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碑书写者吕秀岩官衔中的“前行”辨正

<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人省称之景教碑)第31行为"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后人据此认定景教碑为"吕秀岩"书写,但是对于他官衔中"前行"的     

考与《景教碑》有关的人和事

明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在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出土,揭开了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端绪。三百六十多年来,围绕《景教碑)的历史,碑文的翻译及解释,我国及世界各国的学者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发表     

日本两通翻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在日本有两通翻刻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通立于京都市的京都大学,一通立于和歌山县高野山。珍藏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是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长安大秦寺立的。于明代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从西安西郊出土以后,被安置在崇圣寺的后院。当时该碑的一张拓片被辗转送到浙江杭州的著名学者、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公元1569-1630年)那里,李之藻同从明末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有来往,因而,《景教碑》出土的消息,很快就被在杭州的外国传教士知道了。他们派鲁德昭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亲     

景教碑中“伊斯”也是景医考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并非拘泥于单纯的传播教义，而是通过各种灵活多样的方法，其重要手段之一便是行医。汉籍文献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景医的个案，但是景教徒善医已成学界共识，并且前人也已经考证出僧崇一等几个景医。本文通过对景教碑中“艺博十全”的重新解读，明确提出景教碑中“伊斯”也是一个景医。     

镇江“大兴国寺记碑”研究

《至顺镇江志》中所载"大兴国寺记碑"为研究基督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基督教(景教)的教义、景教在江浙地区的流传、景教在元代的兴衰、元政府对景教的政策、景教与佛道等教的关系至为重要。     

浅识景教碑几个叙利亚文字考释之岐异

一、叙利亚文部分的重要性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分为汉文和古叙利亚两都分,正文为汉文,古叙利亚文字分列于碑边、碑底和碑侧。研究者们对汉文某些词句的理解,多不相同,对某些古叙利亚文字的释译以及对某些叙利亚文僧名的考订,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有些与唐景教会的组织机构和景教碑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因之,对于这些释译,考订之差异有加以分析的必要。     

唐朝时期中国波斯友好往来的见证

唐朝时期中国波斯友好往来的见证郝贵远明朝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在今陕西西安出土一块石碑，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称景教于唐太宗年间传入中国，很快便＂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此碑出土后，引起当时在华耶稣会士和中国天主教信徒的极大关注...     

景教碑①中"伊斯"也是景医考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并非拘泥于单纯的传播教义,而是通过各种灵活多样的方法,其重要手段之一便是行医.汉籍文献虽然没有明确记载景医的个案,但是景教徒善医已成学界共识,并且前人也已经考证出僧崇一等几个景医.本文通过对景教碑中"艺博十全"的重新解读,明确提出景教碑中"伊斯"也是一个景医.     

景教东渐及传入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文化

景教是产生于拜占庭帝国境内叙利亚地方的基督教异端,它在受到东正教会打击后向东传播,进入波斯、中亚并扩展到中国境内。景教传入中国境内乃至中原地区的时间,至少可推至6世纪前半叶,景教碑记载的贞观九年(635年)并非景教入华的最初年限。进入中原的景教徒为了传教事业,展开积极的文化活动,将特质不同于华夏文化的希腊-拜占庭医学、建筑、机械制造、天文学和景教艺术等引入了中国,在中国典籍中留下了斑斑陈迹。     

唐代景教绘画遗存的再研究

本文以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切入点,考察景教绘画在中原的遗传与流播,并探讨西域考古文物中景教绘画的特色.文章认为高昌故城外与T遗址相对的寺院遗址上景教壁画中的"执事补"形象地再现了1000多年前在高昌流行景教的历史一页.而敦煌基督绘画的出现反映石室封闭前东方和西方均曾存在基督画像的崇拜,而且敦煌的景教绘画蒙受唐代佛画的影响.     

清代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文化

在历史上基督教大规模地传人中国,大致可分为四次:第一次在唐代,被称为“景教”,即基督教中被视为异端的聂思脱里安派,现存实物有明末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第二次在元代,被称为“也里可温教”(蒙语,意为“有福缘之人”,此教亦称十字教),即天主教的芳济格派与多明我派,这些修士曾以教皇的使节身份来华,其中主要有柏朗     

乐为景碑撰新传——《景教与〈景教碑〉》评介

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馆员路远,常年研究碑林碑刻,著述颇丰,在这本<景教与(景教碑>>之前,已发表有关西安碑林历史和藏石研究的论文数十篇,并撰写了<西安碑林史>、<碑林史话>、<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等专著,显示其在碑石学领域的扎实功力.     

