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

本文考察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的形制变化,认为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隋至唐初,其制度是在石函内安置多重容器,通常由内至外是玻璃瓶、铜函、石函,舍利函造型是中国式歪顶盖方函;第二阶段始自唐高宗时期迎法门寺佛骨舍利时,由皇后武则天首创以贵金属制作的微型中国式葬具棺、椁为容器,其定制大约中断于唐武宗会昌灭法时;第三阶段是唐宣宗复法至唐亡,除仍沿用金棺银椁外,更新兴以小型塔子为容器,常在多重宝函中最内置盛舍利的小型塔子。唐以后,随着佛教的世俗化,舍利容器的形貌也突破原有规制,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陶瓷质佛教舍利容器分类研究

陶瓷质舍利容器是盛装佛教舍利的陶瓷器皿,宋代开始逐渐增多,包括瓶、罐、塔、盒等不同种类,造型丰富,各具特色。本文系统梳理历代陶瓷质舍利容器的有关资料,进行分类研究,由此管窥中国古代佛教舍利装敛方式的时代特征。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铜容器风格分组及考古背景研究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所出铜容器按照可能存在的不同来源分为4组:A组为与中堎水库铜器群有传承关系者,B组为经改制者,C组为来自不同文化传统者,D组为前3组的后续产品。将分组结果纳入大洋洲商墓内铜器摆放位置的5个分群进行考察,可知各群在组合方式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更强调器物本身的属性。联系江西赣江流域青铜文化格局,可推测大洋洲商墓的铜容器应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铜容器风格分组及考古背景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所出铜容器按照可能存在的不同来源分为4组:A组为与中堎水库铜器群有传承关系者,B组为经改制者,C组为来自不同文化传统者,D组为前3组的后续产品。将分组结果纳入大洋洲商墓内铜器摆放位置的5个分群进行考察,可知各群在组合方式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特征,更强调器物本身的属性。联系江西赣江流域青铜文化格局,可推测大洋洲商墓的铜容器应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     

吴越国时期的佛教遗物—以阿育王塔、刻本《宝箧印经》、金铜造像为例

吴越国时期的佛塔内往往发现有众多佛教遗物,包括舍利容器、佛经、造像等,尤以阿育王塔、刻本《宝箧印经》、金铜造像最富特色。本文系统整理了吴越国时期的舍利容器——阿育王塔、法宝——刻本《宝箧印经》、佛宝——金铜造像,有助于深入认识该时期的佛教遗物。     

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

叶家山M107是位于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中部的一座中型墓葬,出土铜、陶、玉、漆木等质地器物110余件套。根据墓葬及随葬器物特征、铜容器铭文,可推定该墓为西周早期曾国贵族墓葬。10件带铭铜容器铭文族徽大多相异,表明该墓铜容器来源较复杂。铭文"西宫"是第一次出现在西周早期曾国青铜器铭文里,值得关注。     

山西浮山南霍东周墓出土铜容器制作工艺考察

<正>南霍墓地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浮山县南霍村。1998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春秋晚期铜容器墓5座(M9～M13),出土铜容器鼎、甗、敦、豆、盘、匜、共23件^[1]。本文分类考察此批铜容器的制作工艺,以期揭示其工艺特征和技术水平,为晋国铜器和晋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科学资料。     

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青铜容器的科学分析与研究

本文采用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及能谱仪对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青铜容器进行了科学分析。结果表明,石鼓山青铜容器均为铸造而成,未见锻造工艺使用;石鼓山青铜容器的材质包括铜锡二元合金、铜锡铅三元合金以及铜铅二元合金三种,而且材质类型与器物的文化属性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入认识商周之际青铜制作技术的发展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湖南商代青铜容器的动物纹饰与祭祀文化

湖南是南方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如人面纹铜方鼎、四羊铜方尊、象形铜尊、猪形铜尊、牛形铜觥、凤乌纹铜“戈”卣、“癸举”铜卣、鹗形铜卣、牺首兽面鱼纹铜罍、兽面纹铜瓿、“皿天全”铜方彝、虎食人形铜卣等青铜容器,显示了湖南青铜器的地方特色与神秘意味。这些青铜容器以尊、卣等酒器发现最多,以动物纹饰为最突出;     

何家村窖藏出土唐代金银器属性探讨——以莲花图案为例

何家村窖藏的发掘已经有四十多年,其归属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如果全部是日常生活用品,怎么会有如此多的整齐划一地使用了莲花纹饰的器物?又怎么会在同时期其他场合找到与之如此相近的舍利容器?本文试图通过与佛教造像上佛座的莲花纹饰、法门寺供养器上莲花纹饰以及法门寺特色舍利容器的比较,认为何家村金银器属于皇家专用,且属于皇家的佛教供养器物。     

