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首长!”

“文革”期间闹出来的荒唐事甚多。这里所述的一则荒唐尤为奇特 ,并且发生在贵州省某自治州境内。一次 ,省某报社驻自治州记者站站长要会同军分区和党委通讯组的同志赴某区（当时县以下设区 ,区辖公社）采访 ,找到正在县城开会的区革命委员会的“头头” ,言及要到该区作新闻采访。不料 ,这位“头头”迳直往区里去电话 ,声称上头要来人了解情况 ,还有省里的记者 ,务必做好准备 ,特别是要热情接待。在区里主持工作的区革委副“头头”脑子一热 ,想当然地把“上头来人”视作“中央领导人”。一时忙得不亦乐乎。又是组织了庞大的迎接队伍 ,又是拉…     

“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事件

每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有对那个时代的个人理解。今天写“文革”,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说成受害者,鲜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曾加害于人。本文从北京女中学生的视角,回忆了“文革”中北京第一起打死人的事件。审视历史,反思既往,但愿“文革”这样人为的灾难永远不再发生。     

传统文化与现代语境的交融——黄永林《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述评

自从1994年陈思和先生在《上海文艺》和《文艺争鸣》上发表论文《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     

关于解放初刘少奇的天津之行

历史一页页翻过,“文革”至今已30年了。如从它的导火线、酝酿和准备的时间来算,则远不只此数。不过,作为一个标志,1966年仍是不可忘记的。而“文革”的目标之一是最终打倒刘少奇,恐也不容争议,这在当年的8月,就已经很明朗了。作为刘少奇的重大“罪行”,1949年4月的天津之行是其中之一,自然成为“文革”中“批判”的热点和重点。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如何？当时和今天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十几年来,王光美同志作为刘少奇的夫人,从不愿谈少奇的事,她相信刘少奇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因此,她愿让人民来作评…     

"文革史学"初探--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例

“文革史学”是指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它既是中国史学史、也是“文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史学”是动乱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产物,是中国史学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页,给中国史学蒙上了极大耻辱。它截断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离群索居,与不断前进的世界史学背道而驰;中国史学成了政治史学、影射史学的代名词,失去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与尊严。     

废止“文革”中“大批判”的遗风

‘‘文革’’中有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时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煌煌然写入宪法。然而,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的人们都知道,说是“大民主”,其实与真正的“民主”毫不相干。因此,“文革”后拨乱反正,决议废除“四大”,将它们从宪法,也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     

“天天读”备忘录

1968年秋,我在河南郑州,此时“文革”正在高潮,在社会上闲荡了两年之后,我们这些小学六六届毕业生终于升人中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复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阶级斗争”这门“闹革命”的主课。整天价不是对从赫鲁晓夫、刘少奇到不少我们连名字还叫不出的     

昙花一现“江青服”

从延安时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江青在衣着方面是朴素大方的,和其他的女同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到了60年代末,江青因“文革”而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她开始把服装当成一种突出自己的政治手段。“江青服”就是这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心态下的产物。     

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

百年来的明史研究状况,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一个非常时期。第一个阶段为１９０１年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第二个阶段为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６６年“文革”运动爆发;第三个阶段为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至２０世纪末。一个非常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之间的“文革...     

“文革”中的政治足球赛

“文革”期间，一支外国球队来南京进行友谊赛是件大事。不说别的，大军区首长、省市主要领导，以及该国的驻华大使和武官夫妇都要出面观看。     

“小三届”的高考

中国有个称呼：“老三届”,指的是67、68、69这三年从高中毕业的学生。这些人毕业后恰好碰上“文革”,高考取消。     

试论伤痕美术中的女性形象

中国的女性形象很早就作为绘画的主要题材,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女性的衣着、发型、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也发生着变化。“文革”是一段特殊的历史,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女性形象被束缚在特定的“文革”模式中。相比“文革”时期的英雄化、戏剧化和主题化的女性形象,伤痕美术中的女性形象更侧重对现实生活中普通土性的关注,饱含了人们对已失的残酷青春的追忆,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女性的人性价值。把画面的主题扩及到女性,女性形象的自我回归,说明了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憧憬,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本文通过对“文革”后伤痕美术中的女性形象研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寻伤痕美术中的女性形象在时代发展中的进步性。     

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关系的研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文革”的起因、社会后果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国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探讨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反思“文革”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坚定改革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湘剧《园丁之歌》的一场激烈斗争

“文革”岁月,令人捉摸不透的政治斗争往往围绕一个个具体的事件展开。《园丁之歌》,是反映小学教师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文化知识并健康成长、具有积极内容的湘剧作品,却被插手文艺界的江青、张春桥等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没人能料到,一句“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台词竟刺激了这些视文化为仇敌的政客们。万般无奈之际,湖南省委的同志设法让小住长沙的毛泽东亲眼目睹了《园丁之歌》,由此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     

拯救“文革”博物馆

一位退休副市长凭借个人良心和声望创建了中国首个“文革”博物馆,十多年来勉力维持,困境重重。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政治压力、个人良心、现实利益、乡土逻辑、宗族传统、法治观念在这里较量着。捍卫者对“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们相互审视对“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摆脱了“文革式”思维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成立的一个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因而也是“十年浩劫”的具体制造者。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怎样的？这是讨论文化大革命应该和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我用“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题目谈谈这个问题。     

不尽长江滚滚来——武汉市政协四届至七届组织机构沿革

武汉市政协从第四届至第七届,跨越“文革”,前后20多年。20,g年来的组织机构沿革,正反映了在拨乱反正基础上,政协各项工作的“提速”、“上档”。提纲挈领的“大事记”,不能描写这些年来每一个细节,它给我们勾画出的是努力奋进的路标。     

晚上不许斗女人

“文革”时期,村里（山东潍坊地区）的一些造反派经常跑到公社,把一些“走资派”和“保皇派”揪到村里批斗。一天晚上,造反派把批斗重点集中到一个女“保皇派”身上。这个女“保皇派”是供销社的售货员,非常漂亮。据说她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和丈夫一起被下放。造反派无中生有地责问她如何勾引干部,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有正义感的群众纷纷走了。     

章士钊冒险上书谏“文革”

章士钊虽然没有谏停“文革”,然其上书的拳拳之心,展示了一个正直知识份子的高尚人格。[编者按]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报纸

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中,中国的报业也未能幸免。不少省市的党的机关报被红卫兵革了命,报社被夺权,报纸被停办,办报人员受冲击。到1967年,在新闻出版总署注册的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由“文革”前的343种猛降为43种。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组织自己命名的诸如“东方红”、“全无敌”、“春雷”等一类的报纸。这些眼花缭乱的小报最高时激增到5000多种。一个猛降,一个激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