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武汉之后

1949年4月,党中央决定,由东北根据地抽调大批地方干部随第四野战军进关南下。因此,东北局决定由我带领哈尔滨市的一批干部去武汉。经过一段时间集中学习,哈市第一批南下干部于1949年4月27日出发,在天津稍事休息后,继续南下直奔湖北省黄陂县。在此休息待命,准备进驻武汉。     

我军历史上的第一辆坦克

1945年11月,东北民主自治军在沈阳原日本关东军坦克修理厂缴获两辆日军坦克。由于零件缺乏和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只有一辆坦克开至当时东北炮兵司令部所在地辽宁省的马家湾子。当时担任东北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的朱瑞宣布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在炮校成立坦克大队。该坦克大队     

忆中原财经干部训练班与中原南下财经干部大队

本刊在2012年第1辑刊登了由楚应坤撰写的《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原财政经济训练班》一文。文章刊出后,有读者来信反映该文中有些地方有出入,史实不确切。文史资料作为“三亲”史料,由于个人记忆的差异性和记忆角度的不同,难免会产生偏差,所以文史资料允许“多说并存”;但是文史资料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忠于史实、秉笔直书”,我们在现有的手段和途径下,应该最大限度地反映、接近历史的真实。为此,曾参加过中原财经干部训练班学习,后随中原南下财经干部大队南下,现离休在湖北的王怀阳同志以其亲身经历,撰写了又一篇有关中原财经训练班的“三亲”史料,现刊发于此,以求更完整地再现那段历史。     

新中国青年外交官的一次集体下放

1965年9月4日,一批新中国培养的外交官奉命参加了当时以“四清”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南下的专列载着外交部205名年轻的外交官来到了湖南省浏阳县大瑶人民公社。大瑶人民公社又将这205名外交官安排到全社28个大队116个生产队。前驻索马里大使张越当时任大瑶工作队总队长,雷阳、石宁任副总队长。这些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外交官在贫下中农家中生活了8个多月……     

我党接收逊克纪实

从山东调来东北的干部大队,于1946年2月到北满分局(当时是松江省的通河县)。北满分局书记高岗给我们作了报告后,分配我和黎明江、邢化杰、张开平、贾洪成、刘公魁、郭甫章、孙中勤等8人去黑龙江省,当时黑龙江省省会在北安。我们到北安后,受到省委领导的接见。省委决定我们8人去黑河地区工作。黑河地区5个县：瑷珲、孙吴、逊克、呼玛、嘉荫(当时叫佛山)。     

回忆老首长陆学斌同志的好风范

我的老首长陆学斌同志是浙江慈溪人,抗战时期,他在皖江地区任县长、专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华东局国统区工作部组织处长,1947年任华东局南下干部大队负责人和江淮支队政治委员,在南下途中一度兼任阜南县委书记.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委班子的宣传部长,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成员,互不认识。我们这一批南下干部在石家庄,听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之后,3月16日就出发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时,因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巩县县城待命。     

反右派中新闻界“第一大案”——《1957年新湖南报人》序

1949年春,全国解放在即,我从东北到北平,奉命回湖南工作,负责筹办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基本班子是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的一批人,这都是我原来的老同事。南下途中,在河南和武汉,又有一     

我在军调部的日子里

谈判前夕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战败投降。我当时在晋察冀军区平北十二军分区担任作战科长军分区司令员为詹大南,政委段苏权,参谋长钟辉晃,政治部主任陆平),我主力部队集结在交通沿线和城市附近。当时分区周围尚有不少日伪军据点,于是我向军分区建议将各县游击大队集中,迅     

我销毁了武汉军管会最后一枚公章

1946年,我13岁,尚在大连市旅大地委组织部当通讯员,负责传达文件、编写一些内部资料等。1948年底,继全东北地区解放后,南方城市的解放工作也陆陆续续开展起来,我军从已解放的东北地区抽调了一大批人,成立南下干部大队,负责各个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     

