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市博物馆藏“聑须婦■”青铜组器铭文考释

1952年在新乡辉县出土了一批商代晚期带有"聑须婦■"铭文的青铜组器,该组器为商代贵族使用过的青铜礼器。本文对青铜器纹饰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该组青铜礼器上铭文的含义和构成进行考证、分析,认为"聑须"应释读为族氏铭文,"婦■"应释读为父族之族氏名,"聑须婦■"应视为复合族氏铭文。     

群舒青铜器研究三则

本文旨就群舒青铜器的装饰与铸造、用器制度与葬俗、铭文特征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这批青铜器喜用立体装饰,纹饰较简洁,同时追求器表的光洁;其用鼎方式较特殊,以对鼎与单件牺鼎的组合为主,牺鼎被认为是盛装肉汤的容器;有铭青铜器数量较少,以单个族徽式铭文为主,所见多字铭文内容与格式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总体看,群舒青铜器特征与中原青铜器趋同,但地方特征明显,并在纹饰、制作技术、铭文等方面保留了若干春秋之前青铜器的若干特点。     

疏公簋续说

2007年,在香港发现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疏公簋",铭文反映出很多信息。结合文献认为晋国之前的叔虞之唐存在的时间为37年,此后迁封至晋,都城由唐之鄂迁到了晋之翼,即今天马-曲村遗址一带。在疏公簋铭文的末尾有一个族氏铭文"五",表明疏公属于"五"族,疏是其中的一个国族。结合晚商和西周早期发现的30余件"五"族器及铭文信息,讨论了"五"族的发展变迁和"五"族的族姓等相关问题。西周早期以后,"五"族铭文青铜器基本不见,说明此"氏族"已被周文化的"姓族"所取代或同化,而不再使用其族氏铭文了。     

商代史族研究

本文根据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有关商代史族的记载,结合文献中薛国的记载,认为“史”应该是商代薛国的族氏铭文,山东前掌大墓地应该是薛国的贵族墓地。     

商代赏赐金交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核心,附带的一些相关记事性内容则多是说明赏赐的因果。我们称商代晚期的这些以赏赐为核心内容的青铜器铭文为赏赐金文。下文从赏赐动词、赏赐物、赏赐地点、赐者与受赐者、赏赐缘由几个方面对这类铭文稍作分析。     

复合氏名层级说之思考

对于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 ,有学者以“戈组复合氏名”为例 ,论证其是表示一个族的分支。本文也以戈组复合氏名为例 ,对此说提出了商榷意见 ,指出复合氏名可能代表着族氏之间的联合 ,同时也肯定了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商周族氏铭文中的鼗鼓形态与鼗族

一般认为鼗鼓(即近人俗称的"拨浪鼓")的图像始见于汉代画像石,其实商代青铜器族氏铭文中已经出现鼗鼓的形象。族氏铭文"庚()"字即是鼗鼓之象形,这是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拨浪鼓图像,比汉代画像石早一千年左右。商周时期的鼗鼓是大型礼仪活动中的重要乐器,故鼗鼓图形被执掌鼗鼓演奏及相关礼仪活动的乐师家族视为本族的象征。商代以鼗鼓图形为族氏的鼗族曾与商王室联姻,掌管军事、册命等事务,地位十分显赫。随着商朝的灭亡,拥有精美礼器和悠久文化传统的鼗族急剧衰落,不知所终。     

从出土实物和模拟实验看商周青铜器纹饰技术的发展脉络

通过对出土实物的观察和做模拟实验的发现,笔者认为,商周青铜器的纹饰技术伴随其范铸分型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同时它也引起铭文技术随之变化。商周青铜器纹饰技术具体的发展脉络为:夏代青铜器制模、制范技术不规范,纹饰技术处于摸索阶段。商早期青铜器范铸分型技术已具成熟的工艺设计思想,在素范面压塑纹饰的"纹饰压塑技术"出现;商中期青铜器纹饰技术有了划时代的进步,出现了"纹饰堆塑技术",且与"纹饰压塑技术"兼容并用;商晚期青铜器纹饰技术达到顶峰。西周青铜器范铸分型技术无明显进步,纹饰制作技术显示退化趋势;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范铸工艺分型增多,纹饰技术发生改革,发明了单元纹饰范拚兑技术。     

青铜时代之二——青铜器上的纹饰

纹饰是青铜礼乐器和仪仗兵器上常见的装饰形图案,通指装饰纹样的总体,也特制器物主题浮雕、线刻的“地纹”。青铜器上精美的纹饰令人赞叹,细数更可达几十种,更令人称绝。由于青铜器并非都有明确的纪年文字,有些甚至没有铭文,于是,纹饰又成了青铜器重要的断代依据。根据考古科学的资料和历代学者的研究,人们通常将青铜器的纹饰归纳为四种类形:自然物象、动(植)物形象、几何图形和人物形象。     

