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宗教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甘地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杰出领袖,印度现代最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他主张宗教和政治不可分离,政治为宗教服务,其宗教思想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宗教角度研究甘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印度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线索;而把甘地置于具有自身特点的印度社会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来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对甘地作出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民俗主义”及其差异化的实践

"民俗主义"曾经是国际民间文化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围绕这一关键词的学术争论直接导致了国际民间文化研究领域的范式转型。然而不同国家因历史与现实环境不同,在面对自身传统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也自然不尽一致,其"民俗主义"及其相关研究便呈现出国际性的差异。这种国际性的差异有助于反思当前"民俗主义"话语的霸权性。     

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交往

文明是世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单位。特别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文明间的多层次交往频繁进行,既有对话、合作,也有差异、分歧。由此角度看,世界历史进程就是不同文明互动交往的过程。有鉴于此,我们邀请四位学界同仁,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研究角度,探讨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交往。这不仅有利于深化对文明本身及文明交往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促进对当代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了解。     

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

本文认为中日之间产生历史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同时,文章也指出:除了政治原因之外,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需要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是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原则。而相互理解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目标。文章强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必须针对历史问题的产生原因,不是进行所谓“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如何加强国际交流

<正>中国是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之一。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必须在国际学术界占应有地位。为此,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必须加强与国际的交流。中国的世界史与国际进行交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虽然目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落后,但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是一定能实现的。一、了解外国文化、社情和国情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7年卷)出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长黄浩涛主编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2007年卷),已在2007年底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2002—2006年经济学、应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历史、考古学、中国边疆史地、中国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语言学、法学、国际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宗教学、新闻传播学、国际政治各学科研究以及国别和地区研究的前沿报告。关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研究、全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和历史认识理论研究,等等。此外,在该书中收入的《2002—2006年世界历史研究前沿报告》中,也有较多的篇幅介绍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编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精神、推进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所做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它既是对现有学术成果的总结,也为学者确定进一步发展方向提供帮助。该《报告》关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近年出现的新问题、新观点、新成果等内容,可在各种新老问题的交织中呈现学科发展的总体面貌,有助于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探索;有助于拓展科学思维空间,推进包括历史...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

英国的环境史研究的起源与美国不同,它是英国深厚的环境研究基础和英帝国多元学术文化交流相结合的产物。在英国的环境史研究发展进程中表现出了三个突出的特点:农业生态史与城市环境史研究并重;强烈的南方环境史研究取向;优秀的基础设施和平台建设。另外,对西蒙斯教授和娃岑博士的访谈也会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英美环境史研究的联系与区别,有助于打破美国在国际环境史研究领域的话语霸权。     

德国的环境变迁与环境史研究--访德国环境史学家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

亚克西姆·纳得考教授是德国著名环境史学家.2002年笔者在美进行环境史学研究期间,专门就德国环境史学问题访问了纳得考教授.访谈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德国的环境变迁,尤其是对环境变迁的感知,如自然的思想、景观的概念、绿党的历史、生态现代化的理论、疾病与环境的关系、社会制度与环境的关系、自然保护与文化的关系等;二是从与美国比较的角度分析德国环境史学史,重点探讨环境史在德国的起源和发展、它与全球史的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等.这个访谈为中国学者了解德国的环境史学提供了基本线索,有助于中国学者深入认识德国环境史的特性.     

静默停顿研究述评

停顿是口语的必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说话者在言语计划过程中的内部活动.停顿研究在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决定停顿的位置和时长的因素.对母语和二语中停顿研究进行归纳探讨有助于了解口语产出的深层机制.二语中停顿模式的构建对于帮助二语学习者实现更有效的交流有积极意义.     

郭店楚简与西方汉学研究

西方汉学家在研究郭店楚简时,注重相关学科先进理论和模式的运用,注意从理论的角度上探讨出土简帛整理和研究的原则与方法。这与国内学术界重视实证的传统不同。郭店楚简的典籍是中国古典化的重要代表,研究西方汉学界对郭店楚简的研究现状和特征有助于加深对中西化的认识,促进中西化的交流。比较西方汉学界和国内学术界在研究郭店楚简上的差异,亦有助于中西学术的交流。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

中俄睦邻友好有着悠久的历史,其间也经历了风风雨雨,而2001年两国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关系体现在许多方面,如建立多层次的对话机制,继续扩大两国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加强文化、经贸交流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保持和深化给两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任务,如加强与传媒的合作,促使两国彼此形成一种客观、友善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和看法;在解决两国研究中存在的分歧时,要立足于两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研究两国过去的一些局部冲突问题时,应坚持历史的立场,不能把今天的评判标准用于对过去历史事件的评价,更不能在评论事件时从今天的认识出发做道德判断等。     

东京审判:中国学界的观察与思考

东京审判作为与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历史记忆息息相关的重要事件,引起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无论与纽伦堡审判的对比研究,还是兼及盟国境内其他审判的综合性研究;无论东京审判相关史料收集、整理与出版,还是从历史学与国际法角度的学术探讨,都反映了不同时期国际关系、时代环境对东京审判研究的影响与制约。随着东京审判外文史料的公开与出版,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外文史料,进一步拓宽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不断汲取外国学者的既有研究成果,加强中外学者的对话和开展"共同研究",或将是东京审判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魏宏运先生访谈录

