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恶化状况研究——以棚民营山活动为中心

本对清代中期徽州山区外来棚民的基本状况、棚民营山活动的内容与类型、棚民营山活动给山区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徽州社会为遏制生态环境恶化所采取的应对举措等方面作了分析与探讨。章认为,清代中期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主要是由外来棚民所从事的简单粗放、掠夺式的营山活动造成的。在长期饱受生态环境恶化之苦情况下,徽州山区社会采取了驱禁棚民与封山育林,调整产业种植结构相结合的标本兼治的应对措施。     

维新派近代民权学说的历史演进

维新派“民权学说”和西方“天赋人权”学说有理论差异。民权学说没有把“民”上升到“人”的高度 ,也没有提出财产要求。但维新派对改造民众做了巨大努力 ,酝酿了十九世纪末的民众教育和民众改造运动。戊戌后民权学说有了新特点 :“民”的概念有了质变 ;民权不再是“议事之权”的狭小范围 ;接受了西方民主观念 ,使国民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意义     

1910年代安徽教师教育背景的历史考察

1910年代,安徽省教师教育背景可简略分为国外留学、新式教育和传统功名三类.不同教育背景的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群体的就职流向和生活空间.留学生、优级师范毕业生掌控了教育资源.新式教育培养的各式人才开始疏离乡村社会.传统功名者,有的凭藉原有社会资源而在新体制下仍可谋得职位;有的不断追求自身蜕变,或入新式学堂,或负笈留学以更新知识获得社会承认.广布乡间的私塾,虽历经整顿、取缔,仍顽强生存.安徽教师教育背景反映了处于新旧学制更易时期多变的社会风习与心态.     

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

绅士是中国社会中颇为重要的集团力量.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它的发展变化动向与整个近代社会历史演进的轨迹是密切相关的,关于绅士的界定,学术界不曾有统一的认识.张仲礼认为绅士是有科举功名之士;有的学者则把绅士等同于“知识分了”等等.笔者认为,绅士集团既不限于科举功名之士,又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分子,而是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的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绅士包括了生员以上的科举之士,也包括具有武功名生员以上的人员,还包括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身份,顶戴的人员(捐纳、保举等).绅士既是封建科举制,又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作为社会集团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绅士的地位举足轻重,居于社会结构体系的中心,是封建时代社会(?)但在近代社会,随着社会生活重心的转移和(?)定向的变动,社会流动非但不趋向于绅士集团反而绅士们大量向其他社会集团和阶层移转流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空前的变动,而这种变动又可视为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尺度.     

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及应对机制

从明后期开始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 ,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 ,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他们的活动损害了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 ,清代徽州民间和官方有不同的反应。由此引发我们对“棚民”的再认识和对 1 9世纪前期国家控制能力的再思考     

契约与民生: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之反思

明代以来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下,此类经济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徽州农村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地方和国家的利益.虽然清代微州民间和官方采取了不同措施以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但棚民开发在清代却长期存在.文章从契约和民生的角度分析认为,政府对契约法律效率的承认,百姓的生存以及谋利的需要,是清代徽州棚民长期存在、难以驱禁的两大重要原因.     

近代日本“被歧视部落”的身份转型

"被歧视部落"源自日本古代的贱民。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建立了近代天皇制下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一君万民论"原则下,将部落民编制为一般国民,利用神道教化等方式,规范部落民的共同体意识,将其技术、劳动和土地资源吸纳到工业生产乃至战时体制中。在"文明开化"旗帜下,知识界围绕部落民"人种"问题的争论影响了民众在人种观、卫生观、地域观与良贱观等方面针对部落民的歧视态度。普通民众与部落民之间的激烈冲突直接推动了部落民走上寻找身份重构之路:试图融入新兴民族国家的"同和"之路,或作为"特殊"的"他者"而追求解放。部落民的职业、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意识的转型,伴随着日本近代国家的建构过程。部落歧视持续至今,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复杂性。     

清中期民众自发性流迁政策考察

清代中期,民众为寻找新的谋生之地的自发性流迁行为非常活跃。政府对此实行了区别对待政策。在东北、台湾以控制民众进入为主导,但又非实施"封禁"政策,如允许内地灾荒流民出关谋生。对那些以各种形式流入东北地界者给予其或入籍定居或宽限返乡的选择。对在台湾居住年久、有业可就者不仅可取得定居权,且允许将内地眷属搬迁过去。在南方山区,基本上采取允许棚民进入谋生的政策,当然出于治安等考虑要将其纳入保甲等管理体系中,居住年久者还可获得入籍等权益。对自发入川、出口外等地开垦的民众,清政府基本持放开政策。另外,湖北、湖南西部改土归流后的地区也允许民众按照入川方式进入谋生。清中期的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内地民众的谋生压力。     

以新作物为名:乾嘉年间徽州驱逐棚民运动再讨论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和徽商崛起推动棚民进入徽州租赁山场,采用"炼山"和林粮间作模式从事木材产业,以玉米取代粟、麻等传统"花利"作物,尽管扩大了玉米种植面积,但始终未将其转变为主要农作物。棚民的数量激增冲击了徽州传统聚族而居和风水信仰体系,1788年长江特大洪灾又导致当地士绅将矛头直指玉米,最终与抵制棚民的情绪掺杂在一起,演变为一场驱逐棚民运动。     

