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朱鼎及相关诸器综考

一、问题的提出与意义公朱铜鼎所见有三器。一是公朱左官鼎,1960年陕西临潼出土,铭文为:“公朱左官(盖面横刻)“十一年十一月乙已朔左官冶大夫杕命冶喜铸贞(鼎)容一斛“(腹外横刻)(图一)二是公朱右官鼎甲,出土地点不明,后流八美国,铭文为:“公朱右官”(盖面横刻),(图二)     

膳夫山鼎年代再议

膳夫山鼎是解放前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北岐山一带的一件西周铜器,因为该鼎铭文所载历日、年、月、月相俱全,且为长篇铭文,因而其确切年代归属问题就成为学术界迄今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本文结合各位学界先贤的意见,从膳夫山鼎的形制、铭文书体、铭文内容中关于“膳夫”这一官职的演变、西周礼仪制度的演变诸方面入手,和同时代的器物作类比,并结合文献资料,从而判定膳夫山鼎当属于周宣王时期器物。     

昜王鼎铭文考释

“昜王”(昜即今“阳”字)铜鼎,1985年8月出土於湖南省桃源县三元村一座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墓内。发掘报告《桃源三元村一号楚墓》,已刊登在《湖南考古辑刊》第4辑(1987年10月出版),但对鼎铭文未加考释。近年来,学者对王鼎铭文看法不一,现将我的最初认识和对墓葬性质的看法,写成此文求教。昜王鼎铭文系刀刻在铜鼎口沿的小直唇外表,唇高仅1.3厘米,字迹清晰。铭文一行十一字,为:“十年土命昜王鼎容廿五升”。个别容易引起有疑问的字,作如下简略考证:     

王子午鼎年代考

一九七九年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二号墓内出土七件铜器,均有相同铭文。《文物》一九八○年十期发赵世纲、刘笑春同志文章(下称赵文),对铭文有很好的考释,只是没有明确铜器的铸作年代。本文据以做一点补充,续貂而已。铜器铭文,前有“王子午择其吉金”自作彝鼎,后有“令尹子庚”的慷慨文词,称此器为“王子午鼎”极是。赵文引《左传·襄公十二年》杜注:“子庚,庄王子,午也.”确认王于午即令尹子庚.又据《左襄十五》“楚公子午为令尹”,《左襄二十一》“夏,楚子庚卒,断定王子午鼎铸于襄公十五年至襄公二十一     

羽阳宫鼎铭考辨

1973年,陕西省凤翔县长青公社马道口出土西汉铜鼎一件,上有铭文三组,分别记载了此鼎当时被移用的情况,为研究汉代郊祀和右扶风古地名、宫名等提供的实物和文字资料。《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刊登王光永《凤翔县发现羽阳宫铜鼎》一文,已作了报导和考释。这里再对器铭试作考辨。一、器铭内容及排列先后三组铭文都刻于鼎腹上部。联两附耳为界,分鼎为前后两面,其刻于前后一侧的有“郡邸鼎”和“羽阳宫鼎”两组铭文。刻于后面一侧的有“高唐”一组铭文。现按原铭行次释文如下:     

说北白鹅墓地“太保”——兼谈宪鼎铭文

西周时期,“太保”是召公的生称,也用作召公家族的族名。山西北白鹅墓地出土铜器铭文中的“太保”是族名。与之类似,梁山七器之一的宪鼎铭文中的“太保”也应该是族名,不可与正文连读。     

西鼎考

<正>咸阳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兴平汉墓出土的铜鼎,鼎耳外侧竖刻铭文两行,左侧为"九斤十五两",右侧铭文暂不识。王亚庆认为此鼎系西汉中期之物[1]。细审此鼎照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鼎耳右侧的铭文,实际上应是"西"字,故此鼎可命名为西鼎。西鼎敛口,鼔腹,圜底,近似于椭圆形,其造型在西汉时期的鼎中并没有类似者,相反倒是与咸阳塔儿坡墓葬出土的三十六年私官鼎[2]及河南洛阳小屯村出土的战国嵌金银卷云四瓣纹     

丹徒北山顶舒器辨疑

江苏省丹徒县谏壁至大港一带沿江,从50年代以来,多次出土带有南方特色的青铜器,烟墩山的宜侯矢簋,上有铭文百余字,曾引起考古界研究兴趣。近来在北山顶又出土了一批春秋晚期青铜器,其中钟、鼎、缶、矛上均有铭文,它对我国东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对这批青铜器铭文的考证,先后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周晓陆、张敏先生的《北山四器铭考》(以上简称“铭考”),认为是吴王余昧墓,“尸祭”缶是吴器,盖上铭文是吴国四王的世系,矛是“余昧”矛,钟、鼎是属徐器。一是商志(?)、唐钰明先生的《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以下简称“释证”),主要考证该墓     

四十三年佐鼎与牧簋

20 0 3年 1月在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中出土器物 2 7件 ,均有铭文 ,绝大多数属宣王时期 ,其中宣王四十三年 (佐 )鼎铭文可与北宋时发现的牧簋铭文对读。牧簋器主任司士 ,受王命检察朝臣枉法的行为。四十三年佐鼎记宣王命佐“官司历人” ,参照《尚书·梓材》 ,职能也是对朝臣的监督检察 ,应即司士一系官职。这对研究当时法制有重要价值。     

