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历史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方法——附论实证主义方法

<正> 一 历史地理学的两大流派 有一种说法叫做“知识的地球仪”。象地球仪这样的球体,无论是从哪一方面来看,都只能看到一个半球。要想看到相对称的另一个半球,必须把视点转移到完全相反的另一面。在历史地理学当中,要想掌握完整的知识,也要从两个相对应的视点来观察“知识的球体”。这就是人文主义的视点和实证主义的视点。实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及其早期历史行程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原型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士的知识结构包括道术之学和器用之学。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所谓“道尊于势”是儒家精英的自恋情结。秦朝短祚而亡是各种社会矛盾汇集激化的结果,并非由于儒家与法家两种“吏道”观念尖锐对立的缘故。汉武帝“独尊儒术”不是“政治权威”对“文化力量”的“妥协”,而是封建皇权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就其整体的社会地位来说,不能不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观念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

“社会史的形成和把它划分为科学历史知识的独立领域都发生在20世纪上半期”。当代史学领域内这一巨大变动,推动了历史研究的日趋“下层化”和“大众化”。“社会史”的兴起,既是当代社会对于史学研究的一种时代呼唤,也是史学对这一时代要求的自     

历史的审美与诗化——司马迁历史美学观初探

史家与诗人的双重气质决定了司马迁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决定了《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文学特色与学术品位。司马迁在遵循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传统史学原则下,通过自己的史学实践第一次把历史学上升到审美层次,将历史作为客体审美对象予以审视与价值评判,揭示了历史过程中美的存在及其对主体的特殊审美作用,这是在以往的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司马迁历史美学思想这一特殊角度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史记》深层文化意蕴的认识。故不揣浅陋而试加探索,并希翼学界更多学者关注这一问题。     

历史解释建构中的理解问题

历史研究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构历史解释,而建构历史解释的关键环节是理解。历史学家面对遥远而陌生的过去世界,要对前人抱有“了解之同情”,以博大的襟怀和丰富的知识来了解前人及其生活,尽力突破时空和化的阻隔,以期对过去做出公正而贴切的解释。诚然,真正理解前人及其生活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但对历史学家来说,理解首先是一种态度和愿望,基于这种态度和愿望,研究就会极尽可能地收集材料、调动各种知识和理论资源,以准确地了解前人,避免武断和简单化的评判。当然,“同情”不是同意,“了解”也不是认可。研究要以中性的立场来建构解释,而不能将自己等同于过去事件的参与或辩护人。     

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

“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把“现代化”主要看做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做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从而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它和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论有原则上的不同,也不同于建立在“五种生产方式序列”基础上的“革命范式”。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单线演进历史模式,在史学方法论上都有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色彩。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则是开放的、包容的、多面向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打破了史学长期由单一范式支配的局面。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     

“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笔谈——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一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实践是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检验途径,而历史实践和历史认识本身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国际关系领域自不例外。国际关系研究之传统一人文主义与行为一实证主义两大研究途径完全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当前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或日“本土化”。或许,将历史学的长处、包括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优良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先进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结合起来,是值得尝试的途径之一。     

"历史会重演论"新说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诚哉斯言!征诸人类历史,思想之历史恒扮演人类文明史先行者角色,亦最能承受历史风雨之冲刷而沉积于历史最底层。思想史之活跃,或表征一个时代急遽变革,或象征一个时代稳定与繁荣。显然,思想史不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还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专门领域言,其重要性和意义均无须烦言。鉴此,我们特组织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文章,就内在含量言之,也许颇为有限: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内含固属有限,然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掌握过去,理解过去”,乃欲“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有限的论议,寻求一种以史喻今、探求真理和“理解现在”的效果,或许正是思想史方法与理论研究之真义所在。本期笔谈若能对于思想史真义之探寻有些许助益,则于愿足矣。     

从自身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现代化

<正>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两种典型的研究范式:一种是革命史范式，将1840年到1949年期间的中国历史，视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人民革命，历经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国民大革命和中共工农革命;另一种是现代化范式，将这段历史诠释为从传统的中国走向与全球先进国家接轨的现代国家的过程。柯文(Paul A.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曾经总结过西方中国研究的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来的“冲击—反应”论，把近代中国历史理解为由西方的冲击而产生的回应。第二种范式是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传统—现代”论，这一范式到今天还有巨大的影响，把近代中国看成是如何克服传统、走向普遍的现代性的历史过程。第三种范式是帝国主义论，从全球殖民和反殖民的历史和中心—边陲的二元模式来分析近代中国的各种历史现象。⁽(1))这三种范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都对中国史学界发生过影响，其中“冲击—反应”论和“传统—现代”论被现代化范式所吸纳，帝国主义论为修正版的革命史范式所收编，形成了多个预设性...     

