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经济政策的背景与起步

民初南北统一至北洋军阀政权结束,这一时期的政府经济政策,表现出扶植与奖励的导向,又具有控制与聚敛的实质。它对于中国早期经济发展,特别是其所谓“黄金时代”的形成,有着不容忽视的密切关系。对它的背景与起步的分析,则是由源及流地探讨该政策多重矛盾及其内外关系的必要环节。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甲午战后所获初步发展,应是民初经济政策形成背景中的首要因素。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其初步发展与崛起的过程中,必然引发特定的政策需求。如果说晚     

封建买办政权还是资产阶级政府?——1912～1915年北京政府性质新议

1912～1915年间的北京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而不是封建买办政权.第一,北京政府虽然实行总统独裁制度,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一种形式,只不过更趋保守而已.第二,不少资产阶级的著名人物参加了北京政府,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和法令法规,这些政策、法令、法规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北京政府的政策、法规、法令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拥护.第四,执政的北洋集团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属于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     

辛亥光复后的西南局势与袍哥兴衰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络和发动下,袍哥为西南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南光复后,以蔡锷为首的云南军政府对袍哥迅速采取取缔、镇压的政策,极大地遏制了民初云南袍哥的活动。而贵州、四川则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哥老会采取迁就和放任的态度,致使这两省公口盛行,基本上成为了袍哥的天下。之后,援黔、援川滇军入境,对袍哥进行扫荡,两省哥老会损失严重,从此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蛰伏状态。如何正确认识这一时期西南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袍哥关系的转变,关键在于准确地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袍哥的历史地位进行界定。     

清末民初贵州会党的角色转换及相关问题

贵州秘密会党起源于乾隆初年的啯噜。清末民初,贵州会党先后承担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角色。首先是被自治学社与陆军小学所利用,从“反清复明”的旧式会党转变为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进而成为辛亥贵州光复的主力军;随后又为宪政派所利用,转而与自治学社为仇,从辛亥革命的功臣转变为颠覆辛亥果实的帮凶;最后又为宪政派以“会党乱黔”作为乞请滇军入黔的口实,从而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三次角色的转换,既折射出清末民初贵州党争的惨烈,同时也暴露了秘密会党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致命弱点。     

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以民国时期归绥、包头为中心的考察

旅蒙晋商是清代蒙古地区旅蒙商主力,清末民初政府对内地商人入蒙经商的限制放宽,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在当地定居下来,主动或被动参与了当地城市经济近代化进程。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本文从旅蒙晋商与内蒙古城市近代商会职能转变这一视角入手,阐述了以归绥、包头为代表的内蒙古城市传统行社改组为近代商会的概况,揭示了晋籍商人在该地商会中所占比例和地位,以及他们在商会职能转变过程中的表现。     

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初年的日本工人运动

一、“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自从经过“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有了显著的发展。为了满足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的要求,明治新政府施行了发展工商业的“产业奖励”政策。它一方面废除了前此在“江户幕府”统治期间内称为“座”及“株仲间”的封建性工商业组织;一方面又着手整顿了幕府末期以来混乱的货币制度;同时又允许农民有选择职业亦即进入城市参加工厂劳动的自由。这些政策,都给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     

实业建国 教育兴国 政党治国——论辛亥革命后黄兴的政治主张

辛玄革命后,黄兴认为民族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故而提出了实业建国、政党治国、教育兴国三位一体的政治主张。即通过积极扶植和建设资本主义商企业,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以实现民生主义;建设资产阶级政党,积极参加竞选活动,实行责任阁,以实现民权主义;振兴教育,培育人才,则是建国、兴国的重要途径。     

民初南北议和的风云人物──张謇

民初南北议和的风云人物｜｜张謇■戴萌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光绪状元。清末民初曾任翰林院修撰、商部头等顾问官、江苏省咨议局局长、民国政府首任实业部总长等职。他兴办各类实业，是近代资本家，又是立宪派首领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巨...     

“棉铁主义”与清末民初江苏沿海地区的产业转型

清末民初,江苏沿海地区成功地实现了从"煮海为盐"到"废灶兴垦"的产业转型,张謇提出的"棉铁主义"是指导这一时期产业转型的基本政策;作为一种指导区域发展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以棉铁产业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具备了区域经济自主型、内生式和协调性发展的基本特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胡适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胡适,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评价:多数持全盘否定态度,如说以他为首领的新月派,“是革命文艺的老敌人”,“一批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或说此时胡适已“由北洋军阀的帮凶,变成蒋家王朝的鹰犬”,“集中反映了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文艺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新月》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人权派”,属于“中间派”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属于“在野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既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也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或认为“人权派”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意志”,“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变政策,胡适才成为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有人还具体地论述过这种转变。     

