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初统治者对汉族上人的重用

女真族是生活在东北的一个游牧民族,公元11世纪迅速崛起,在北方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奴隶制政权。随着女真族的不断发展,其势力深入到华北和中原地区,金为了稳定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吸纳了大量的汉族士人,参加到政权建设中。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对金政权转变统治方式,改变落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使女真族由奴隶制国家过渡到封建社会。本文通过金初女真统治者吸纳和重用汉族士人,进而探讨汉族士人在巩固金初统治,促进金政权封建化所起的积极作用。     

辽代汉族士人心态探析

辽代汉族士人的心态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最初,他们或隐或逃,拒绝与新生的辽朝政权合作。但是,周边汉族政权尤其是北宋政权的接连失败,破灭了他们的光复之梦。与此相反,新兴的辽朝政权却显得生机勃勃,他们还以种种怀柔手段相笼络,积极为汉族士人施展政治抱负提供舞台,干方百计争取汉族士人的合作。最后,汉族士人终于和契丹贵族走到一起,共同成为辽朝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色目士人研究综述

萧启庆先生在《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第57页）第三章《论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中这样定义“士人”：“我所谓‘士人’,是一个文化与社会群体。从文化观点言之,士人必须具有正统儒学教育与士大夫文化,并接受儒家基本理念与伦常的规范。从社会观点言之,其人可能是显宦,可能是缙绅,也可能是布衣,但都属于一个菁英身份群体,受到社会尊崇。士人原是中原社会的产物,但是士人文化具有普世性,凡接受士人文化的异族人士都可视为士人。”     

近十年来金代汉族士人研究述评

金 ( 1 1 1 5— 1 2 34)是 1 2世纪初由女真族在中国北方建立的王朝。女真人从金太祖阿骨打开始 ,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灭掉了辽和北宋 ,并与南宋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 ,从而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地域广阔 ,经济发展 ,民族融合 ,社会进步的强大政权。金王朝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 ,汉族士人对促成金王朝的兴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深入研究汉族士人与金王朝的关系对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汉族士人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 ,具有典型意义。对金代汉族士人的研究 ,可以上溯到金朝末年 ,至于取得重大进展则…     

从《魏书·礼志》第一卷看拓拔鲜卑祭祀的汉化

《魏书．礼志》第一卷主要是记载北魏自道武帝拓拔珪建国至孝文帝元宏时各种祭祀的演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拓拔鲜卑在政治信仰上极其复杂曲折的汉化过程。     

北魏州郡学的统一建立与拓跋鲜卑的汉化改革——兼谈北魏汉族士人儒学复兴的艰辛历程

北魏州郡学不是承袭汉魏地方官学传统,而是承汉魏中央官学体系而来,学校名称、教师称谓、学制规模、考试方法均与两汉太学相似。这是因为北魏前期的中书学不能代表儒学教育传统,汉族士人将州郡学的建立看作儒学在中原的复兴。以冯太后为代表的决策者也将州郡学的建立作为一个切入点,为太和年间全面深入的汉化改革开启序幕。当汉化改革全面完成,中央官学进入正宗的儒学教育体系之后,北魏州郡学也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回到地方国民教育体系中去。北魏州郡学的建立反映了北方汉族士人重建中原儒学教育的艰辛历程。     

试论北魏政权的汉化

从公元220年曹魏建立到公元589年隋灭陈,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这是我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它是我国秦汉和隋唐两大鼎盛之间的过渡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地位。南北朝时期更是我国民族融合的高峰时期,而民族融合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形式则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西晋末年,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起大大小小很多政权。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是—走向汉化。而汉化程度最深的一个政权无疑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政权。本文从拓跋焘,冯太后,孝文帝三个时期系统的论述北魏政权全面汉化的表现。     

略谈北魏后期的实封和虚封

北魏建国前后,特别是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建国以后,在汉族地主士人的帮助下,制定了五等爵位制。但北魏前期,五等爵系虚封,孝文帝太和年间,逐步实行食邑制,封君获得封户上缴的部分封建租税,北魏才由虚封转向实封。史书把此事简称为“五等开建”、“开建五等”,“开革五等”等等。但是食邑制实行后,北魏仍存在有虚封爵位制,也就是说,同时并存着实封和虚封两种制度,这点往往为后人所忽视,也造成     

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的社会交往初探

在中国中古门阀政治的背景下,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对于维护和提升其政治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虽然在政治上受到较大的限制,但他们仍然试图在现有政治状况之下,通过社会交往建立社会网络,从而形成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并获得有效的政治资源。乡里社会是汉族士人展开社会交往的基础,他们也十分重视。随着仕宦于平城的汉族士人逐渐增多,平城就成了北魏前期汉族士人社会交往的中心。以崔浩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和青齐地区的汉族士人的交往成了这一时期较为明显的两种社会交往形态。当然,汉族士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往往受到政治的牵连。     

孙中山与邹容民族主义思想之异同

清朝政府统治中国200多年,对汉族采取了民族压迫政策,因而被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称之为“私心狭义的部族政权”。这样的民族政策造成了中华民族素质的总体下降。孙中山先生对此有切肤之痛:“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专制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     

石氏家族的中原之路——石解墓志释读

代北胡姓在魏孝文帝改革时,进入中原的族姓基本都改成汉姓,除了众所周知的若干大姓,其实还有不少中低等氏族,乌石兰氏改为石氏即是其中之一。历时数百年后,随着南下、汉化、改姓、改籍贯等,进入唐朝的石氏家族,已经汉化,但仍然保留了代北胡姓的影子或尾巴,甚至与汉晋中原石氏纠缠不清。通过对"唐故衡王府长史致仕石解府君墓志铭并序"的释读,同时辅以撰写者石洪的相关材料,可以得知,石解与从弟石洪,虽然有可能是分属风马牛不相及的汉胡族系,但起家走的都是科举之途,发达和辉煌也与文化素养有直接关系,两门石氏辗转各地,在石解和石洪前后几辈逐渐形成以河南洛阳为中心的居住和仕宦圈,反映了部分中等士族在唐后期向洛阳集中的趋势。其中,代北胡姓社会关系网的遗存仍然若隐若现。     