眉县杨家村卌二、卌三年■鼎考释

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其中(?)二年(?)鼎、(?)三年连鼎铭文对研究西周晚期册命制度、列鼎制度等都有重要意义。(?)二年逐鼎铭订正了文献中关于杨国始封者、始封时间的问题,(?)三年逐鼎铭中的“官司歷人”对研究《尚书》“歷人”问题也有启发作用。     

论鲁台山西周“公大史”铜器铬文

在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墓M30出土的铜器内.有一组“公大史乍姬?宝(阝尊)彝”的铭文。对于这一铭文的考释,目前是有着如下三种看法: 陈贤一同志云:鲁台山西周墓“M30出土有四件鼎,器铭为‘公大□□姬?乍器’、‘公大史乍姬?宝(阝尊)彝’、‘公大史□姬宝□□’,这四件方鼎,是公大史为其夫人作器”。     

湖北宜都发现汉“竟陵”铜鼎及铭文

1985年7月底至9月上旬,我馆在湖北省宜都县陆城镇南郊配合基建工程时,发掘了一批两汉至晋代的古墓群(简报待刊)。其中一砖室汉墓出土一件带铭文的铜鼎。该鼎上有:“竟陵”铭文二字(见照片)。拙     

釴鼎考识——从山西大河口墓地出土霸伯方器的定名谈起

2007年，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M1017出土一件霸伯高圈足方形铜器，发掘报告称该器为“方簋”，但其铭文却自名为“釴”。本文从此器入手，对与之相似的铜器的定名问题进行了考证，认为这类器应该定名为“釴鼎”，并对这类鼎进行了整理与研究。     

从“函池”看“阳信家铜鼎”铭的意义

一九八一年五月,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南从葬坑中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镌有“函池”二字的计有: 鼎一件。腹外侧铭文:“阳信家,容二斗,并重十六斤,第十七,黄山。”盖外侧铭文为:“阳信家铜二斗鼎,盖,并重十四斤四两,四年二月工官得指造,第十二,函池。”炉、杯各一件。炉壁口沿外侧铭文:“阳信家铜炉,重二斤七两,三年曹孟所买,第六,函池。”耳杯底有铭文:“阳信家铜杯,容二升,重十五两,三年曹孟所买,第五,函池。”另一炉口沿外侧的铭文为:“阳信家,重二斤七两,第十,函。”另一杯的铭文刻在腹外侧:“阳信家,容一升半升,重十五两,第九,函池。”     

寝孳方鼎和肆簋

１９８１年,在山西曲沃曲村的西周墓中出土了一件商代方鼎,其铭文与研究商末年代有重要关系,业已受到学者的注意。１９８４年,张颔先生为纪念于省吾先生,撰写了《宀帚孳方鼎铭文考释》一文,对该鼎作了详细的论述①。这篇论文在《文物季刊》发表时,附有铭文摹本;在...     

三年垣上官鼎校量的计算

传洛阳西工区一带出土的三年垣上官鼎[1],形制、字体均与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垣上官鼎相似[2],只是略小一些。其铭文“垣”字和“上官”等字方向差90°,两器全同,无疑是同时的制作。蔡运章、赵晓军两先生已对这件鼎做了很好的研究,现在其基础上略加补充,和大家商榷。凡两先生已论到的,这里不再重复。鼎上第一处铭文是器的藏用者所刻,其文字是:我在小文《荥阳上官皿与安邑下官锺》中计算过两器的校量铭文[9],均属韩人所刻,铭文记的“大”、“少”是实测容积比预定的容积大或小。三年垣上官鼎的校量铭文,当系魏人所刻,所记的“大”则是预定容积比…     

也谈静方鼎铭文

《文物》1998年5期报导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此鼎从形制、纹饰看,确为一件美术精品,而从铭文看则不像西周时的铭文。特别此鼎何时出土于何地?曾为何人收藏?它出土后的流传情况怎样?均无明证,令人未敢信其为真。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指出：“虽然该器之形制、纹样具有商末周初的特征,但该时期的铜器中鲜有如此长铭的方鼎。”对此我也有同感。     

“正厥民”解

“■正厥民”解涂白奎“正厥民”句见于《大盂鼎》。鼎自清道光年间出土,已有多家进行考释。铭文为周王训诫臣子之词,内容与《尚书·酒诰》有相类处,因此学者考释多谈周初的禁酒问题。近年来,间或有学者对铭文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但铭文中的一些句子仍未能...     

哀成叔鼎铭考释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们在洛阳玻璃厂发掘清理的M439号春秋墓中,出土有哀成叔鼎、豆、(钅和)三件有铭铜器。其中,哀成叔鼎的腹内有阴识铭文八行,五十四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样的长篇铭文在春秋战国时期颇为少见,故此鼎出土后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同志都著文进行考释,使鼎铭的内容大体上得以通读。但是,对这件鼎铭的释文、人物和鼎的年代诸问题,各家还有不同的看法。因此,现将我1973年草     

也谈静方鼎铭文

《文物》1998年5期报导了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此鼎从形制、纹饰看,确为一件美术精品,而从铭文看则不像西周时的铭文。特别此鼎何时出土于何地？曾为何人收藏？它出土后的流传情况怎样？均无明证,令人未敢信其为真。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一文指出：“虽然该器之形制、纹样具有商末周初的特征,但该时期的铜器中鲜有如此长铭的方鼎。”对此我也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