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国史分期问题

在史学领域,分期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分歧、争论较多的问题.2015年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及对历史认识的逐步深入,笔者认为国史可分为五个时期:即1949-1956年为中国结合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时期,或者说是以苏联的建设道路为目标模式的时期;1956-1978年为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或者说是要突破苏联模式,试图把计划经济体制加突出政治和群众运动作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模式的时期;1978-1992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1992-2012年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局面时期;2013年以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成熟和定型时期.     

八大前后中共对苏联模式的思考与改革--兼论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苏联模式息息相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只有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才能搞清楚.在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有益探索,是因为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模式的认识比其他时期更准确.中国共产党从多方面批评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强调学习苏联经验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与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他的领导紧密相连。而苏联模式则是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逐渐形成的一套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模式。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影响着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与失误。本文通过梳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初步认识、毛泽东在新中国筹建中对苏联模式的学习,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中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维护三个历史时期,说明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并且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苏联恢复国内经济后,于1928年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科技、国防以及文化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至1932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获得巨大成功,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实现了把"苏联由一个任资本主义国家摆布的软弱的农业国家,变为不受世界资本主义摆布而完全独立的强盛的工业国家"的目标①.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的计划经济模式,即在公有制基础上,国家运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截然不同的一种经济模式,而资本主义的放任经济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即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危机).因此,苏联"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并提前完成震撼了世界,尤其是震撼了正陷于内忧外患的中国.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政治、信仰危机的深渊.资本主义的吸引力日益削弱;而这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却取得了辉煌成绩,创造了"孤岛繁荣"的奇迹,社会主义的魅力迅速彰显;在危机打击下,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华经济掠夺,日本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机陡然增加.这些因素构成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直接诱因.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在苏联完成"一五计划"和欧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1932-1933年间达到高潮,其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民族主义思潮高涨而逐渐趋向低落,并最终被掩盖于抗日战争的浪潮之下.概言之,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分为热谈苏联和社会主义、探讨苏联"一五计划"成功的原因以及追求社会主义三个既有联系而内涵又各有不同的层次.与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相比较,3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思潮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气息和缺少理论上的建树两个显著特点.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反思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全面勃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载体,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推导,显现出不同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近代的历史内容与特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全面传播并扎下根来,是五四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终极成果。在五四时期,如果没有救亡的忧患意识,就不会有对旧文化的深刻批判;没有对救亡的紧迫感,就不会产生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钟情与痴迷之情。对旧文化的批判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正是在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完美媾合,实现了历史的情与理的和谐一致。     

试论"先进生产力代表"思想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内涵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要肩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要自觉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本文将着重就"先进生产力"代表思想的实践基础与理论内涵做一阐述.     

全球化视野下的俄罗斯史学

<正>一般来说,俄罗斯史学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段:1917年前为俄国时期,1917—1991年为苏联时期,1991年后称为俄罗斯联邦时期。苏联史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史学发展中的崭新时期,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和巩固为主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苏联史学中唯一的正统流派"。1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关注政治史的研究,强调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功绩,否定俄国时期和西方的史学成就等特征。     

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研究述评

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杰出的国务活动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最高统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革命战争年代,朱德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和平建设时期,朱德又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本文仅就10多年来朱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概况进行梳理与评述.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就和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但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使人民解放军仍然听从党的指挥,英勇地保卫了国家的安全,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许多重大任务.实事求是地回顾这一复杂历史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成就,深刻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正确认识与评价这段历史,探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The shock of the old: architectural preservation in Soviet Russia

In Soviet sources from the Brezhnev era, the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preservation after 1917 was presented as a triumph of rational state‐building and cultural organisation: with the support of Lenin, the Bolshevik government had rapidly put in plac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otect historic building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As this article shows, the evolution of legislative and practical measures was considerably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is optimistic representation would suggest. In the early Soviet period, a highly ideologised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meant that preservationist ambitions might (especially during the ‘Great Break’ of 1928–1932) be seen as intrinsically reactionary. The canon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was shaped by perceptions of centrality to Soviet values, as well as historical and aesthetic importance. The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 architectural heritage as a response to destruction by the invading forces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after which commitment to preservation became far more whole‐hearted, although enforcement and financial support continued to be inconsistent. The Soviet case indicates not just the importance of heritage preservation to the cultural ambitions and self‐image of the modern state but the limits of commitment to preservation and the pressure placed on this by the commitment to all‐out modernisation and to the propaganda of new identities and values.     