揭批高岗的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上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并修改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3月,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高、饶反党阴谋活动。2007年1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张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一书。张秀山时任东北局副书记,和高岗共事多年。本文节选了书中他讲述亲身经历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情况,略有删节。     

三五九旅 将星璀灿

三五九旅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英雄红军部队 ,诞生于湘赣边区 ,当时称为红六军团 ,1 9 37年 8月 ,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 ,旅长陈伯钧 ,副旅长王震 (1 937年 1 0月王震任旅长兼政委 )。 1 944年 1 1月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南下第一支队 ,下辖 7个大队 ,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 1 945年 3月南下支队更名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辖 6个支队。 1 945年 1 0月 ,南下第二支队 (原三五九旅留守陕北的部队 )第一团、第三团和南下第三支队合编恢复三五九旅番号 ,旅长郭鹏、政委王恩茂。 1 949年三五九旅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     

三五九旅 将星璀璨

三五九旅是一支具有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英雄红军部队,诞生于湘赣边区,当时称为红六军团,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1937年10月王震任旅长兼政委)。1944年11月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南下第一支队,下辖7个大队,支队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     

湖北“中部崛起”提法的由来

率队南下考察 1984年初,我从华中农学院调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并兼省委财经领导小组顾问。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是湖北省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是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的,省委宣传部主管的省直属事业单位。社科院的工作是从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研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社会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进军大西南散记

1949年4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攻克南京,解放上海,南下解放华东,势如破竹。当时我在浙江衢州师范学校读书。刘星南同志来校动员我参军,说是文工团招兵。但我当时不知道文工团是干什么的,刘星南同志说：是搞宣传的,有戏剧队、美术队等等,演戏、跳舞、绘画。听说有美术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就于5月10日到十六军文工团参军了。     

三五九旅征服神秘的老岭

提起三五九旅,在中国可以说家喻户晓,但是该旅挺进东北,参加伟大的东北解放战争,却鲜为人知。 1945年6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令刘转连、晏福生率三五九旅留在陕甘宁边区的七一七、七一九团（欠一个营）和炮兵营、教导营、骑兵队以及三五八旅教导营共3000人,组成南下第二支队,向江南进军,与王震率领的第一支队会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准备。当天,南下第二支队从延安出发,不久即进入河南境内。这时,传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8月底,中央军委改变了两个支队南下的部署,令王震率领第一支队挥师北上,到中原地区待命,后恢复了三五九旅的番号 。以后这支部队经过中原     

永远怀念在东北老航校战斗的岁月

<正>时光倒转,恰逢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在老航校奋斗的日日夜夜。老航校精神永远激励我前进。1946年6月26日为了反对内战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我们机组到延安后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他老人家的亲切嘱托下我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离开了革命圣地延安。昼夜兼程赶赴东北参加组建东北老航校。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奔波跨过敌占区,因为当时解放区还没有连成一片,我们绕道终于到达东北牡丹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存在的困难,东北解放区还没有全境解放,只能在北满和中苏边境     

决不能忘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华北踏向山东半岛。我的父母亲当时都在山东教书。父亲和他的学生们不甘心做敌人铁蹄下的亡国奴,在济南沦陷前夕,父亲带领学生撤离济南,徒步入川。战争,把他们抛向抗战救亡的漫长征途。母亲当时正怀着我,临盆在即,行动不便,家中还有老人,只好暂留沦陷区。     

骆宾基的第二次被捕

1946年春,骆宾基在重庆应聘去陶行知、李公朴主持的社会大学任教,不久,得知母亲与大妹从东北南下寻他途中被困徐州,心急如焚,想前往解救。当时,从西南去华东交通拥塞不堪,想购得一张机票需用厚礼打通关口,而骆宾基一贫如洗,无奈,只好去找知名的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周鲸文借现款几万元,乘火车由重庆出发,过秦岭,经宝鸡奔河南,再去徐州。周鲸文生于1907年,辽宁锦县人,早年曾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读书;“九一八”后,曾在北平、天津发起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出版刊物《自救》;1936年曾出任东北大学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