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三碰蒋介石

在蒋介石所阅读的报刊中。《大公报》是必不可少的,他的办公室、公馆内和餐厅里,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翻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曾向王芸生交底:“你在报上骂谁都行,就是不要碰蒋先生。”开始王芸生对这一劝告视若神明,加之1934年夏,王芸生应蒋介石之邀,到庐山为其讲课,蒋虔诚地称王为“老师”,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因此王芸生对蒋有过幻想,亦有为蒋开脱的言论。后来通过事实,王芸生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了些认识,那么在报上碰碰蒋先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香港随之沦陷,《大公报》香港馆被毁,总经理胡政之等人困在香港。这时已任总编辑的王芸生在重庆找到蒋介石的幕僚陈布雷,请他设法营救。陈很     

中条山战役引发的“笔墨交锋”

《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发表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连夜疾书一信致《大公报》负责人,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了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重庆城。     

世间自有真情在——《一代报人王芸生》出版后

由北京硕良文化发展公司策划、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代报人王芸生》正式推出后,在北京南城《大公报》原址四周散居的一群大公报老人中,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作者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委托张遵修女士将书送给了一批老人,没有送到的老人也竞相争购。此情此景令刚从医院“化疗”出来的作者很受感动。不想,这些年逾花甲的老人(大多数已超过八十),大多连夜阅读。老人们说,虽然此书写的是王芸生,然而王芸生是《大公报》在40年代两极决斗时期的言论主持人,他那个时期的言论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他们认为,作者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把极“左”…     

《大公报》与“反美扶日”爱国运动

1948年中期,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动了一场对《大公报》气势汹汹的围攻,对《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进行公开叫骂,并且罗织了种种“罪状”。要害之一,认为《大公报》发动了“反美扶日”运动。1948年7月19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了题为《王芸生之第三查》的社论,它说:“……第二查,查出1947年3月以后到今,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于反美扶日运动。”国民党把国统区内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美扶日”运动的所谓“罪状”,归咎于是受《大公报》“煽动”。当然这也言过其实。不过,抗战后《大公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作了许多如实报道,并且还作了许多实事求是的评论。     

王芸生在1949年后

著名报人王芸生先生解放前因主持《大公报》为人所知。1929年因与《大公报》打笔墨官司,他受到《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赏识而被邀请参加《大公报》,历任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要职。他先后在《大公报》天津馆、上海馆、武汉馆、重庆馆、北京馆任职(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寇入侵,大公报社逐步后撤,曾在各地设馆,坚持出报,从未间断),也去过香港馆(待的时     

王芸生在《大公报》

一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议政”的传统,当然也是他参与掐断了这一传统。他的文字热情洋溢,视野开阔,气魄宏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说他的文章“长处是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泻”,“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陈布雷夸奖他的文章“得张季鸾十之八九”。重庆时期,张季鸾在读了他写的一篇社论后由衷地赞赏说:“我要写也不过如此!”无党无派的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这样评价——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     

一代报业宗匠王芸生

王芸生是我国卓越的老一辈爱国报人,长期主持《大公报》编务,笔走龙蛇数十年,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毛泽东在重庆同他初次见面就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解放后又风趣地称他为“大公王”。史学家唐振常认为王芸生不愧为一代报业宗匠,又是著名的政论家,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家,早在３０年代他就写了２００万字的７卷巨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研究日本问题的文章,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参考价值。 王芸生逝世于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０日,离开我们已经２１年,２００１年是他百年诞辰,笔者谨撰此文缅怀前贤,并望迟迟未能出…     

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

卢沟桥事变爆发不到一个月,国民政府各种形式的对日和谈便开始了。这些和谈贯穿八年抗战的始终。其中以蒋介石、张群为背景,张季鸾本人及委托胡霖与日本在香港进行的和谈,便是上述和谈的重要部分。 张季鸾介入中日和谈是从“陶德曼工作”开始的。1937年11月5日,日本的“和平条件”经陶德曼转给了蒋介石。此后,蒋、陶开始接触。张季鸾作为蒋介石的特邀人物参加了会谈。经过讨价还价,蒋介石准备有条件地和日本达成和议。但由于日军逼近南京后增加了条件和日本政府缺乏议和诚意等因,和谈告吹。 蒋日议和之事传出后,舆论对蒋十分不利。张季鸾利用《大公报》于1937年12月5日、12月8日发表《德国调停之声》、《最低调的和战论》等文为蒋介石善后。文章中关于战与和的言论完全符合国民党、蒋介石在此事上的方针。1938年初,张季鸾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去香港。关于此行的目的,他在出发前向王芸生交代工作时说:“我这次到香港去,是受蒋先生之托,去向敌人撒一把迷眼的沙子。”以此为起点,他往来于香港和汉口     

豫灾报道与《大公报》停刊

大公报创刊号1942年冬,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公报》派遣年仅25岁的记者张高峰到中原地区采访。他从重庆经西安到达洛阳,看到处处流浪的灾民,鸠形鹄面,沿街乞讨,悲惨的号救之声,随处可以听到。随即他又到豫西、豫东、淮阳等地采访,目睹灾民流离失所、遍地饿殍的惨景,而国民党当局有意掩盖灾情,不使外泄。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从河南省叶县向《大公报》重庆馆寄出一篇题为《饥饿的河南》的长篇通讯(6000字)。《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看到这篇通讯后深感事关重大,改题为《豫灾实录》发表于2月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通讯的内容只字…     

