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法国旧制度末年的教会免税特权

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国绝对君主制国家试图对特权团体征收国家直接税,而法国教会对政府的新税收政策进行了最为成功的抵制。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法国教会内部严密的组织性、它的特权与旧制度的财政体制的共生关系,以及支撑整个等级特权制度、王权亦不能僭越的传统价值观。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教会与王权在税收特权问题上的斗争突出地反映了绝对君主制国家改革的局限性,以及法国大革命在实现社会和政治整合方面的必要性。     

法国大革命与近代欧洲档案学的形成

封建时代的法国是个封建关系充分发展的国家,因此封建档案形成较早且充分,并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特权的武器。惟其如此,法国大革命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进行资产阶级档案工作改革,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法国大革命对于欧洲资产阶级档案学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具体阐述了在大革命中形成的法国资产阶级档案制度及其对欧洲各国档案制度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财政问题与法国大革命

财政问题与法国大革命刘大明财政问题及各执政党派实行的财政政策对大革命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这一课题,国内史学界尚无专文论及,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国家财政亏空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此后,财政状况更加恶化,成为旧制度留给大革命的最棘手的难题。历...     

柏克《法国革命论》中文版译者序北大核心CSSCI

一 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年）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理论家,《法国革命论》是他最享盛名的一部作品。这本书写成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次岁,它和大革命前两年英国作家扬（Arthur Young）所写的《法国旅行记》同为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当时英国两部最重要的第一手历史文献。     

内容提示

<正>本辑"名著解读"由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执笔,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究竟表达了什么思想?为什么王岐山多次提倡读这本书?李宏图教授沿着托克维尔的思路解读托克维尔。大革命前,法国专制权力控制了整个国家,取代了原本自然存在充满活力的社会运作体系。人民不再是受强制的服从,已成为具有奴性与毫无自由知性的受奴役者。革命没有改变人们的思想和心态,这是专制制度不     

法国大革命1792年宣战动因析论

本文从分析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着手,探讨了大革命时期法国对奥地利宣战的动因问题。本文认为,《皮尔尼茨宣言》并不对大革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逃亡贵族的政治活动是大革命的心腹之患;宣战不是少数人的阴谋;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现象推进了法国的宣战。     

法国大革命与20世纪之中国

在北京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我们不能不思索的是:法国大革命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以及它所树立的价值在今天的意义。现代中国从20世纪初算起,长期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民主革命,经过10年,     

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法国大革命——评马生祥著《大革命与现代化》

马生祥著《大革命与现代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有一个副题：“1789—1830年的法国”。这表明作者要考察的是一个长时段，它已不限于我们通常所说的1789—1799年的10年法国大革命，而是把资产阶级最终稳固地夺取政权和法国现代化最终启步、法国经济开始起飞，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完整过程来考察，时间跨度从旧制度末期一直延伸到19世纪中叶。     

不合理“劳教”制度引爆法国大革命

时下,一本名叫《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专业书籍成了大众畅销书,尤其成了众多政府高层,有识、有忧之士的案头读物。这本书说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其实,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还有许多的因素促成了革命的爆发,而被称为密札的制度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特派员浅析

特派员一职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权建设的一个独特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为保证法国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大革命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史学界对此尚无专论。本文试图从特派员一职的历史演进、权力变化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19世纪高卢主义滞留和衰落的启示——以1801年政教协约为个案

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法国的政教关系长期处在政教协约体制的语境中,即便在1789年的大革命以后,教会重建的法律和政治保障仍然是拿破仑与教宗庇护七世签订的1801年协约。法国同时又具有所谓的高卢主义传统,强调地方教会的权利和国家对教会的控制。在法国,由1801年协约签订到1905年协约被废除、政教分离法颁布,高卢主义传统有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逐渐取代了政教协约体制。这一时期的美国天主教徒早已接受了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他们对法国宗教政治的看法有趣而深刻,有助于我们认识法国特色的政教关系。高卢主义的式微是西方国家政教关系现代化的一个代表性事件,其结果是政教关系之法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趋同。     