传授、规训与共享:非正规旅游经营者的群体学习与知识流动

不同于精英阶层获取知识的正式教育模式，以非正规群体为代表的社会基层群体更多依靠非正式教育渠道实现知识技能的学习。本文将广州电视塔周边的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者作为研究对象，在个体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其知识技能学习与管理的过程。研究发现非正规旅游经营群体的知识学习表现出明显的集体行为特征，知识在群体组织网络中高度依靠关系导向实现流动共享，并且在群体内部形成了“核心-次核心-边缘”的等级体系，知识的流动又被作为维护等级权威的规训管理手段反作用于群体组织。此外，群体通过知识技能的标准化来增强集体的共享互惠效果，形成非正规旅游经营群体“自下而上”的群体学习与知识流动的有力保障。     

跨国教育流动中的刻板印象与身份建构——以在美中国留学生为例

伴随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不断扩大，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中的体验和经历备受关注。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在美中国留学生与美国本土社会及国内社会的互动，及互动对其塑造社会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一方面阻碍了该群体的深度融入，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自我规训”，使该群体对于美国社会产生一定的疏离感。此外，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留学生增强了其国家认同，中国人身份和留学生身份处于共生共荣的关系。然而，来自“群体内”的刻板印象增加了留学生群体社会认同建构的不确定性。因此，在美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身份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在“人-人”和“人-地”的互动不断发展和变化。     

明清道教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探析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民众化趋势。在神仙功能上,唐宋以来道教的救世度人的群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道教所崇祀的神灵,均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人们解脱现实苦难,诸如关帝、送子娘娘、八仙等等。这一民众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众的功利性心理需求,从而为神仙信仰赢得了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基础。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既是对明清时期社会动荡的积极应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融合。     

近代地方精英群体的养成机制初探——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科举废除后,近代地方社会精英群体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士绅凭借旧时功名,新式精英依靠学堂学历,跻身于地方政权建设中。地方精英养成机制呈现出多元化、过渡化的特征,并伴生劣质化的特征。     

过渡时代的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国译员群体探析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近代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官方译书机构,集聚了多达50余人的中国译员群体。他们普遍热心西学且学有专长,其籍贯来源多集中于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地区;除少数考有功名外,其多数出身于科举时代没有功名的普通知识分子;其教育背景新旧杂陈,接受洋务教育者居多。其群体构成反映了近代初期较早接触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的某些共同特征。在翻译西书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书目选择、专业名词创设及"西译中述"方式的译书活动,在与西人合作下,完成大量高质量的西学作品翻译,对近代西学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他们是晚清翻译高潮中相当数量的中国译员群体的一个缩影,是被动开放的中国在急需引进西学而又缺乏人才情况下的过渡时代的译才。     

民众教育馆的博物馆教育模式管窥

<正>19世纪后半叶西学东渐,清末推行“新政”,围绕“启民智、育新民”的各种社会教育理念与实践,出现了新式学堂和通俗教育所等机构,它们通过普及民众知识,提高民众素养,引领与推动了地区社会教育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将北洋政府时期盛行的通俗教育馆（以下简称通教馆）改为民众教育馆（以下简称民教馆）,     

清代华北儒医的形象与社区角色——以地方志记载为中心

清代政府在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医疗体系建设中并未承担主要职责,这为儒医在社区生活中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儒医在承担济世救人角色的同时,也是如慈善、修桥铺路、义学书院、水利工程等地方公共事务的有力参与者、支持者和推动者。医疗技艺、医患互动和行医的道德资源,使儒医能够参与组织多方面的社区公共事务,并因此获得在基层社会中的特殊身份地位,从而与依靠功名、财富和德行及宗族等社会资源的乡绅,共同成为在基层社会发挥影响力的重要群体。     

明清道教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探析

明清时期道教的发展呈现出较为突出的民众化趋势。在神仙功能上,唐宋以来道教的救世度人的群体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明清道教所崇祀的神灵,均与民众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能够帮助人们解脱现实苦难,诸如关帝、送子娘娘、八仙等等。这一民众化过程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民众的功利性心理需求,从而为神仙信仰赢得了更深层的民众心理基础。神仙功能的民众化既是对明清时期社会动荡的积极应对,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同时又有利于中国文化的统一与融合。     

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保甲融于自治之中,在基层社会创设保民大会。保民大会与乡镇民大会、县市议会共同构成了新县制下的民意机关,对推动民众参与地方自治、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民大会也成为政府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的工具。     

解读荀子君民关系思想研究中的争论

在荀子看来,作为社会多数的民既无德也无知,不具备从政的能力。因此,荀子在构建其君民关系论时,一方面从论证君主制政治合理性的角度提出了立君为民观点,这是典型的民本思想;另一方面从君主施政的角度把民众排除在外,确立了君主的政治主宰地位,这是明显的君本思想。民本和君本在荀子思想中并行不悖。这或可解答学界在荀子君民关系思想研究上的争论。     

余庆毛氏清朝科举人物考

余庆毛氏入黔已有千年,有科举功名人物记载自清始,据各文献统计,有清一朝,有功名者达百余人,达到余庆县科举人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他们中为官者造福一方,居乡者为地方乡贤.本文对清朝毛氏取得科举功名人物的考察,至少说明余庆取得功名的毛氏有相当部分是土司后裔,余庆毛氏大批科举人物的出现,表明余庆土司对科举这种国家制度的充分认同.作为地方表率,这一群体维护了地方稳定,推动了地方经济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