魏宏运教授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知名专家,是20世纪50年代最早投身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主持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料的收集整理,率先与国外学者合作进行口述史调查研究,改进、拓宽民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领域,培养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积极推动中国现代史研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卓越的成就。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

当代中国史研究需要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文献史料。搜集史料要求“全”,整理史料要求“实”,考证史料要求“真”,利用史料要求“准”,这些直接关系到所出研究成果的科学水平和学术质量。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类型多种,既包括有关的文件和档案、文集和文稿、报纸和新闻稿、定期刊物、纪实和回忆、资料汇编,又涉及地方史志、史学史料、国外资料、批判研究资料。就此文献史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察和具体分析,可加深对其真实性、政治性和现实性的认识。建国后,学术界十分重视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工作:搜集相当广泛,整理比较系统,考证多有创新,利用成效显著。倘能对此丰富实践继续给予理论上的总结,无论对于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的学科建设,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Forty Years of Ming and Qing Research Following China’s Opening Up and Economic Reform

Increasingly, Chinese history is becoming a more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academic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light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whereby historical narrative has been able to go beyond more traditional standards of periodization, allowing, for example, Ming and Qing-era historical research to grow and develop qualitatively as well as quantitatively. In this sense, the field has greatly benefitted from the “ideological liberation” which followed in wake of the reform. However in a broader sense, this developmen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with academic exchange. Communications amo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f Ming and Qing history, as well as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has normalized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reforms. This has not only led to a considerable influx of “overseas” historical research to China’s mainland, but has also allowed for a larger-scale access to and cit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by these overseas scholar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from this, established much closer academic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This tremendous progress made within the field Ming and Qing-era historical research during the past forty years was established upon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assiduous efforts as well as their increasingly frequent exchanges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academics.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

对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益增进和大量新史料的公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无论是对事实的梳理还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有明显改观,外交史研究在客观性、科学性、严谨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学术视野的进一步扩大,未来的民国外交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东南亚史研究的新史料、新方法和新视角——以哈里·本达奖获奖著作为例

哈里·本达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旨在表彰东南亚研究领域杰出成果的国际学术大奖,代表了当代国际学界东南亚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本达奖获奖著作涵盖东南亚殖民主义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并不断拓展到宗教史、女性史等专题史研究,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史研究范式的重大转向,并从史料、方法、视角领域探讨了东南亚历史发展的本土性、自主性与能动性。获奖作品在当代东南亚史研究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值得中国东南亚史学界进一步学习与借鉴。     

What Time Is Japan? Problems of Comparative (Intercultural) Historiography

Rather than reflect on the process of an alleged "modernization" of historical scholarship, an intercultural comparison of historiography should take the European origins of academic history as its starting point. The reason, as this article argues, is that in non-European countries the European genealogy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continued to structur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ast. Both on the level of method, but more importantly on the level of interpretive strategies, "Europe" remained the yardstick for historiographical explanation.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e example of postwar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to show that historians resorted to a European model in order to turn seemingly unconnected events in the Japanese past into a historical narrative. This is not to imply, however, that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passively relied on concepts from Western discourse. On the contrary, Japanese historians appropriated and transformed the elements of this discourse in the specific geopolitical setting of the 1940s and 1950s. This act of appropriation served the political purpose of positioning Japan with respect to Asia and the "West." However, on an epistemological level, the priority of "Europe" persisted;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remaine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 therefore, should be attentive to these traces of the European descent of academic history and privilege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over meditations on its internal rationalization.     

亚裔美国史学五十年:反思与展望

回顾和检讨亚裔美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早期亚裔美国史学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一元论历史观。在近30年的时间里,学者大都仅仅从"种族歧视"这一个角度去诠释历史事件,反对从其他视野去观察亚洲移民的经历。不过,最近15年来,这个领域中出现了冲破一元论历史观束缚的趋势。新一代学者提出了白人、黑人和亚裔之间三角形关系的论点,从而否定了"有色对白种"的双重种族关系理论模式。从"跨国主义"的视野观察亚裔美国史的人认为,亚洲移民实际上具有双重的民族主义和双重文化认同,从而向"同化论"、"定居者"论和"美国化"论提出了挑战。他们还发现,日本人向美国移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海外扩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新动向标志着亚裔美国史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本土史学与中国话语:《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的对外流播及其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之下,1959年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景甦和罗仑出版《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探讨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该书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角度,着眼山东乡村并专注农民阶级,从内部提炼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彰显了近代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以及乡村历史的独特性,在利用本土史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该书还借用田野调查扩充史料来源,重视计量分析在史学上的运用,朴素地显示出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向。该书外译英文后,为西方学者推重,并对后者产生涵容互摄的学术影响。该书所体现出的立足本土史学并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治学风格,在中外学术交流频仍的当今富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