王芸生与《大公报》

看到时下新闻工作者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我不由得想起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曾任《大公报》总编辑、社长的王芸生先生的一段谈话。解放后,周总理有一次问王芸生:多年来,《大公报》培养出许多名记者,有什么经验?王芸生笑着说:报告总理,我没有什么经验,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三个字:"发路费"。王芸生所说的"发路费",也就是鼓励记者走下去,深入采访,放手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不作过多干预。这样,写出的报道自然会有创     

新记《大公报》的用人之道

正《大公报》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最久的报纸。从1902年在天津创刊,到迄今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已经有115年历史。100多年历经四个阶段:一是1902—1916年英敛之创办并主持的阶段;二是1916—1925年王郅隆出资接办时期;三是1926—1949年,由吴鼎昌出资,与胡政之、张季鸾合办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四是全国解放后,由私营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性质的时期。对于一、二两阶段《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经营思想和宣传业绩等情况,予生     

《前进报》的创刊和被封

拙作<我所了解的<大公报>>一文,在2002年第4期<百年潮>杂志和2002年第5、6、7期<传媒>杂志(连载)刊出后,陆续接到京、津、穗和香港的许多朋友的电话和书信,均肯定本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大公报>的过去和"文革"期间北京<大公报>停刊的始末.但与此同时,也有同志提出北京<大公报>停刊后曾改名为<前进报>的情节.他们说,文中虽然提到北京<大公报>于"1966年9月被迫改名为<前进报>",但语焉不详,此中情况尚不被人了解.     

一代报人张季鸾的逝世

中华民国三十年(即公元1941年)9月6日上午4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逝世于重庆中央医院。张季鸾,一代报人也,遽尔殂谢,识与不识,莫不同悲。国共两党要人同声哀悼,勉其精神。笔者愿借拙文重温张季鸾先生逝世前后的“感人的情节、隆重的追悼、无尽的哀思”,借以达到“温故而知新”。 张季鸾身患肺结核多年,然而     

王芸生的历史感

前几年,因为写了一篇与王芸生有关的文章,我得以认识他的儿子王芝琛先生。我们见面时,曾谈起过当年大公报和王会生的一些情况。王芸生晚年与其子有过很深入的谈话,几乎涉及一切问题。王芝琛告诉我,王芸生１９４９年以后是一本小说都不看的,但在５０年代,他曾看过一本苏联小说,就是上下两本的《旅顺口》,看完以后气得脸都白了,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我对王芸生没有作过深入研究,但看过他一些文章和他当年为大公报所写的社评,总的感觉是,他是一个非常有远 见和历史感的人,他当年对中国发生的 许多大事的看法和评价,是很高明的。 …     

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王芸生之子王芝琛访谈录(连载一)

王芸生28岁办《大公报》,终其一生与之紧密相连。40年代主持笔政,“文人论政”,为他赢得了煊赫的名声;解放后出任社长,虽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历经坎坷,但得以善终,并有机缘一吐心府之言。《纵横》杂志主编许水涛采访王芸生次子王芝琛先生的《一位民办报人五味俱全的生命历程》一文,读后令人大开眼界,感喟良多。     

王芸生参加人民政协一届全体会议前后

1948年10月30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在上海接到中共地下党转达的毛泽东同志的邀请,要他尽快离开上海到香港候船,以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的身份,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为掩人耳目,王芸生对外界说是到台湾休假,暗中到达香港。     

我所了解的《大公报》--纪念《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

现在人们可能只知道我国香港有一张<大公报>,而不知道当年<大公报>是从天津起家,"文革"前的北京<大公报>曾是中央一级全国性的经济报纸.现在人们大都知道我国有一张权威性的经济报纸<经济日报>,而不知道这张报纸和当年的<大公报>有着某些历史渊源.那么,<大公报>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报纸,北京<大公报>而今安在?     

一代报界宗师张季鸾

毛泽东曾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共产党当人 1928年7月1日的郑州火车站,在迎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北上的军人行列中,一个身穿竹布长衫、头发花白的男子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作为关注时政的一份大报,《大公报》不能无视国家统一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在多年好友、国民党要员陈布雷、张群等人的引荐下,     

周恩来与王芸生交住二三事

王芸生1929年夏进入天津《大公报》,从记者到总编辑、社长,直到1966年北京《大公报》停刊,几十年来服务于报业。他一生接触过许许多多的各界人物,然而,他与周恩来的交往却是从一场“笔墨官司”开始的。     

我与范长江的交往

初识老乡范长江 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之后,我到了徐州.同旅社住的一位<武汉日报>的记者告诉我,说:"名记者范长江明天便要到徐州来了!"语意中似挟讽诮.我说:"本是名记者嘛!我们欢迎!"他说:"什么名记者?!""老实说,没有<大公报>这块牌子,凭他的本事,他‘红'得起来吗?"(范长江当时是汉口<大公报>战地特派员)我说:"我佩服的倒是他的本事,而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我认为不是<大公报>这块牌子为范长江生色,而是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和<塞上行>这两篇文章给<大公报>生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