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

本文认为中日之间产生历史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行违背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地伤害战争被害国人民的感情。同时,文章也指出:除了政治原因之外,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解决历史认识的差异,需要通过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是中日历史共同研究过程中贯穿始终的原则。而相互理解的前提是首先需要将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视为具有普世意义的目标。文章强调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必须针对历史问题的产生原因,不是进行所谓“政治框架以外的议论”。     

日德政要对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及相关思考

战后,日德两国政要对侵略历史的不同态度,主要表现在对战争性质和侵略罪行的认识、历史教育、战后赔偿等问题上。如果包括部分政要在内的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得不到遏制,那么中日两国重新走向交恶亦绝非惊世之语。中日两国历史悲剧能否重演,将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1、日本政要能否正视侵略历史,真正反省战争罪行;2、日本国民能否全部走向觉醒,不再盲从日益抬头的右翼势力;3、中国本身能否迅速走向崛起,并与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行径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作者最后还就避免历史悲剧重演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具体思考。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人高潮。1992年,江泽民总书记成功访问日本和日本天皇夫妇成功访华,曾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高潮。但好景不长,此后不久,中日因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的政治摩擦频繁发生。     

日本人的战争认识

文章从日本平民的战争责任认识的层面,对战后日本社会出现的关于侵略战争的模糊和错误认识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一般习惯从自己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的经历中理解战争,即站在“被害”的立场上认识战争,而很少意识到战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质,即缺乏“加害”的责任。战后的日本历史教育没有向年轻一代正确地传授关于侵略战争的历史知识,从而使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很不充分。文章认为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战后对日本战争犯罪责任追究的不彻底性。文章着重分析了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认识与当前日本社会政治右倾化的关系,强调了正确认识历史问题的重要性     

抗战时期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反思

本文由胡适对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评价、中日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两个层面,梳理和阐释了胡适对中日现代化进程问题研究的历史深度和理论贡献。胡适立足于中日两国历史的比较,进而归纳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反应类型:发散渗透型与中央控制型。在众说纷呈的抗战思想论观中,胡适独树一帜,其在抗战时期初步成型的中日现代化历史比较研究理论模型探讨,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胡适没有局限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一般性揭露,而是通过对长期流传的所谓日本现代化成功论的历史分析,揭示日本社会深层次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困惑。胡适对19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民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成绩的肯定,是其思想复杂性中占主要方面的一个认识;他所归纳的文化冲突的理论及规律模式,与他对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成绩观察紧密关联,也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诸多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历史新视角,其理论价值不容忽视。从胡适所已经尝试的由现代化视角进行中日现代化进程历史比较研究来看,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确是一个历史时期已存在的学术主题。笔者认为,此方面学术研究成果的继续挖掘,于当今的抗日战争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论德日两国二战后对谢罪问题的认识

德日两国在战后谢罪态度上的迥异表现主要体现在对战争性质和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上,在战犯的处罚问题上,在战争的赔偿问题上,在历史教育问题上。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国际社会给予德日两国的影响不完全一致,以及两者存在极大的个体差异。     

中日政治经贸关系现状论析

一、中日政治关系曲折发展 　　纵观中日交往的历史,交织着友好的往来和恶意的战争.1972年,我国与日本建交,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我国放弃战争赔偿和日本对我国提供经济援助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良好发展的基础.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开始了中日最高领导层的互访.中日关系发展进入高潮. 　　……     

甲午战争与中日两国的历史命运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是日本企图征服中国和朝鲜而发动的不义之战,战争以日本胜利、中国惨败而告终。这次战争尽管时间很短规模不大,但它对中日两国的命运以及东方形势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深远影响。因此,对这次战争进行历史的估量,是很有意义的。一、战后中日两国国际地位的变化     

解析甲午战争中日之成败

两国军事的较量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的综合较量,具体来说则是参战人员、战略战术、武器等的较量。甲午战争对于中日来讲都是一场决定国运的关键一战。中国之战败,从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意志、战局判断、战前工业、军政体制、战争准备等方面的比较就可见一斑。     

解析甲午战争中日之成败

两国军事的较量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的综合较量,具体来说则是参战人员、战略战术、武器等的较量。甲午战争对于中日来讲都是一场决定国运的关键一战。中国之战败,从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意志、战局判断、战前工业、军政体制、战争准备等方面的比较就可见一斑。     

关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思考

所谓历史问题,并非历史问题本身,而主要是对历史认识的问题。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特别是当代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中日间差异相当大。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战后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只是有时显得比较突出,有时可能又被一些倾向掩盖住了。具体剖析靖国神社、日本历史教科书、战后民间诉讼、遗弃化学武器等典型问题,均可以看出两国在认识上的差异。     