汉代北边的"关市"

汉代北部边疆的"关市"自汉文帝时代已经开始发挥活跃经济交流、促进民族往来的作用,自汉武帝时代起其在新的条件下得到了新的发展,甚至在汉王朝与匈奴处于战争状态时期,依然联系着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往。战争中匈奴"攻当路塞"和汉军"击胡关市下",其实都意味着对"关市"的直接破坏,也都是利用了"关市"吸引多民族群众的经济作用。《后汉书》所谓"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说明"关市"的作用,是边地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通关市",是汉代北边贸易往来的重要形式,除此正当途径外,北边贸易还有非正常乃至非法的形式。     

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

秦汉时期共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以五行相胜原则运转的五德终始说、以五行相生原则运转的汉为尧后说,以及董仲舒所创三统说。秦到汉武帝时,五行相胜的五德终始说占政治史观的主流,汉昭帝以后则被五行相生的政治史观代替,董仲舒创立的三统说在汉武帝时形成,此后便和五行相生政治史观平行发展。这三种政治史观都与阴阳五行有密切关联,并对秦汉乃至以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

汉武帝元封五年设立的刺史制度,传统中的观点大多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其实,“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是将全国除京畿以外的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做”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有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     

汉代庙制问题探讨

西汉采用了每帝各专一庙的“独宫庙制”,并因时立制广设郡国庙,空前强化了宗庙的政权象征作用。从汉元帝时开始,依照儒家经典变革庙制,废置了郡国庙,并初步确立了按昭穆迭毁宗庙的庙制原则。东汉前期,创立了“同堂异室”的庙制形式,西汉诸帝和东汉诸帝分祭于高祖庙和世祖庙。献帝初平年间,虽然采纳蔡邕建议,实行了以“天子七庙”为核心的复古改革,但却没有改变“同堂异室”的庙制形式。     

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户籍问题

三杨庄聚落遗址发现的庭院内的房屋建筑,符合汉代一般民户建筑的"一堂二内"的记载,也与汉代"五口之家"的家庭规模相适应;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一宅"的面积是"大方卅步",约相当于今天1700多平方米。三杨庄聚落遗址中庭院面积近2000平方米,基本符合《二年律令·户律》中普通民户"一宅"的面积。这表明汉代关于住宅大小的规定,可能是一项长期实行的比较稳定的制度。汉代人所抨击的"田宅逾制"问题,是说"田"、"宅"都不能"逾制",其中"宅"的面积大小的规定必定是长期存在的;三杨庄庭院遗址,可能就是《二年律令·户律》中"民宅园户籍"中"宅园"的真实再现,"民宅园户籍"应是记载民户家庭人口情况、住宅及其附属物"园"情况的综合簿籍。     

"汉家尧后"说考论

两汉时期曾有“汉家尧后”一说的流行。此命题旨在证明尧帝是汉家天子的“祖先”,而汉朝统治是尧帝神圣统绪的光大。只有从文化背景入手,结合上古的崇圣观念与正统观念,才能正确把握“汉家尧后”说产生的思想根源。而“绍休圣绪”与刘家实际上“起于巷闾”的矛盾,则是汉朝统治者炮制“汉家尧后”说的直接动机。“汉家尧后”说的产生与王莽篡位阴谋无关,它是汉朝政治需要的产物,最早出自谶纬,文献依据在《左传》中。     

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

先秦社会的氏族残余比较浓厚,昭穆制度影响较大。秦汉时期,皇权取得了独尊地位,"父子相传"的皇统传承规范成为制约帝陵布局的重要因素。西汉葬于渭北祖陵区的皇帝有八位与其前任皇帝属父子关系,而文帝因为平辈冲突,宣帝因为代际缺环,均未入葬祖陵区。平帝虽与哀帝同辈,但西汉后期以来,"为人后"原则日渐成为皇权传承的补充条款,王莽本着这个原则,葬平帝于渭北。     

汉画像石所见周礼遗俗

本文结合文献资料,具体考释了汉代画像石中的"孔子见老子"、"胡汉战争"、"投壶"等画像,认为这些画像所反映的献挚礼、献俘礼、投壶礼皆为周代遗俗.     

外朝化与平民化:中国古代郎官考述

起源于先秦,盛行于秦汉的郎官在中国历史上沿着由内向外和由高向低的两种趋势发展、演变。“由内向外”即指郎官从侍卫、参谋的天子近臣逐步给事外朝官吏,诸郎名称与其给事的官职日趋固定化。“由高向低”是指郎官由“官郎”走向庶民,即郎官之平民化。郎官在沿着上述两种趋势演变的过程中,汉武帝创制的郎官给事中外朝制度和东汉的三署郎补吏制度无疑起着加速剂的作用。历经九品中正选官体制占主导的魏晋南北朝,郎官完成了这两种趋势的演变。隋唐以降,中枢郎官如“侍郎”、“郎中”、“员外郎”基本不再变化;而郎官自上而下的趋势虽有隋唐“贵郎”之反复,终改变不了郎官平民化的趋势。宋代以来,各行各业的平民均可自称或他称为郎,郎逐渐成为从事低贱工作者的代名词。郎官之外朝化与平民化是中国古代“近官”外朝化与平民化的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