北师大文博馆收藏的两件青铜器

本文介绍了北师大文博馆收藏的两件青铜器:一件青铜簋与罗振玉旧藏德克簋的铭文内容相同,形制相仿,纹饰相似,可能为同一组礼器;一件铜匜与传世的匽公匜铭文内容相同,但在形制、纹饰等方面则有所殊异。     

随仲嬭加鼎的时代特征及其他

随仲嬭加鼎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但其非考古发掘品,需要考察其制作年代。在楚系青铜器大背景下,本文通过对该鼎器形、纹饰、铭文以及工艺等时代特征的观察,并对比分析相关楚系青铜器,认为该鼎制作年代在春秋中期无疑。     

商周时期艺术与文学的认知考古学探索——《青铜与文字的婚礼——夏商周神话、艺术与思想》读后

商周青铜器纹饰体现出古人关于分类与象征的心智。青铜器纹饰的纹样原型分为现实的物象、想象的物象和“意识变型”的物象。周代青铜器上铭文与纹饰的功能转换,反映了周人“神本意识”向“人本意识”的转化。汉字的起源可以用认知考古学的方法,从汉字的形、音、意三个造字路径去探索。     

洛阳瀍河区西周墓C3M521发掘简报

2002年7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东车站以南的唐城花园建设项目的过程中,发掘清理了一批两周时期的墓葬。其中编号C3M521的西周墓出土有铜器、陶器、玉石器等。该墓出土的青铜器纹饰精美且带有铭文,其铭文族徽少见,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殷遗民的社会生活、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郑州大学收藏的带铭文青铜器

郑州大学收藏的带铭文青铜器翁小云许俊平图一铜簋郑州大学文博学院文物陈列室收藏的青铜器中,有些铸有铭文,现将其中四件分别介绍如下：铜簋（图一）敞口,圈足,下腹外鼓,上腹和圈足上分别有带状纹饰,纹饰为云雷纹布底的夔纹。上腹的带状纹上,均匀分布着三个浮雕的...     

深圳博物馆藏青铜器精品赏析

深圳博物馆在二十年的时间内,通过征集、考古发掘等多种方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青铜器收藏。这批青铜器主要来自于河南、陕西、广东等地,为商周时期的典型器物,其中有部分青铜器尚未公开报道。深圳博物馆藏青铜器的类型、铭文、纹饰,以及出土地点,对于研究当地青铜器的源流演变、青铜时代的文化特征等,具有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对部分馆藏青铜器进行介绍与论析。     

新书介绍

本书是国家“九五”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的专项研究成果。作者选取比较常见的西周青铜器11类352件,以其中铜器铭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为标准器,逐类按形制进行分型分式,逐件说明标本形制和纹饰特点、出土地点、所藏处所、尺寸、铭文内容等以及它们的大体年代,又对几种常见纹饰,如鸟纹、兽面纹、窃曲纹进行系统的研究,把纹饰研究与形制研究结合起来,将西周青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     

宋代学者对族氏铭文的整理与研究

族氏铭文是金文的重要构成部分,其见于商周铜器,大多为作器者的族氏名号.族氏铭文构形奇特,考释困难,至今仍是金文研究领域中的一大难题.自北宋嘉祐年间,有关族氏铭文的搜集、著录、考释就已经开始.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族氏铭文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宋人筚路蓝缕取得的成果值得珍视.然而,在今人有关论著中,除对宋代金石学评价较高外,学者们对此多以随意猜测论之.宋代学者的族氏铭文研究是否真的乏善可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究的问题.     

论贾国青铜器

本文对《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及其《续编》收录的一组贾国有铭文青铜器进行了系联和讨论,认为该组青铜器当系同时所作,系贾伯、贾叔及贾子伯父为贾伯女孟姬所作媵器,年代为春秋早期前段,孟姬所适乃晋国氏,纠正了过去有关器物断代和铭文释读方面的一些错误。同时对过去著录的贾子己父匜的断代和文字释读等方面的问题也加以纠正。凡此可与文献有关记载互为补充、印证,对重新认识春秋时期贾国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宗人簋铭文补释

宗人簋乃新见的一对西周中期晚段的重要青铜器,两簋底部和盖内均刻有内容相同的长篇铭文,其中关于燕礼的记载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燕飨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铭文中伯氏、■伯和宗人三人的人物关系进行梳理,考释铭文中"飤""召"等重要字词的意义,进而对整篇铭文的内容做新的理解和解读。     

试论新见晋侯簋的归属

新近见到一对晋侯簋,形制、铭文相同。从形制、纹饰、铭文字体、铭文内容分析,其时代应为西周共懿时期。联系其他相关青铜器,可知这两件晋侯簋的主人应是成侯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