城山三郎的《官僚们的夏天》

《官僚们的夏天》是日本一部社会经济小说。小说主要描写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通产省官员们为了提高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通过学习他国经验以及调研和论证起草产业立法的不同观点和争论,以艺术表现揭示如何与时俱进调整产业结构、政策、法规以求经济发展。作者的观点是支持产业立法的,赞同由政府与民间协调合作的形式,对重点产业给予优惠政策或扶植。小说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日本面临着再一次的产业转型的时期发表,旨在进一步强调产业立法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清末民初传统慈善组织与教会慈善组织之比较——以广州九善堂和两广浸信会为代表

作为清末民初广州民间慈善组织的载体,以两广浸信会为代表的教会慈善机构和以广州九善堂为代表的传统慈善机构,虽然在创办目的、善款筹集、组织机构及慈善活动方面皆有异同,但从客观上看,两者皆缓解了广州地区的慈善救济工作,有利于清末民初广州社会的发展。     

论胡佛总统反危机的自愿联合政策

1929—1933年,美国面临迄今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严格信奉自由放任主义原则的赫伯特·克拉克·胡佛总统在危机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试图采取自愿联合政策来挽救危机,胡佛经济政策的最后失败反映了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庸俗经济学理论的破产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危机,也为强化国家干预的罗斯福“新政”提供了借鉴。     

民初国会述略

国会．是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产物．由两个以上政党的当选议员组成．选举国家元首．任命内阁．制定宪法、法律．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中心。清末光绪皇帝变法维新．试图引进西方的政治体制,于1907年8月颁发设立资政院的上谕．“以立议院基础”。资政院是带有议会性质的机构．对皇帝起资议作用。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设立了两院制的国会,名义上维持着“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国会和政府都为北洋军阀所操纵。本文拟对民初——1912年至1914年间存在的国会概略论述。这一时期的国会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各省都督府代表的…     

试析黎元洪人生中的三次身份转变

黎元洪是民初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中有三次显著的身份转变。在武昌革命期间,黎元洪从封建主义旧官僚转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者;在继任中华民国总统时期,他从一个表面的革命者内化成一个民主共和的拥护者;在其晚年,黎元洪则从一个活跃于政府舞台的政治家转变成一位民族资本主义实业家。黎元洪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也充满了矛盾和争议,我们应客观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一历史人物。     

近代早期英国有息借贷观念的嬗变

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有息借贷观念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放贷取息从一种罪演变成一种在道德上不受谴责、在经济上有重要作用的行为。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新兴的资产阶级既有让利息合法化的强烈需要,同时也有足够的力量去摆脱宗教传统的束缚。因此,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对《圣经》和基督教传统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利息并不与《圣经》绝对相悖。不仅如此,他们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创立了一种独立于宗教的评价体系,在这种评价体系中放贷取息成为一种积极的行为。可以说,这种转变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里斯本条约》后欧盟移民权利政策及对中国移民权利保护的思考

论文分析阐述了欧盟移民权利观从控制移民到尊重移民权利的转变和里斯本条约后的欧盟政策移民权利保护的途径,并对增强欧盟中国移民权利保护提出了思考与建议。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移民一体化领域的制度有了新的条约基础,在移民一体化法律和政策方面形成了特殊的制度框架。欧盟从以移民控制为主的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转变为以尊重移民的基本权利为导向,倡导建立在移民权利观基础上的新的移民一体化政策,为保护中国移民权利提供了新的思路。作为中国移民的国籍国,中国应在与欧盟的移民双边合作及多边合作中以移民权利保护为重心,并加强中国移民个人及移民团体的权利保护能力,重视从国际法的角度保护中国移民,从而促进欧盟中国移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从官办到民营——日本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方针的演变

本着民富国强的原则,明治政府从早期的官办为主,迅速转变到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阶段,为此他们采取了官办示范、官督民办、官助民办等多种形式并举的政策,多方扶植诱导。在民营经济成长壮大之后,他们又果断地低价出售国企,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缔造了明治维新的奇迹。     

民国大学教授兼课现象考察

民国时期,政府与大学不断调整对教师兼职行为的规定,使之趋于合理化.大学教授之校外兼课行为,经历了从民初的被法规“禁止”到被“限制许可”之转变.然大学教授兼课行为在整个民国时期皆普遍存在.就大学教授自身而言,薪资不定、任期不稳所导致的经济压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问成为诱发其外出兼课之主因 大学教授兼课所得是他们一项非常重要的收入,对其家庭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并不完全一致.概言之,北京政府时期,教授兼课是弥补家庭生计的方式;1930年代初直至抗战前,不菲的兼课收入维持了教授们“高品质”的生活;战时大学教授兼职则成为生活重压下维持生活的必须方式.     

性别冲突与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参政权案为例

民初女子参政权案是男性权势对女性政治诉求的整体压抑与排斥,体现了鲜明的性别歧视面相。女子参政权运动的失败,不能简单地仅仅归咎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势力的阻碍与破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思想认识上也有非常明显的局限性,他们也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女性从整体上被排除在政权体制之外,这无疑是民初政治民主化的严重制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