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与现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晚清以来,随着地图测绘、印刷技术以及历史研究的进步,学者们编绘了多种中国历史地图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新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数量已不下二三十种,但在质量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顾颉刚先生十分注重历史地图,1930年代组织禹贡学会,欲借团体之力编绘精确、详备的历史地图。受抗日战争影响,这一计划虽未能实现,但在历史地图底本、绘制方法、地名考证等方面做出诸多有益的贡献。1955年,他与章巽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是我国第一本综合类历史地图集,虽与其早期计划相差甚远,但在内容、编辑方法、技巧方面创建颇多,对之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影响深远。     

中国现代民俗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开创与扭结——兼论顾颉刚先生对两学之贡献

20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地理学与民俗学从传统文史之学中脱胎而出获得新生,渐次向现代意义之学科迈进。时至今日,由于归属不同学科,两学在肇始与开创之初的关联与扭结在各自的学术史书写中鲜被提及。选取顾颉刚先生早期学术活动作为个案,从其学术宗旨、治学方法、学术交谊等方面探知历史地理学与民俗学在现代学科生发初期之互动情况,并兼及两学在古代学科渊源、现代肇始背景、当代研究交叉等方面的重合与扭结,阐明两者学科关联,希冀引起学界进一步的重视与对话。     

政治转型期历史学家的因应与境遇——读金毓黻、顾颉刚、夏鼐日记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相当长时间的政治转型期内,政治压倒一切,学术的空间非常狭小,学者的处境颇为尴尬。对于从旧时代过来的学者来说,要适应这样一个新时代,就必须自觉地完成自我的转型,以便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找到合宜的生存空间。金毓黻、顾颉刚、夏鼐在解放后的艰难转型与人生境遇,与大多数中国学者或知识分子有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通过具体剖析金毓黻、顾颉刚、夏鼐三位著名历史学家这段充满苦涩与波折的生命史,有助于深化认识新中国学术建设尤其是历史学艰难起步的坎坷历程。     

周作人之谜——止庵谈周作人的国事与家事

从1986年起,识其作品,研究其生平思想,书写其传记,直到今年2月首次全面推出11卷《周作人译文全集》,学者止庵浸淫苦雨斋主人已二十多年。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

顾颉刚（１８９３－１９８０年）,“古史辨”派的领袖,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读书世家,天资聪慧,素有悟性,自幼在祖父、父亲的严格指点下苦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通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石印本《二十二子》、《汉魏丛书...     

现代史学语境下的经学认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探析

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对经学史、经学研究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论。他批评汉代经学以通经致用为目的不惜造伪,在推崇宋代疑经辨伪的同时也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总结了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顾颉刚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经学史的演变,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其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中的种种流弊与缺失,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     

表彰隐藏的光辉:歌谣运动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

诞生于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歌谣运动,以《歌谣》周刊的创立和歌谣的采集及研究为代表,吸引了胡适、周作人、顾颉刚、董作宾等当时的优秀学人参加。歌谣运动受中西文化的影响与促进,实现了中国学术眼光向下的革命,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化登堂入室,成为学界研究的对象。实证的比较研究法、传说的历史演进研究法、歌谣采集的田野调查法等现代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推动歌谣研究和民间文化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歌谣研究理论的成熟、方法的运用、研究队伍的确立、标志性作品的产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新的世纪,中国民俗学还需继承歌谣研究的优秀传统,进一步促进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顾颉刚在厦门大学的《尚书》讲义——兼论顾颉刚“王肃伪造说”的学术史背景和意义

顾颉刚1926年任厦门大学史学研究教授,承担"经学专书研究"课程。这是他首次承担的课程,而且是他之后连续撰写的《尚书》讲义的开端。本文除了利用《顾颉刚全集》所收的有关厦门大学讲义的史料以外,还利用顾颉刚的原稿和在大学发布的油印本,试图全面梳理此次厦门大学讲义的内容。顾颉刚此次的讲义,基本上只讲到《伪古文尚书》的造伪和辨伪,他主要根据丁晏的说法指出《伪古文尚书》是王肃伪造的。这"王肃伪造说",顾颉刚开课时已有强烈反驳,现在看来已不成立。本文最后讨论顾颉刚的"王肃伪造说"的背景和意义,以期作为对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方法上的反思。     

《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与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从1923年至今,《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经历了出版、被禁、再版的曲折历程,共有三个版本。九十多年来《本国史》的三个版本和该书涉及的两个"案中案",贯彻了"成一家之著述"的编纂宗旨。编写《本国史》不但是催生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重要契机,而且还是顾颉刚第一次对中国历史的全盘整理,培养并发展了他的史学通识,"教科书风波"则直接推动了顾颉刚"考辨古史"体系的建立。《本国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教科知识的普及,更深远的是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学术地位与持续影响。     

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

历史学本系求真之学,但当史家基于求真理念所形成的主张与社会现实需求相违时,围绕价值判断所生之困境则如影随形。民国年间,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皆曾遭逢此困境,其中以两个案例最具代表性: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所涉之风波和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论争。这两个案例集中体现了学者个体学术主张和时代需求之间的纠葛,其实质反映出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傅斯年等史家以不同方式实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理性,似在史学的求真与致用两途获得了统一,实现了两全,然此两全伴随着两难,内里深刻的矛盾纠结仍始终存在。     