古松州古回鹘文瓷碑考补

本文在辨析了以往研究成果后,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考释,认为瓷碑立于１２２９年,立碑人库木哥是军军官,族属可能是密儿纪或汪古部;通过与敖伦苏木、北京跑马场石雕刻品的比较,得出松州瓷碑是金代景教聂斯脱利派典型碑石的结论     

从景教碑所镌僧寺看中西交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

现存西安碑林、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景教碑,是迄今所知第一部关于基督教传入我国的确凿史料。本文根据景教碑刻文,佐以我国有关史籍,综合诸家之说,通过阿罗本经丝绸之路于贞观九年(635)被迎入长安,及烈循海路于开元元年(713)到达长安,伊斯等自小王舍城于天宝末年(755)来华,探讨了中西交通情况;通过景寺分布,景僧人数和所任教职,探讨了自贞观九年至建中二年一百四十六年间景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布情况。     

唐代景僧名字的华化轨迹——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四

本文根据唐代洛阳景教经幢《幢记》所载大秦寺若干僧人的称谓,参照同时代的摩尼教情况。比较两者华化之深度。认为前者的深度华化,是景教入华传播一百多年逐步演变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景教会努力适应华情的积极态度。本文梳理西安景碑和教外文献所存各朝景僧名字,追溯这一结果形成的轨迹,认为这一轨迹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整个景教华化的历程。     

宋代对大秦的认识

十六世纪中叶,《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介绍到学术界后,东方学专家已经认真研究了所谓“大秦”的问题,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对此颇感兴趣。在过去许多世纪里,中国人一直认为大秦国是西方最大,最繁荣的国家。随着现代对西亚史地认识的不断更新．人们需要修正以前关于大秦的一些看法。     

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景教研究综述(1982—2002)

中国景教的研究肇始于明末天启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发现及对碑文的解读,1 9世纪末2 0世纪初以来,随着敦煌、吐鲁番、内蒙古、泉州等地景教遗物的发现,其研究渐趋深入,可以说,中国景教的研究是随着景教遗物的出土而前进的。国内的研究至朱谦之《中国景教》出版而成一总结。是书作于1 96 6年,至1 993年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同时又由人民出版社作为哲学史家文库的一种再版。其关于景教的介绍,虽以中国的情况为主,但亦用不少笔墨述及其他地区;虽以引诸家之说为多,然其内容架构、课题的提出已足资后来者所用,比如其中关于景教受摩尼教、祆教、…     

《周易》碑石考

西安碑林,文物古迹荟萃,碑石林立,名碑众多。随着参观人流,绕“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进入第一展室,排列在“开成石经”首位的《周易》十卷的经文,吸引着中外游客,更为经学爱好者所向往。《周易》也称《易经》是儒家十三经之一,在先秦思想史上居重要地位的文献典籍。它包括经和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注释和论述,“经”里面有六十四卦的卦辞和     

由《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看唐代外来宗教发展

唐朝初,由于持"一视同仁"的开放态度,不少外来宗教得以进入中国,但最后仅有以祆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三大外来宗教组成的"三夷教"之说能够留在世人的视线中。那么需要怎样的发展战略才能迅速从众多外来宗教中脱颖而出,并立足于唐代至少二百五十年呢?由《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来看,笔者以为想要在唐朝时迅速发展宗教,需先以上层统治者为发展契机,融合主流宗教,并深入本土文化才能得以发展。     

唐元时代景教歌咏音乐考述

景教在中國傳播中沿襲了東方教會傳統,注重聖詠音樂的獨特魅力和交流效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録了公元744年來自敍利亞的新主教佶和到達中國後與景教寺院十七名僧侶前往皇家别宫舉行宗教儀式即祈禱歌詠表演活動,使音樂素養較高的唐玄宗對景教從此刮目相看,提高了景教在中國傳播的地位。本文對此進行研究,針對學術界關於景教詠唱音樂來自拜占庭和敍利亞的兩種説法,作者認爲基督教東方教禮儀經文和音樂傳統都始於敍利亞,但它不是在一個封閉環境中由單一民族形成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幾種有特徵的東西方教曲調,有着共通性。作者分析對比了唐代景教、祆教、摩尼教的頌讚音樂,認爲唐玄宗有可能汲取了景教音樂納入道教音樂儀制。最後,文章勾勒了元代景教教會詠唱音樂傳播的大致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