战时围绕卢沟桥事变的纪念活动与战争认识建构——评邹灿著《日本与中国的“卢沟桥事变纪念日”》

正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间,中日两国的战争记忆、战争认识存在不少分歧。一般来讲,日本民众的战争记忆往往与东京轰炸、冲绳战役、原子弹爆炸等"受害"经历有关,"美英同罪史观""自卫战争史观""解放战争史观"等认识长期存在。【注文1】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基本围绕"侵略—反抗—胜利"的逻辑链条展开。遭受侵略是该链条的起点,否认或美化侵略都是难以接受的挑战。很明显,围绕着同一场战争,中日有着不同的战争记忆和战争认识。引发两国产生分歧的根本原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几个问题

2010年1月,历时三年完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正式向社会公布,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共同研究报告书代表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现状,对加深两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以及在一些重大历史认识问题上接近或达成共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报告书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关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阐述,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下面即结合自己对中日报告书的解读,从日本对华认识的角度,谈一下个人意见。     

笔谈“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2006年12月,根据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和两国外交部间达成的实施框架,中日两国各10位学者组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就中日历史问题进行研究。2009年12月,委员会宣布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结束,并公布了研究报告。研究报告由中日两国学者就共同确定的题目而分别撰写的论文构成。人们一般认为:历史问题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但什么是历史问题?历史认识的分歧点在哪里?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否可以解决?如何寻找解决历史认识分歧的方法?许多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予以回答。而此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次尝试,或者说迈出了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第一步。本刊拟分两期约请各界学者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及其研究报告以笔谈的形式发表意见。     

日本靖国神社问题的历史考察

内容提要靖国神社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为宣扬为天皇献身的精神而建立的,它利用了日本神道教的国教的地位,把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阵亡的日本军人作为国家的“英灵”,使靖国神社成为战前日本的“国家宗祠”。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靖国神社更成为鼓吹军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工具。战后,靖国神社在形式上失去了国家神社的地位,但仍是日本右翼势力和保守政治家的重要政治阵地。他们竭力争取恢复靖国神社在战前的显赫地位以及鼓动“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实际是为了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和罪行,否定战后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历史的正义审判,同时也是要用靖国神社这一精神枷锁使日本人民持久地受到桎梏。我们应当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角度,从思想与战争认识的深度思考靖国神社问题。     

关于日本学生战争历史认识问题的考察

本首先考察了日本学生战争历史认识的现状,指出在日本学生的战争历史认识中。尽管正确的战争历史观起着主导作用,但重视日美战争而忽略日中战争的倾向性、重视本国受害而忽略加害他国的局限性等偏差还是相当严重的。其次考察了日本学生获得战争历史知识的途径,指出其途径主要有3个．即亲友讲述、教师传授和社会传播。其中亲友讲述战争经历的传播作用越来越小。教师传授是当今学生获得战争历史知识的最重要途径。社会传播的作用也逐年增大。日本学生战争历史认识问题的态势是向着隐匿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方向发展。     

评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

从80年代初开始,日本掀起了一股否认战争责任、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赔偿的历史修正主义逆流。到90年代,这股逆流越发泛滥,并同日本政府、议会、执政党的部分高官、财界人士及右翼势力沆瀣一气,形成了一股在不同程度上干预朝政、影响民众、改写历史的政治力量。本从历史修正主义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切题,评述了各历史修正主义团伙、派别的理论观点及其实质,揭示其在各类社会活动中的表演,进而把历史修正主义的真实嘴脸暴露在读面前。     

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思考

作以新闻记的敏锐目光,对“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公民”、“历史”两册教科书的内容予以了严厉的批判。指出这类教科书是战争时期《国史》亡灵的再现,并围绕着日本的殖民统治、战争犯罪、日本同周边国家关系、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阐明了作的观点。批驳了“编纂会”教科书中的谬误,同时,针对日本民众中关于战争认识的某些模糊观念,予以了说理式的释明。     

欧洲经验对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启示及其局限

有过战争经历的国家进行共同历史研究、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以达成历史共识与和解,促进和平友好关系的重建,在欧洲有着较长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的教科书合作被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欧洲经验可以在宏观认识和具体策略上给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和教科书合作提供有益的借鉴,但中日历史问题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成因,在许多方面无法复制欧洲经验,中日历史问题的解决需要参与各方做出富有创造性的努力.     

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

一、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关系至关重要众所周知,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即中国和日本关于发生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在认识上的纷争问题。相对于日本来说,那是一场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驱使下进行的侵略战争,相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场自卫性质的反抗侵略的战争：日本是战争的加害者一方,中国则是战争的受害者一方;战争最终以日本侵略的失败和中国反抗侵略的胜利而告结束。毫无疑问,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在战争状态结束以后谋求恢复邦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正视过去以及正确地认识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必不可少的前提。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关系之所以至关重要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