唐代舍利容器纹饰的文化内涵

唐代佛教文化鼎盛,佛教舍利容器纹饰内容复杂、题材多样,展示出印度与中国两种各具特色的纹饰图案“共冶一炉”的文化现象,既是佛教艺术中国化过程的缩影,也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工艺美术和哲学观念领域交流融合、相互影响的实证。     

太原龙泉寺出土唐代五重棺椁工艺初探

2008年5月,太原太山龙泉寺一座唐代佛塔地宫内出土一件石函。石函内套装有鎏金铜饰木椁、木胎鎏金铜椁、木胎银椁、金棺,共计五重棺椁。为研究该五重棺椁的制作工艺,并为保护修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综合采用了切片显微分析、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X射线成像检测等科学分析方法对五重棺椁的材质成分和棺椁结构进行分析检测,并初步探讨了工艺过程、容器组合、多材质使用等相关问题。     

汉·三国佛教遗物的图像学──西王母和佛

汉·三国佛教遗物的图像学──西王母和佛［日本］曾布川宽潘秋枫（译）目前,发现了许多后汉、三国、西晋时期明显与佛教有关的文物。主要有画像石、摇钱树、神亭壶、陶瓷器、铜境等。这些都是佛教初传中国时,当时中国人对佛教受容程度的重要史料。因此,我想从图像学方...     

西藏珍宝

正大明永乐铜镏金烟墨天女像明朝永乐和宣德年间,在当时朝廷造办处制作了数量庞大、工艺精美的诸多佛教造像及其他法器,包括佛教乐器和供器,且源源不断地传入西藏境内。国内外佛教造像研究者普遍认为,西藏境内收藏的永乐和宣德年间制作的佛教器具基本属于明朝皇帝赏赐给西藏各大教派上师、法王的礼品。但在西藏喇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石刻造像选粹

##正##佛教艺术最晚至东汉(公元二五～二二○年)就已在中国流传,四川等地发现的铜摇钱树和摩崖石刻上都曾找到过佛像。这些佛像的造型风格受犍陀罗佛教艺术(Gandhara,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其佛教艺术是希腊和印度风格融合的产物)的影响。旧金山     

殷墟墓葬青铜礼器组合的新思考

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是研究青铜器的重点。前人已指出,殷墟青铜礼器组合是以"觚、爵"为核心的"重酒组合",并随着各期不同器类的流行,产生不同的组合。但青铜器组合反映的都是墓葬等级和社会关系的变化。本文通过观察发现,殷墟青铜器组合可以在此基础上细化,"觚爵成套"和"偶数配列"是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的基本形式。     

略论云南大理崇圣寺主塔发现的舍利容器及其瘗埋方式

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的主塔是一座非常著名的佛塔,在1978年对其进行修复时发现了大量与佛教相关的文物,其中的舍利容器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将其分为四组,分别对其年代和组合方式进行了分析,并对舍利的种类进行了探讨,认为崇圣寺三塔主塔所安置的舍利分为以水晶珠作为替代品的舍利和法舍利(陀罗尼经咒)两大类。在年代上,本文推断其修建的上限在8世纪前半叶。     

黑水城出土西夏《阿弥陀佛接引图》中龙凤纹佛衣考

龙凤纹样组合作为中原王朝皇帝服装纹样组合最早出现在南朝梁时期,大约到了宋代开始成为帝王的专用服饰纹样。唐宋都曾出现皇帝加封道教神祇帝号,所以让这些拥有帝号的道教神祇穿着帝王服装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但在佛教服装中出现龙凤纹样组合的情况却比较鲜见。饰有"龙凤纹"的佛教服装应该早在西夏时期已经出现,西夏佛衣上出现龙凤纹大致是受到帝王造等身佛像、中原道教及唃厮啰佛教信仰的影响。     

山西临猗双塔寺北宋塔基地宫清理简报

塔基地宫清理是佛教考古的重要内容,本期发表了山西临猗双塔寺西塔北宋地宫清理简报,此地宫建筑装饰讲究,出土石函、银棺、木棺、舍利瓶等多种舍利容器,这些容器制作工艺精美。还发现大量材质各异的“佛骨”舍利。本期还刊布了四川成都市一处商代遗址和两座战国土坑墓的资料。战国墓内出土的青铜容器和兵器品种丰富,特色显明,为巴蜀文化的研究增加了新资料。     

山东临沂四面柱体造像碑之考察

2009—2011年,山东博物馆对山东临沂地区佛教造像碑进行了多次调查,与相关金石文献对比,可判断这批佛教造像碑多数为北齐遗物,少数晚至隋代。临沂佛教造像碑具体特点有:碑身柱体,四面等宽或两面略窄,南面为正方位;四面造像,多为两段式,上段雕刻龛像,下段刻铭或留白(也有雕刻龛像的);造像题材中维摩诘图组合别具一格,龙衔莲花图十分流行,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在临沂地区之外十分少见。临沂佛教造像碑形制、造像特征虽源自西部邻省和山东中部地区,但也有自身原创特色,唐代流行的龙虎塔图像当与其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有极深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