再论法国大革命的财政起源

旧制度末期的财政危机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通常认为的税负过重和借贷过多似乎不是问题的关键。税收体制固有的缺陷限制了政府从增长的经济体中汲取资源的能力,无法为法国的公共信贷提供良性的支撑。普遍税的推行对免税特权的冲击,引发激烈的政治论争,影响到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舆论环境。历次的债务违约导致路易十六时期借贷利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难以消解。政府试图进行理性化的制度改革,但是君主制的内在矛盾,加之公共舆论对其行动能力的约束,使旧制度末期的财政困境陷于无解。从税收体制、公共信贷和君主政治的交互作用所构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语境中,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大革命的财政起源。     

法国大革命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兴起

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意义重大的革命运动,对同一时期包括拉美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史学界在论述拉美独立运动爆发的外部因素时,常常提到欧洲启蒙运动和拿破仑战争,而忽视了法国大革命本身的作用。实际上,启蒙运动正是借助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才在拉美地区得到广泛传播,而拿破仑战争则是法国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因而法国大革命是拉美独立运动爆发的重要推动力量。     

略论1787—1788年法国贵族与专制王权的冲突

1787—1788年法国贵族与专制王权之间的冲突是大革命前夕法国发生的一次重要历史事件。我国史学界对此至今尚无专论。本文试从这次冲突的基本过程、原因、性质及其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等方面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一为了更好地分析这场冲突的性质及其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简要概述一下这场冲突的基本过程很有必要。这场冲突的导火线是18世纪末法国的财政危机和财政总监卡隆的改革,它以显贵会议的召开为开始的标志,以专制政府答应召开三级会议为结束的标志,其间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     

试论19世纪30～40年代法国共和运动的勃兴

19世纪30~40年代是近代法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共和派为继承大革命精神、发扬共和原则和实现共和制度,进行了持续的斗争,共和运动因此勃兴。这场共和运动方式多样,派别众多,为法国最终确立共和制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群众基础。     

《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治》

正汤晓燕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版。介绍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浩如烟海,而作者独辟蹊径从女性服饰与政治关系的角度,结合当前最新的性别研究和表象研究,细致地考察了大革命前后女性服饰的变迁。作者指出,一方面,政治文化与社会等诸多要素影响着服装的变化;另一方面,服饰也对社会有教化、区隔以及引导的作用。因此,服饰不仅仅是深层社会     

法国共和二年非基督教化的研究

国内法国大革命史学界对非基督教化问题以前似很少论及,对有关的研究状况亦不甚了了。本文意欲以非基督教化为线索,对它与革命本身的关系、特点、影响等一些问题展开深入的综合分析研究,试图从一个新的侧面来对法国大革命作一次再认识。     

一部别开生面的法国革命“暴力史”——读马丹《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

关于法国大革命,可以做历史“书写”的方面很多,比如可以写它的社会史,可以写它的政治史,可以写它的经济史,也可以写它的化史……而这些也都是早就有人做过的事,听来已经不新鲜了。但2006年3月间法国首席大革命史学家马丹推出的一部法国革命“暴力史”——《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听起来不但新鲜,而且还有些另类的味道。该书含有极丰富的学术信息,既综合了近年来有关大革命进程研究的大量新成果,也显示了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最新发展动向,很值得一读。[第一段]     

论雅各宾派土地政策的得与失

土地问题是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它的解决程度与方式直接决定了革命的彻底性与近代化道路.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采取与前任完全不同的革命性土地政策,推进法国革命的进程,对法国未来社会的转型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大革命前后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从托克维尔的一个误判谈起

托克维尔对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曾做出推断。托氏认为,革命前法国农民已经是土地所有者,因此法国农民强烈仇恨封建权力。托氏的逻辑是,封建权力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然而以事实为依据,托克维尔关于革命前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推断是个历史误判。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村,农民身受教俗贵族和王权压迫,封建特权因其行将就木而更加苛刻。"年贡农"是习惯佃农主体,仅有残破的权利;众多分成佃农和无地农,与土地没有任何产权关系。农民土地问题是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法国大革命打击了封建权力,不断消解佃户的封建义务,土地混合产权正在被单一私人产权取代,法国农民越来越接近成为自己土地的所有者,然而这种情况发生在大革命之后,而不是托克维尔所断言的大革命之前。大革命推动了农民土地确权,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