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

从岸信介内阁到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日本的东南亚政策出发点带有明显的遏制中国的意图。1972年,中国和日本赶超中美关系缓和的步伐,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东南亚国家对此事高度关注,在欢迎中日恢复邦交的同时,担心两国结成同盟及日本的经济援助流向中国。针对此种情况,日本适时给予安抚,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并表明没有更改对东南亚的友好政策,将继续扩大对它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安抚、日本与东南亚的紧密经济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与美日安保关系共存的实现、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大趋势,共同削弱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对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毫无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变了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出发点,令日本的政策不再明显带有遏制中国的意图,还在政治、经济领域重塑了日本外交的外部环境与内部动力,对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日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贸易述论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二十年时间里,作为近邻的中日两国经历了从隔绝、对峙到试探性接触、友好交往的历程,这其中民间贸易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民间双向贸易。两国不仅获得了中国方面需要的发展民族工业所急需的高端工业设备及钢材等工业品和日本经济重建过程中所必需的价格相对便宜的初级原料和广阔的中国市场,同时更是利用贸易这一媒介推动两国民间交往和外交关系由不正常、非正式向正常化迈进,进而在1972年实现了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民间贸易因此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一个良好范例。其间,中日政治家在设计渐进积累式贸易进程巾所表现出来的高度智慧,可为两国寻找改善关系的突破口,扭转两国关系逆向演变的不利态势,推进中日关系重回良性互动、长久友好的道路提供必要的参考。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由东北师范大学主办、东北师大日本研究所承办的“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9月26—27日在长春召开,并获得圆满成功。来自日本和中国的近4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会议共收到论文24篇,有22位学者在大会上做了正式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西村成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韩东育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李阁楠做了基调报告。与会中日学者就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提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前前后后

二战后,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相勾结,敌视中国.日本选择与蒋介石盘踞的台湾建立外交关系,致使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遇到重重困难.     

日本应该为中日关系发展做更多的事情——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上依附于美国的日本同新中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1971年,中国发生了两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恢复了合法席位;二是美国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2月访华,这在日本社会各界和民间团体中产生了“地震效应”。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组阁不久,即宣布要“一口气解决日中关系”。这次是日本不惜得罪美国,抢先与中国建交。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人高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成功访问日本和日本天皇夫妇成功访华,曾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高潮。但好景不长,此后不久,中日因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的政治摩擦频繁发生。     

试析美国对朴正熙军事政变的政策变化

1961年韩国“5·16军事政变”前,美国对韩国一直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虽然美国情报部门预见了韩国国内动荡局势仍将持续,但对于韩国可能出现的政治纷乱并没有完全做出精准估计。由于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前沿之一,尽管麻烦不断阻力重重,在大方向上支持韩国是其既定政策,所以肯尼迪政府在朴正熙政变后对韩政策在半年时间里经历了一个“支持-反对-观望-支持”的微妙变化过程。     

试析美国对朴正熙军事政变的政策变化

1961年韩国"5·16军事政变"前,美国对韩国一直表现出积极支持的态度,虽然美国情报部门预见了韩国国内动荡局势仍将持续,但对于韩国可能出现的政治纷乱并没有完全做出精准估计。由于韩国是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前沿之一,尽管麻烦不断阻力重重,在大方向上支持韩国是其既定政策,所以肯尼迪政府在朴正熙政变后对韩政策在半年时间里经历了一个"支持-反对-观望-支持"的微妙变化过程。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曲折过程与中日关系

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8条规定：中日双方将就签定和平条约进行谈判。1974年11月,中日双方开始关于和约的预备谈判。到1978年8月签署和约,经过了45个月。这一谈判为何迁延近4年之久?本文将对中日和约的谈判与签定的过程进行考察。     

中朝日近代世界秩序观的形成与外交取向比较研究

19世纪中后期,西力东侵,维系原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关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东亚地区三个古老的国家开始相继实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三国在向近代外交迈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姿态。中朝两国的统治者都不能以对世界变局的正确认识以及健康的心态迎接来自西方的挑战,融入新的国际秩序。只有日本在新的形势面前适时摒弃传统的世界观,以近代世界观看待东亚秩序问题,进而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三国在19世纪中后期不同的外交取向,与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形成近代世界秩序观有着直接的关系。     

山川异域 风月同天——扬州与日韩文化交流

在中日韩三国的历史文化交往中,扬州发挥着重要的枢纽作用。本文通过丰富的史实,再现了扬州与日韩两国之间政治、宗教、经济、医药等方面的密切联系。从唐代以来,这种联系几乎没有中断。而中国扬州、韩国顺天和日本北九州三城同时获得2020年"东亚文化之都"的荣誉称号,给三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又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印建交与新中国外交抉择

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国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同印度建交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确立了中国同其他国家先谈判后建交的外交原则,还赋予了"一边倒"更丰富的内涵,开创了中国周边外交的新局面。     

Diplomatic compromis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dur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ABSTRACT

During its assault on Nanjing, the Japanese Army bombarded and sank the USS Panay, an American gunship, strai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to ease tens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llowed the staff of the American embassy in Nanjing to make an early return to the city. While investigating allegations that Japanese troops had trespassed on American property and kidnapped and raped a Chinese woman, the American diplomat John M. Allison was struck in the face by a Japanese soldier. The U.S. government exerted pressure on Japan over what was referred to as the “Allison Incident”: under orders from Tokyo, the Japanese occupying force in Nanjing apologized to Allison and placed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under court-martial. The incident was thereby resolved. However, amidst the furor of the “Allison Incident,” the Chinese woman who had been assaulted was forgotten by both the American and Japanese governments as well as by public opinion. The Japanese soldiers were placed under court-martial not for raping the Chinese woman, but rather for striking an American diplomat. The U.S. government received a great many reports on the atrocities committed by the Japanese Army, but in policy and deed, the American response was limited to safeguarding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 China.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论日欧首脑外交

首脑外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间交往的一种频繁使用的外交形式,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首脑外交也日益突显出其独特作用,并且为当今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首脑所接受,冷战约束后,首脑外交更加趋向于公开化,制度化,全球化,在当今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的铁三角同盟（日美欧战略三角）也面临着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向着全球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日本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键日益密切,日欧间首脑的频繁互访无疑发挥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