孟子的历史观

孟子是战国时期有相当影响的思想家。《孟子》是一部孟子的言论集。它虽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却“往往捃摭《春秋》之文”据以论证他的思想,从而反映出孟子的历史观点。“先王”史观是孟子历史观点的历史根据。孟子对先王特别是尧舜备极赞颂。他认为历史上的治乱兴衰,是由于君主能否施行“先王之道”,从历史上的表面现象看,又有治乱交替的情况;这样,他在历史发展变化问题上,提出了历史往复循环的观点。他从“先王之道”导引出来的理想的“仁政”思想中,在决定历史发展的力量问题上,夸大了“先王”和“贤明”君主的作用,但也有强调人民力量的一面;他把用人事解释不了的问题,都归之于“天命”,因此又有“天人相应”观。本文拟从“先王”史观,历史循环论,“天人相应”观三个方面,试对孟子的历史观作初步探索。     

历史与现实

历史与现实只是两个词,而不是两回事。语言把本体弄成两半,同时又遮蔽了另一半。这样,一半是语言性的“历史”和“现实”,一半是事实性的历史与现实。“历史即现实”这个新历史观的命题在最抽象的意义上,它是最具体的,同时,在最具体的意义上,它又是最抽象的。本质上,历史首先是一种深度的存在。只有在历史的无限深度之下,才有永恒的意义。历史是距离人们最远而又最近的东西。但人们只知道“最远”而不知道“最近”,所以,人们的历史观就大成问题。     

对司马光历史盛衰论的再认识

本文从哲理角度对司马光历史盛衰论作出思考和再认识。首先 ,司马光从探讨易道阴阳消长之理入手 ,论证人类社会历史呈治乱兴衰交替运动变化 ;其次 ,司马光肯定天地是造物主 ,而人君是“所以治人而成天地之功”者 ,即是历史治乱兴衰的决定者 ,并从道、德、才三方面对人君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最后 ,司马光主张道法有别 ,强调“圣人守道不守法”。     

历史研究信息化应用模式刍议

如何将历史学同信息化这两个分属不同知识体系的学科加以融合,以实现信息化应用向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引入,属于史学方法论研究不应回避的前沿课题。本文以人类认识、总结历史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为立论出发点,尝试提出“历史研究信息化应用模型”解决方案,并从历史研究主、客体角度就不同层次信息化应用作了具体阐述。笔者认为,历史研究信息化应用模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之映射,对其建构有助于正确认识、理解和实现历史学同信息化的沟通和融合。     

边疆社会历史研究的中层视界——由《龙州杂俎》谈起

地方历史文献中“道”级官员所遗存之文牍,是地方史尤其是边疆社会历史研究的一大参照资料。本文以《龙州杂俎》为例,结合社会史研究的一些取向,试图说明这一“中层视界”所可能具有的研究助力。在此基础上,着重表达该类文献资料之于清末桂西南社会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历史的开显与阐释

从对历史是什么、历史何以可能的不同回答以及其中内含的思维与哲学上的差异来看,学术史上实际存在着四种历史研究及其反思形态:自然主义历史观是一种"法自然"的历史意识,因为人和语言均属于天然世界的一部分,故历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记事行为,历史的真实源出于它的天然性,它是不必证明的自然之真;客观科学主义的历史论视历史为客观的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它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重新恢复历史的"自然"真实性与可靠性,但其真实性实乃源出于一种二元论的理性观念设定,其所能指向的只是一种逻辑化的世界和历史;存在主义哲学及其解释学的历史观则追问历史何以可能,为一切史学奠定了存在的根基,敞明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历史和真理,并倡导一种非实体(本体)、非二元论的哲学思维范式;后现代主义与新历史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种文本间的、语言学上的建构,历史是一种话语和权力游戏,把客观科学主义的历史论正好颠倒了过来。     

《稽古录》的历史兴亡论

司马光的《稽古录》共三十六条“臣光曰” ,论历史兴亡 ,概括出“人君之道有一 ,其德有三 ,其才有五”。历代帝王 ,根据才能的高下 ,可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和乱亡五类。五才论重点在于论述如何守成。帝王守成的主要方面是“仁、明、武”修心三德与用人治国之道。司马光史论和政论相通。他的历史兴亡论是他政论的依据。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历史教育思想

历史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的干部教育思想中更占有十分显著的地位。研究、继承和发扬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对于推进干部教育事业和提高干部素质,都是有益的。这也是对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很好的纪念。赋予历史教育传统以新的时代内容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重视历史教育、以史为鉴的传统。从《诗·大雅、荡》中说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到清朝末年龚自珍在《尊史》,一文中说的“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历代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十分关注历史教育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大凡有作为的君主、宰相,大多懂史,注重以史为鉴。他们虽然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但他们无不把史鉴纳入他们的治国安邦之道(政治教育)和让人们学做人的教化纲领(道德教育)中。中国的朝代更替频繁。在每一个大的变动之后,政治家和历史家们都要展开一场关于朝代兴衰、得失成     

略论日本社会文化中的“道”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或文化表现形式的形成,都是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多种因素的合成。“道”既是日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日本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对日本“道”的认识与了解,是认识日本社会的一把钥匙。本文从“道”在日本社会中的表现出发,揭示了日本“道”的来源及文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