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时期的俄苏史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译介时期”,是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一译介时期,就没有中国世界史学科后来的迅速发展。以译介时期的俄苏史为例,可以充分展示中国世界史研究始终如一的特点和优点,那就是关注现实,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努力做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完美结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明确这一点,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国同谋论"分析:朝鲜战争起源的再思考

在朝鲜战争起源的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朝鲜战争是在苏联、中国和朝鲜周密的共谋下发动的,这种说法后来被称为"三国同谋论".但这种说法与最近公开的资料并不相符.本文以中国、苏联的新资料为依据对以往的"三国共谋论"进行了反驳,并得出结论:中国不仅没有参加策划朝鲜战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动这场战争持不赞成的态度.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也从此走上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道路。然而在这一时期,受共产国际"左"的教条主义和"城市中心论"思想的影响,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一开始就照搬苏俄革命的经验,致使各地城市暴动接连遭到失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过多次城市武装起义失败教训的洗礼,越来越多的革命者开始认识到,到农村中去,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影响的农村中去,会有革命发展的广阔天地。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突破共产国际的理论模式,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来源。"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这段历史无疑是最鲜活的案例,折射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苏维埃政权道路的认识歧异;同时也彰显了我们党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在革命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伟大革命精神。     

“156项工程”项目是怎样落地的?--以湖南为例

湖南“156项工程”项目的落地,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首先是对项目地址进行科学而严格的筛选,地址确定以后,进入项目建设阶段。“156项工程”项目的建设资金由国家提供,项目设计图纸的核心部分由苏联提供,项目施工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由中国承建单位负责。竣工以后,项目必须经过严格验收方可投产。“156项工程”项目投产所需的劳动力,主要来自老技术工人、新招工人,还有少数大中专院校和技校毕业生。投产中的技术问题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解决,投产后均取得了良好效益。在“156项工程”项目的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科学精神、自主创新精神、协作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这笔精神财富值得深入总结并传承。     

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

赤白对立是指苏维埃区域与非苏维埃区域之间的对立,出现于苏区周边地区,它不是由土地革命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赤白对立的出现,既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缘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就中共方面看,前期和后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由也不尽相同。赤白对立给中共开展革命造成很大不利影响,某种程度上成为苏维埃时代的一个痼疾。     

20世纪20年代"不平等条约"口号之检讨

“不平等条约”一词的语言风格、内涵及使用,在民国早期竞争而动荡的政治观念、价值及其策略的形成上具有中心地位。1924—1927年是一个充满戏剧变幻的年代,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共同地创造了中国语言中一个新词“不平等条约”。作为中国屈服于洋人控制的象征,“不平等条约”这一简洁名词唤醒并继续唤醒着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过去和将来的集体情结。自从其在20年代诞生。“不平等条约”成为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词。     

“三大政策”与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外交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政策."三大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拒绝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是一个充分享有独立、自由的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它与任何国家的关系必须以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为基础;中国的独立离不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为确保未来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新中国将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三大政策"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表明了即将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坚强意志.独立自主是"三大政策"的本质和核心."三大政策"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外交的坚实基础.     

孙中山与苏俄关系论析

本文运用近年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及国内孙中山研究中发掘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孙中山与腚苏俄关系问题进行一些新的审视和探析.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十分关注俄国的沧桑巨变,进而由外交接触到联俄政策的酝酿,由确立联俄政策再到"以俄为师".他晚期政治理想中有着浓厚的"恋苏"情结.孙中山晚年既要苏俄的援助,又要维护中华民族利益,还要防止俄式共产主义和苏维埃革命的输入,在联俄与防俄间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平衡.同时,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关系的互动中呈现出鲜明的策略性、现实性和独立自主性.苏俄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上存在大国沙文主义倾向.     

论"大跃进"战略的形成

1957年批判"反冒进",形成了所谓"积极平衡"的理论、生产建设中浮夸风的政治气候和行政运行上的互动机制。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资金和物资的缺口可以依赖发动群众实现"积极平衡"。发动群众,其思想渊源与当年"大生产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在经济上的涵义是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于是,在中国,"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就意味着:通过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既试图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又试图在较少资金投入下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实行"两条腿走路"。在此路径下,"人定胜天"的观念与浮夸风两者相互作用,终于形成了"大跃进"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