案中所含的一些帝国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因素以外,“货币发行地方化”这一历史现象也值得重视。对各省督抚们来说,独立的货币发行是主要的财源之一,币制的改革势必会影响其收入。实际上,此前他们已数次“抵制”清政府推进的币制改革,他们是清朝币制改革的巨大障碍之一。另外,在地方行政和财政运营中已经成为习惯的“陋规”,也是币制改革的一大障碍,是更深层的“抵抗”力。精琪对在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所要面对的“抵抗”做了过低的估计,这是其重大缺陷。     

“法币”及其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

1935年,正值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前夕,国民政府对币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全国实行法币政策、推动法币。这一改革对日后爆发的抗日战争关系甚大,“法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一、国民政府推动法币改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面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形势,国民政府加快了币制改革的步伐。先是1933年4月6日,快刀斩乱麻地宣布实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的成功,实现了在全国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了通货市场的紊乱状况,这既有利于商品流通…     

民国时期新疆的第一次币制改革

民国时期新疆曾先后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即分别是1938年盛世才统治时期由毛泽民主持、国民党统治时期及新疆即将解放时,这三次币制改革中惟有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币制改革以失败告终,其余两次都是成功的,尤其是毛泽民主持的第一次币制改革,其意义是深远的,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     

民国时期币制改革思想的进步与局限

1912-1949年,中华民国经历过沉重的白银危机和相当惨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时人纷纷著书立说,为币制改革献计献策,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思想相当丰富。本文在对代表性人物币制改革思想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之上,增加对当时普通民众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相关言论的整理和研究,更为全面地对民国时期的币制改革思想进行深入探讨,增强民国金融思想研究的薄弱领域,开拓了币制改革研究的新思路。     

近二十年来法币改革研究综述

本文从币制改革的原因和条件、币制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币制改革与白银风潮的关系、币制改革与中国外交的关系、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法币与金圆券和银元券的比较研究等六个方面,以及其它个别的独特视角,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港台、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对1935年法币改革的研究做了一个较全面的综述,在肯定其成就的同时,指出了一些不足,并对以后的研究走向提出了一些建议。     

王莽“货布”造型及书法探源

<正>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后进行托古改制,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反映在币制上亦如此。在王莽统治的10多年间,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货币种类之繁多、换算关系之复杂、比值之极不合理,在世界货币史上可谓仅见。《通志·食货略》云:“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始造大钱。”由于大钱的铸行,其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相差悬殊,必然导致货币贬值,民生凋敝,而王莽统治集团则大发横财。为掩饰其利用币改行巧取豪夺之实,王莽不得不在铸大钱上下工夫,以混淆视听,但莽钱的铸造,毕竟以其精     

中国农民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

中国农民银行是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后成立的,在1934年11月14日开业。“资本总额定为一千万元,实收五百万元”(见“民国二十五年全国银行年鉴》F第11页)。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发布《施行法币布告》,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发行法币的国家银行。是年12月又公布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亦称法币,限定该行最高发行额为壹亿元。     

商鞅第二次变法确有调整货币之举

钱剑夫先生在《秦汉货币史稿》中说：“秦自商鞅变法,民富国强,其币制亦必有所更新。”①黄锡全先生在《先秦货币通论》中指出：商鞅第二次改革中“统一度、量、衡制,‘平斗桶（斛）权衡丈尺’,其中当包括有统一货币之内容”圆。我们结合史料对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探讨,初步认为：“调轻重”作为二次变法中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很可能是调整货币等级、开始发行一两型圜钱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