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强掳中国战俘、劳工的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强掳中国、朝鲜和美国等同盟国的战俘和人民到日本做苦役。其中强掳中国战俘劳工达4万人。因为种种原因,这一问题在当时没有进行认真追究。在二战胜利51周年后,仍然是一个战后遗留问题。当受害的战俘劳工通过不同途径向日本方面交涉时,日本政府和企业却相互推诿,不肯承担责任。那么到底谁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呢?本文想通过日本强掳中国战俘劳工的具体事实,简要分析一下日本政府、军队、企业及日伪劳工组织的具体责任,以促使此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杜月笙调解工潮探析

在1927-1937年,特别是在30年代前期,杜月笙在上海工潮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当时,沪上各大报纸经常载有杜月笙调解工潮的消息和鸣谢杜氏调解的启事,无论国民党政府、租界当局,还是华洋资本家,包括一些普通的工人、群众,众口喧腾,杜月笙调解工潮似乎已经成了旧上海社会生活的一种经常现象,杜氏的所谓“闲话一句”,更为一些人吹得神乎其神。一位国民党的驻外使节在向一名美国记者描述杜氏调解1932年法电工潮时曾说,只要杜打一个响指,工人就都乖乖地回去复工。话虽玄乎,但杜氏与30年代前后上海工潮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可惜至今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仅就杜月笙插手工潮的背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工潮与国民党的蜕变

自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后,国民党从地下党一跃成为执政党,在其领导下北平城内工会次第建立,并掀起一股工潮。在北方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工会并未因北平市党部的领导就获得天然的合法性,而是不得不依法避免被取缔的命运。作为工潮领导者,北平市党部在党内权力斗争中进行着人员更替,具有国民革命信念的党员逐渐地被逐出。在地方政治权力争斗中,北平市党部逐步被边缘化,工会领导权转移到政府手中。     

国际劳工组织首届亚洲劳工大会在中国的酝酿及其流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国际劳工组织为保护劳工权益而生,最初将工作重心放在欧洲,对其他区域关注不足。在亚洲代表的倡议下,召开亚洲劳工大会、解决亚洲劳工特殊问题被提上国际劳工组织的议程。日本和印度较早地主导了亚洲劳工大会的相关议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方面积极参与其中,但因各国政府态度不一和中日关系紧张,相关议程进展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亚洲秩序发生深刻变革,中国开始谋求主导亚洲劳工会议,为此与印度之间曾发生短暂的举办权之争。作为妥协的结果,1947年印度顺利举办亚洲劳工预备会议,而拟于中国召开的正式会议却因国共内战而流产。亚洲劳工大会的具体筹备过程体现了亚洲劳工大会与劳工权益、亚洲秩序和国共政争的复杂关系,被赋予了超越劳工议题之外的意涵,显示了劳工权益保护背后所牵涉的国际秩序与国内政治角力。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劳工福利政策及其缺陷

劳工 ,从狭义上说 ,系指被雇用从事生产或担任劳务并领受工资之人 ;从广义上说 ,也包括收入比普通工人丰厚 ,地位比普通工人优越的职员。本文所说的“劳工”是指广义上的劳工。劳工福利 ,指工人在劳动报酬以外 ,由工人组织、资方或政府举办的旨在改善劳工生活、增进劳工智能的设施 ,如工人住宅、医院、图书馆、文化补习学校、文体娱乐场所等等。劳工福利政策系指政府为了改善劳工生活、增进劳工智能而制定的办法和措施。抗战时期 ,劳工福利得到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广 ,到抗战胜利时已形成了体系和规模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试图对抗战时期…     

李鸿章为海外华工维权

19世纪中叶列强染指中国后,曾诱骗和拐掠大批华人出洋充当苦力,秘鲁掳获华工的情况便很有代表性。1849年,秘鲁人来到广东、福建,用种种诱人的条件招聘劳工去秘鲁干活。为表示真诚,他们还带来契约要劳工签字,只不过契约全是西班牙文。一些中国人被哄骗在契约上按了手印,而另一些人不愿远离故土,秘鲁人就采取了绑架手段。     

虎头要塞 “二战”最后终结的地方

虎头要塞是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后战场,文章对其修筑背景、设计结构进行了介绍,有叙述了修筑要塞的劳工来源和军事装备,最后讲述了虎头被摧毁的过程。     

二战期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

二战期间在日本的中国劳工陈景彦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曾从中国各地掳掠了近４万名中国劳工至日本。关于这一问题,目前国内研究极少,更缺乏较系统的研究成果。考察与分析日本掳掠中国劳工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劳工在日本的遭遇,不仅有助于了解二...     

阎锡山的西北实业公司何以几无工潮

西北实业公司是民国时期山西工业建设体系的集大成者,当时在全国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其却很少发生工潮或工人运动。经过史料爬梳发现,阎锡山运用恩威并济的治理策略将工潮扼杀于萌芽状态。阎氏将公司性质全民化模糊了工潮的运动对象,通过提供较好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以及制订严厉的纪律惩处制度消解了工潮诱因,借助频繁的思想教化泯灭了工人斗争意愿,并以各种组织限制工人行动自由,甚至通过相互检举、特务密报等举措对工人进行严密监控,从而使工人既不愿也不敢"运动"。     

日本侵略者强掳虐待中国劳工的真相──驳斥日本某些人为强掳中国战俘劳工辩解的言论

日本侵略者强掳虐待中国劳工的真相──驳斥日本某些人为强掳中国战俘劳工辩解的言论何天义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曾从华北强掳８００多万中国人到＂满蒙＂和日本当劳工，为其侵略战争服苦役。据日方的资料，从中国强掳到日本的战俘劳工达４万人。当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战...     