试评顾颉刚与钱穆的友情和学术交流——兼谈当前文明起源的争论

钱穆和顾颉刚两位先生自1929在苏州认识,先后在北京、昆明共事,顾氏对钱氏的学问十分赞赏,所以先后推荐其进燕京、北京、齐鲁等大学,但彼此间在学术上存在不同的见解,从《先秦诸子系年》到《古史辨》,再到《国史大纲》,两人之间均有交锋,尤其在中国民族起源问题上有明确分歧。当前文明起源的争论是这一争论的继续,应更科学、全面地深入下去。钱氏把他与顾氏比作唐代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之间真诚的友情继承了中国古代君子之交的淳朴遗风,值得我们后辈学习。一钱穆先生于1929年转入苏州中学(今苏州高级中学)任国文首席教师。而顾颉刚先生由…     

历史不会忘记——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

五四运动以后至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史学界有位卓有建树的风云人物,就是疑古学派(也称古史辨派)的领袖顾颉刚。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以学业超群留校任教。至“七七事变”,先后任北京大学助教、厦门大学讲师、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     

匠心独运地再现学人风范与薪火传承——《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评介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史学大师顾颉刚无疑占据重要的地位。他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于识拔、奖掖、培养青年学人为士林敬重。顾颉刚本人是胡适的门生,他自己又带出了一大帮弟子,这帮弟子遍布学界,且又各自带出了自己的学生,活跃于当今的史坛。现代学术的薪火由此相传。如何表现这一代杰出学人的风范呢?王学典、孙延杰,不是沿用传统的手法直叙传主的生平,介绍传主的学术成就,而是独辟蹊径,匠心独运,以《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为题,以研究他们的师生关系为切入点,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民俗与民俗学——《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读后

中国的民俗学在近十几年来似乎处于某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民俗学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恢复以来,其研究进展似乎走到了某种困境。这些年,民俗学的研究路径,在调查方面,仍主要是通过“采风”,按照已设定的民间口传文学各种体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和民俗事象分类(包括生产民俗、生活民俗、人生礼仪民俗、岁时节日民俗等)标准进行资料搜集;在研究旨归上,大多可归为单纯的事象记录、民俗事象类型比较研究、民间文学母题研究,以及由调查事象与文献结合的(往往是简单化了的)溯源研究等。这些调查和研究在不断丰富民俗学这一学科知识…     

眼光向下的性别回应: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中的歌谣与妇女

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是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者的一种潜在共识,但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中的妇女问题研究仍没有被作为一个出发点进行探讨,妇女问题研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依旧晦暗不明。以歌谣与妇女研究为中心来分析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妇女问题研究的整体取向及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会注意到在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与民俗学眼光向下的革命中,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者从歌谣中发现了乡村妇女。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文学,认为由于未受礼教的熏陶,乡村妇女的文学在形式上质朴自然,不受咬文嚼字之累,在内容上更敢于表达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问题,认为乡村妇女歌谣中所吟唱的是受传统家族制度压迫的悲惨生活,歌谣是妇女的"家庭鸣冤录""茹痛记"。无论是对妇女文学的赞颂还是对妇女问题的揭露与批判,研究者都将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所建立的一套礼教制度,妇女问题成为其批判儒家伦理纲常、参与社会改造的浪漫主义路径。     

高山景行 永为人师——浅谈顾颉刚先生的学术和人品（在首都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2003年8月8日）

在我国二十世纪著名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我不远千里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赶到北京参加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座谈会,我特向各位领导和首都史学界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曾是顾老的最得意的弟子之一童书业先生培养的研究生,毕业于顾老早年曾学习和任教过的北京大学,又与顾老同籍苏州市区,     

中国一个村庄的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后,全国各解放区先后贯彻执行这一指示,土改运动随即开展起来。一年后,中共中央于1947年9月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在总结"五四指示"以来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由中共中央于10月10日公布实行。全国土地会议后,为了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和领导土改运动,中共中央派出大批工作队和地方干部一道深入农村开展工作,一面坚持     

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

本文对表演理论在中国民俗学领域近30年间的传播和实践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该理论得以传入中国并被接纳有着多方面的内在因由,既与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形势相适应,更与本土民俗学对生动鲜活的表演活动进行记录和对民俗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迫切需求密切相关。中国民俗学者在本土化实践中体现出的将多种理论视角相融合、对历史维度的强调、对文本与语境关系的重新思考等,对表演理论有丰富和修正的作用。在表演理论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与推动下,当代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取向逐渐向注重语境、过程、表演者和当下发生转型。     

从“新国风”到“歌谣学”——顾颉刚吴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作为民国新知识界"眼光向下的革命"的重要成果,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历来被视为歌谣运动中的学术经典。顾颉刚的吴歌研究勾勒出从歌谣采集、整理到研究、实践的完整图景,因此得以呈现出这一学术形态的内部逻辑及其限度。民国新知识界在以民间歌谣重构新文化的同时,歌谣亦反过来被这种新文化的想象所界定。在"学术"与"运动"交叠的脉络中进入学术版图的民间文学,肇始之初即蕴含着"民间"与"民族"的双重面向,两者的互动与张力则构成早期歌谣学与民俗学实践的话语动力。在学术史的视野下重新反思顾颉刚的吴歌研究,不仅可以深化对顾颉刚民俗研究本身的理解,而且能够为民国歌谣学乃至民俗学史的讨论提供新的线索。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人——以胡适、周作人、陈寅恪、范文澜为例

丁文江曾以不无自嘲的口吻说及文人的社会价值: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旧式文人的四体不勤造成了他们面临乱世时的无奈,这样的情状多少促成了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普遍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伦理的形成.然而,在抗日战争中,中国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大批文人都把自己的雅趣搁置起来,以不同方式参加到抗日的洪流当中,个别如季羡林那样虽能继续自己的学术,却也在以后的日子有所不安:"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事业.天下可耻事有过于此者乎?".当然,为求荣计、求生计而委身为奴者自然也是有的,其数量必不多,诚心诚意者更是稀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