我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惨况

我是通州人,自幼以务农为业。31岁那年在通州下落垡村被伪新民会特务抓走送到日本当劳工,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现将我亲身遭受的奇灾大难,回忆记述如下。     

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杜锡珪

民国时期，闽籍海军将领在海军界占主导地位，他们的活动对民国时期特别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其中杜锡珪就曾以海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在中华民国史上写下重要一页。后又率领海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导致北伐战争迅速胜利，其生平事迹颇值得后人研究。     

李石曾与一战旅法华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改变法国劳动力资源奇缺的局面,约有14万中国劳工远渡欧洲支援前线,为协约国的胜利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知识文化水平较低,十余万中国劳工他们很难快速融入法国社会。李石曾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旅法华工进行教育、保护,提高了华工自身能力和社会地位,架起了一座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死亡原因分析

二战期间日本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不足,曾从中国强掳了近４万名中国劳工至日本。根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的统计,有６８３０人死于日本国内与途中,①占中国劳工乘船人数的１７５％。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劳工死亡原因的具体分析,揭露日本政府与企业掩盖中国劳工死亡原因,推卸强掳、奴役、虐杀中国劳工罪责的真相。一《外务省报告书》（要旨）篇中关于中国劳工死亡原因是这样记述的：“死亡原因,大部分为疾病死亡,在总死亡数６８３０人中,有６４３４人是疾病死亡,即占总死亡人数的９４２％,伤害死亡３２２人,只不过占４７％…     

曾为毛泽东蒋介石开车

替毛泽东开过车 邰学海是河南人,由于开车技术好、人可靠,他曾为毛泽东开车40多天。 抗战胜利后没多久,毛泽东就在美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到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务局长陈希曾指派邰学海为毛泽东开车。“毛先生那时住在张治中     

20世纪拉美国家劳工立法的发展

拉美是第三世界较早制定工厂法和劳工立法的地区。早在20世纪初,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起步较早的拉美国家就开始了劳工立法工作,内容涉及工时、最低工资和加班等。20世纪初期以后劳工运动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进了拉美劳工立法的进程。墨西哥是拉美地区最早制定综合性劳动保护法的国家。继1917年宪法确认了劳工权利后,1929年墨西哥颁布拉美地区第一部综合性的《劳工法》。墨西哥劳工法成为其他拉美国家的范例,许多国家仿照墨西哥的模式,不仅在宪法中增加了劳工权利条款,而且制定了专门的劳工法。     

“环境焦虑”与澳大利亚殖民地反华话语的构建

19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欧洲裔移民社会通过渲染华人对自然资源的浪费、水土环境的破坏以及引发流行病等现象,将一种对环境恶化的焦虑感融入反华话语的构建之中。从华人移民劳工进入殖民地伊始,社会舆论就探讨了其与环境的关系。在牧羊业扩张时代,华人劳工一度被认为具有更高的环境适应力,但在淘金热引发环境巨变后,移民劳工舆论开始强调华人对生产环境的直接破坏,而政治精英们渲染华人威胁殖民地生态的整体健康,借此强调排华政策的合理性。澳大利亚的案例说明,欧洲拓殖型殖民地种族矛盾不仅存在于经济与文化领域,而且包含一种生态竞争的内涵。     

梁诚与抵制美货运动

一、美国排华是其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19世纪中叶,美国出于开发太平洋沿岸的需要,开始到中国招募劳工,以从事开矿、筑路、农田垦殖及捕取鱼类等项工作。这些中国劳工被称为华工。华工初来之际,因其勤劳和善良,曾受到太平洋沿岸社会各阶层普遍欢迎,因而美国联邦及地方政府均采取鼓励华工来美政策。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中规定,两国人民“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便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据美国官方统计,1851—1861年,入境华     

黄、庞思想和湖南劳工会的性质

黄、庞思想和湖南劳工会的性质田刚湖南劳工会是中国早期现代工会之一，存在时间较长，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它的成立到其领袖黄爱、庞人铨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为前期；黄、庞牺牲后到它停止活动为后期。在前期，湖南劳工会产生在五四运动之后，率先冲破旧式工会的...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证——殉职劳务者之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步完成对东北的军事占领,为了掠夺整个东北的物产资源,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在东北大肆修筑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同时,日本关东军妄图以黑龙江为战略后方,做好对苏作战准备,永久霸占中国,沿东北与苏联的边界,根据地理位置、战略意义划分为4个正面战区,修筑"国境阵地"等浩大的军事工程,以实现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掠夺,支撑其侵略战争。关东军从中国东北、华北和华中等地先后征集劳工,修筑公路、铁路、军事基地。广大劳工被迫从事无偿、繁重的、没有生命保障的苦役,生活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很多人冻死、饿死、病死、被打死。特别是军事工程完工后,为保守工程秘密,许多无辜的中国劳工被残酷杀害,以至各地出现了许多"万人坑"。在黑河市爱辉区纳金口子村西的公路旁,就有一个中国劳工万人坑,那里成为中国劳工的最后归宿。在"万人坑"附近,日本侵略者欲盖弥彰地立一座碑——殉职劳务者之碑,昭示着日军的血腥暴行和赤裸裸的侵略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